本文作者：劉金利 謝玉 單位：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湖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

西方體育倫理學價值的基礎

體育本是生命原欲的象征、人體本能的表達，但人們并不可以無節制的追求自身的欲望，否則會損害到他人的利益，因此必須通過公平立法使個人的私欲納入理性的軌道，只有在理性的法則之下每個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滿足[1]。而西方體育運動的規制便是西方私法在體育領域的體現，他最大限度的保護了個人私欲，讓人們在規則和道義的允許范圍內顯示自己的技能或武力，它是一種道德原則和體育風尚，是人類由獸性向人性的超越，是歷史文明的演進，體育規制讓體育的野蠻與文明之間的裂隙得以彌合。體育運動的“公平競爭”、“運動家風度”等體育道德至今仍是歐洲與北美一些發達國家中最重要的社會倫理尺度之一。

清末著名學者王國維在1906年發表的《論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闡釋他的教育觀認為人之能力分為內外二者，一種是身體的能力即體育，一種是精神的能力即智育、德育和美育，只有兩者調和發達，人才是完全的人。毛澤東對此作了補充和發展，將肉體與心靈之間作了線性因果解釋，并形成了毛澤東特殊的教育觀：“體育之效在于強筋骨，因而增知識，因而調感情，因而強意志”。他進一步認為肉體與心靈之間的關系如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肉體即基礎，心靈即上層建筑，雖然在他的《體育之研究》中并沒有講心育對體育的作用，但心育對體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心靈與肉體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促進關系。正式基于這樣一種關系，西方體育運動塑造中華民族的倫理精神才成為可能。

西方體育——對民族性的重塑

中國的進步學者和思想家們如嚴復、梁啟超、陳獨秀、魯迅、毛澤東等指出了中國倫理結構中的病態癥狀，中肯地分析了西方社會倫理道德中的“獸性”、“尚武”、“勇敢”的歷史作用與教育學價值，像希臘的體育精神和尚武精神、歐洲的騎士精神無疑為他們的民族發展提供了道德依據，并且西方人的行為信條、倫理道德中有很多體育的內容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體育的產物，在推進西方文明的演進過程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中國不乏類似于西方的騎士精神、尚武精神，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有武士、武俠精神，并在先秦時期備受推崇，但自秦漢以來這種原有的“武士道”精神慢慢的丟失了，兩漢時期，儒學受到當時統治者的推崇，成為當時的“官學”，從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東漢光武帝時期的“大興儒風”。興太學、觀禮儀、講經綸的文化之風在兩漢時期風靡全國，同時也使“重文輕武”的觀念成為中國整個封建時期一種重要的的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典型代表的武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封建時期各朝各代都有過“禁武”的政策，可以說武術一直作為一種“末技”存在于各朝各代之中。這也反映了中國傳統的教育和文化思想中，更多的強調禮儀，回避肉體，強調差等格局，限制本能欲望，注重修身養性，鄙視勇武，以嚴復為代表的真正了解中西思想差異的近代學者，指出了近代中國的被動挨打，其原因就在于民族的“體力”、“精神”、“道德”三個方面的嚴重落后，中華民族在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的統攝之下，民族精神氣質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弱”的基本格調[1]，而西方體育恰恰彌補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能夠有效促進中國民族性格由弱向健、由柔向剛的轉變，讓文明的精神與野蠻的體魄得以平衡。

張岱年先生認為，西方文化是一種海洋型文化，其由于自身資源的匱乏，在其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要通過武力對外進行掠奪、擴張，西班牙、荷蘭等國家的對外擴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隨著歷史的進步，這種海洋型文化逐步成為西方文化主要的特性，競爭則成為海洋型文化的主要內容之一，而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中的西方體育自始至終都是強調競爭的，既是在被稱為“黑暗時代”的歐洲中世紀，其體育也沒有消亡，還保留著角斗的風范[2]。西方體育文化強調競爭、強調取勝、強調個性的宣揚，競爭性是西方體育最顯著的特征。西方體育文化帶有強烈的攻擊性，教育人們學會競爭，勇于追趕，可以說西方體育文化是“狼”性的。中國文化是一種大陸型文化，中國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各種地形縱橫交錯，中國四周有著天然屏障，使中國人與外界聯系甚少，中國大部分地域屬于溫帶，氣候適宜，四季分明，十分適合人類居住，再加上中國資源豐富，人們衣食無憂，中國人自古就過著自足自給的生活，正是由于這樣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形成了含蓄、自省的大陸型文化。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遠程航海就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但是鄭和下西洋與西班牙、荷蘭航海不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為了炫耀大明王朝的威望、進行物品上的交換，而不同于西班牙、荷蘭對于外國資源的掠奪。中國文化是一種反省內求、安身立命、修身養性的大陸型文化，這種含蓄、內省的文化特征也極大的反應在我們中華民族的體育項目和民族的國民性上，中國人歷來不好爭斗，視爭斗為“匹夫之勇”，在處事作風上，沒有西洋人、南美人的那種蠻力，且中國的農村社會安土重遷，是世界上最少變化的社會，缺少刺激與競爭，不容易產生冒險與開拓精神，因此西方體育文化可以彌補中國國民性在這個方面的不足。

中國是一個倫理規范非常濃烈的國度，人們的個性與自由被束縛三綱五常和儒家道德倫理之上，缺乏公平、平等的觀念。中國儒家思想對于人們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要求，個人“修身”是為了“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說個體是作為群體社會的一部分，事事以國家為重，個人利益作為群體利益的附屬物而已，中國人自身人性得不到好的發展；即使到了大力提倡民主與自由的21世紀，中國社會仍擺脫不了人情關系法則，在中國社會辦事，人情、關系、面子占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因而造成社會公平機制的欠缺和人性的壓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西方世界早在希臘時期手工業、商業等就很發達，其商品經濟發展迅猛，隨著以平等交換為基礎工商業的發展，西方個人本位的思想被喚醒，為了維護個人利益，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定的規則，來約束個人欲望，實現平等交換。同時也正因為如此，西方體育活動堅持個人主義，提倡個性解放，宣揚個人獨立，突出個人自由，尊重個人權利，重視契約關系。西方體育運動為現實社會的人提供了一種最形式化的理想的公平競爭空間，尤其競技運動具有“純粹”的公正性，在某種程度了，促進國民個性的覺醒，以及自由平等觀念的深入人心，進而推動社會的公平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