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東浩 單位：南開大學哲學院

比較邏輯學研究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隨著實踐的發展，認識的方法會逐步多樣，認識的層次也會逐步深入。并且在研究實踐的過程中，隨著研究者閱歷的增加，人們對比較邏輯學研究中所體驗到的具體內容的比較探究，會越來越細微和深入，認識也就越來越深刻;同時，也會知道原有的看法是否正確，并為以后的認識積累經驗。

比較邏輯學三個層面研究中的認識論前提。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初級階段———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它是對三支邏輯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較邏輯學整個學科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在對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的探討中，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是因為:其一，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其本身關于描述的含義必然是對元典進行史料考證與挖掘整理，而后才會得到所需的基礎知識。這就需要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二，描述的比較邏輯學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邏輯體系中具備可比性的信息源。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從整體出發，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初級階段的探討，歸納、總結、提高，并在實踐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達到文字表述的信達雅，即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1］所謂“信”，是指內容準確無誤;所謂“達”，指的是表述內容時運用的語言通順、妥帖;所謂“雅”，是指言辭文雅。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它強調對古代、近代與現代三種邏輯之間的縱橫比對、同異比較，建基于描述的比較邏輯學之上。在認識論層面，它突出表現在從客觀的事實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從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進行縱橫、同異比較。這是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必經階段，更是對于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升華。最終，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匯通的比較邏輯學研究”，它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三者內在關系的透視匯通為基本研究對象。這一階段是認識論中的理性形成、實踐、輪回乃至飛躍的階段。它不再僅僅局限在對所認識事物的描述或評價，而是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縱橫層面突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限制，使點、線、面之間有一定的建構和匯通，從而形成理論并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提高。

比較邏輯學研究歷史進程中的認識論思考。比較邏輯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凸顯學科魅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具備了理論的基礎。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則是認識論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表現。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人們在實踐基礎上所得到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初級認識是感性認識，它包括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必須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即遵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最后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以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論知識體系，即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對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對事物的本質、全面的反映，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最后，認識的能動性不僅表現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而且還表現在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能動飛躍。人們在獲得理性認識以后，通過種種形式使之應用于實踐，向現實轉化。這是實踐檢驗理論、實現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在理論檢驗的過程中，又使理論更加完備。現以張連順(順真)教授所定義的“現代量論”的兩個時期為例進行說明。張教授將自1900年以來的“現代量論”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和1945年以來的“新古典量論學派”時期。其中“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以及“現代量論”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時期。

張教授認為，“以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為代表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性質的‘現代量論’學家，多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康德的先驗邏輯等為解釋范式，實施歐洲哲學邏輯學向‘古典量論’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陳那幾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這在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沒有體現事實本意，從而是歪曲的理論。同時張教授還認為，“現代邏輯特別是符號邏輯開始向‘古典量論’實施映射，‘古典量論’中以‘比量智’為核心的建構系統被人為地從‘現量智’與‘比量智’的‘二量’系統中剝離出來，并將作為自我思維的‘自義比量’與作為自我思維在交往情境中的‘他義比量’的明顯特征強行取消由此變成單一的自我思維之形式的邏輯思維，以此強行將比量智納入到歐洲邏輯的系統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中將量論二量閹割為一量，并將二種比量強并成一種比量，終以‘古典量論’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歐洲邏輯為內心之快慰”。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也就是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過程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究其原因，張教授以為:“這是歐洲現代強勢文化心態在佛教量論因明學研究中的一種自發性反應，更是近代晚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歐洲現代邏輯‘去心理主義’思潮之邏輯方法論在解釋‘古典量論’時的自然映射。”①第二個階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隨著歐洲邏輯學內部對符號邏輯的反思而形成的懷疑反思階段。張教授認為它關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去心理主義”的邏輯學體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單向度的符號邏輯體系對“古典量論”生吞活剝的映射是否合理。

隨著實踐的進一步變化、發展，量論“歐洲系統”終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論”特別是印藏系統全面回歸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論學派”，它建立在量論方法論的根本轉變之基礎上，其代表在歐洲即是現代量論“維也納學派”的開拓者弗勞瓦爾納(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東方即是《佛教邏輯學之研究》一書的作者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對現代量論“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時至今日，依據作為最新邏輯學的符號邏輯學之模式將佛教邏輯學與歐洲邏輯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之嘗試，在一定范圍內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邏輯學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邏輯學之符號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實行，而不能被符號化因素之存在益發明顯，于此出現了新的問題。實際上，唯這沒能夠被符號化之部分顯示著印度獨特之立場，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決之課題。”(同上)張教授斷言:“這是由現代量論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走向‘新古典量論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是吹響復興古典量論本義之境的理性號角。”②基于對現代量論發展歷程的比較研究，可以凸顯辯證唯物認識論所體現出來的價值，比較邏輯學的研究必須以此來規范學習和研究，從而在挖掘歷史資源的過程中摒棄錯誤的理論觀點，并且在實踐中培育正確的理論，以指導實踐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