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曲玉紅 靳清 單位：中國計量學院后勤服務公司 中國社會科學院

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一重大問題，無論是總的社會物質福利還是個人主觀上的福利都一樣處在危險之中；經濟的增長也就背離了它的真實意義。另一方面，技術的等級決定著經濟的等級，因而可以說，當今經濟世界的絕對支配力量不是文化、制度，也不是地理稟賦，更不是人的膚色，而是科學技術及其范式。

循環經濟作為廣義經濟問題的特例，有技術范式與經濟范式的豐富內涵。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指出：“人類一方面在創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毀滅已有的文明，生態環境惡化如不及時遏制，人類將生活在幸福的墳墓之中。”這被認為是“循環經濟”的第一次鳴響。

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是樂觀的時代，她堅信進步。19世紀中葉，非技術的專家們幾乎不約而同地都為人造環境日益發展壯大而陶醉。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就是新技術的表彰大會，功利主義哲學家們也認為“機器”幫助社會實現著“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新技術完全適合于新自由經濟。但是即便在技術就要成為迷信的時代里依然有人冷眼旁觀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種反技術傾向還是印刷在反技術文學作品里，像《寂靜的春天》、法國波爾多大學教授杰克•埃洛爾的《技術》。埃洛爾認為，技術已經變得強大，以至于政治和經濟這樣的社會現象都是“屬于它”，而不是“被它影響”；現代人的心理狀態完全為技術的價值所支配，技術把人類從時間和空間的許多限制中解放出來，但是解放意味著什么呢？解放會朝著完全有益于人類的方向發展嗎？

1980年，美國國會頒布了《綜合環境反應、補償和責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這一法案賦予一系列“責任方”“嚴格的責任”，以令他們負擔清除環境中的有害廢物的成本，法院里關于“刺破公司有限責任的面紗”的案例不斷增多，這意味著股東應該對比他們投入更多的財務損失負責任。科爾內（JanosKornai）的“軟預算約束”不幸成為傳統計劃經濟和現代市場經濟都被感染的“病毒”，只不過表現出來的病癥不同而已：傳統的國有企業在“軟預算約束”下經營，它們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轉嫁給他人，尤其是轉嫁給國家。因此，他們沒有責任感，也沒有效率；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則鼓勵了公司去進行經濟冒險甚至是不道德的冒險。而“看不見的手”范式對“軟預算約束”不能有效“殺毒”，因為這三項制度——有限責任制度、中央銀行制度、破產法——被“看不見的手”遺漏了。在這個隱藏著破洞的經濟范式里，技術可能被人類領入歧路。

“治道失于下，則天文變于上。”這句中國漢代唯心主義哲學的“天人感應”成為了現實世界的“解說詞”，氣候問題、極端天氣、臭氧洞警示人類要保障共同的未來，要“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二為一”。實際上，技術范式與經濟范式是一條道上兩套車。經濟上苛求速度與消費，因而對這個星球“暴飲暴食”；技術的神通廣大也在大眾意識中形成一種新的“讖緯迷信”，以為技術帶來的問題技術可以解決。

事實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不徹底性隱約露出技術的“命門”，技術不一定就是“全能戰士”。二次工業革命以來，能源的消耗也包括其它資源消耗已經進入倒計時，而技術并沒有解決能源接力的下一棒。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些學者還認為：能源技術的基本約束條件不是資源問題，而是環境問題。現在的情況是二者都是問題。技術與經濟必須聯袂尋找一條“回路”。自工業革命后，人類選擇的范式路線也是直線的，其基本特征是從自然界中大量獲取資源，進行大量的生產和消費，然后大量向環境排放廢棄物，并已經超過自然界的自凈化能力，即“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單向線性開放式模式。這種單向線性開放模式也像蓋倫的學說一樣，必然讓位于具備“回路”的模式，這就是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一新范式，它具有兩個向度——經濟的向度和技術的向度，既規定著經濟的取向，也規定著技術的取向，是技術范式與經濟范式的合二為一。經濟向度上，目標函數不再僅僅是“充分就業”，或者“總的社會物質福利”，而是要加入“環境福利”，也就是消除企業的“外部性”問題，以修補“軟預算約束”的漏洞，“看不見的手”范式也就一定程度地實現了“超越”；技術向度上，實現技術的自我“節約”和“清潔”，構造生產的“閉路系統”，以減少對環境的榨取與傷害。由此不難得出基本的結論，循環經濟具有技術與經濟范式的內涵，人類提出循環經濟的各項理念與措施時，必須同時考慮技術與經濟的規律，需要二者充分協調，用新的信念、周全的技術方法應對技術經濟發展中的資源與環境問題。只有人類感召于這一信念，才有望確立真正的循環經濟范式，這種范式才有可能造福于人類、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