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紅雨 艾小平 單位：喀什師范學院 華中師范大學

第三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指出,要尊重民族特點,民族教育的內容應采取適合與各民族人民發展和進步的形式;民族文字教材要反映地區特點和文化傳統;在辦學形式上,要采取多種形式。[4]邊疆地區大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有自己的文化，學生大部分時間學習的課程，隱含的文化與學生生活文化相差很遠，課程中靈活穿插民族優秀文化，發展特色的民族教育。教育對象的特殊性。教師在教學中必須以充分了解少數民族學生獨特的文化-心理結構,認識少數民族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3]邊疆民族的教育對象有民族性、地域性、教育根基低、學習氛圍差，教育資源短缺等等，都是在教育過程中不能忽視的因素。此類地區主要聚居著少數民族同胞，甚至是多民族聚居，有各自的語言、文字，孩子一出生接觸的便是本民族文化，在接受基礎教育之前已經形成特有的民族性格、心理、情感、價值觀的雛形；新基礎課程改革綱要中明確提出“統整學生的生活世界和科學世界,增強課程的生活化”，明確邊疆民族地區教育對象的特殊性，給他們提供“生活化”的教育。

教育評價的單一性。教育目的是規范課程目標的重要因素,學校性質、教學內容的不同影響,需要教育評價的“多元性”。[3]雖然國家目前大力推廣“素質教育'，教育評價的單一性特別是體現在“分數論高低”，邊疆民族基礎教育評價也不例外。邊疆地區教育氛圍的落后、教育對象的特殊性、地區文化的多元性、教育資源的落后等要求教育評價功能的多元性。內地使用的評價量表、評價工具等，在邊疆民族地區由于教育對象的差異而失去原本功能。比如雙語教育中，“漢語能力”意在考察學生聽說讀寫，是評價學生的重要標準；而忽視了民族語言的學習，是教育教學的誤區。[5]由于邊疆民族地區基礎教育起步較晚，教育水平較為落后，以往研究邊疆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的學者大都從社會學視角出發，重在外在因素的影響，沒有深刻分析阻礙其發展的深層次原因。

邊疆少數民族基礎教育落后的深層次原因

（一）教師工作任務繁重，師資力量薄弱。邊疆民族地區事關國家政治穩定大局，教師不僅僅要完成指定教學任務，節假日還要求教師輪流值班維護地區穩定。民族成分復雜、經濟社會條件相對落后、語言、生活習慣等障礙，都是難以吸引高學歷、素質高的教師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從事教育事業的原因。如貴州每年考上省外高校的近萬人，但畢業返回人數不到30%，而有成就的在職在校教師特別是高等院校教師,卻往往因得不到重視而向外流動。[4]此類地區培養的“高素質”人才，水平大都低于內地師范學校。國家在此地區推行的“雙語教育”，教師質量和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精通民族文化、主體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綜合型教師則更為稀少。

（二）教師“民漢教學語言”轉化艱難。掌握雙語成為邊疆民族地區教師基本能力的一種代表，在發展“雙語”教育的潮流中，國家培養了一批“民漢兼通”的邊疆民族教師，但是他們的漢語水平并不高。教師長期生活在此，大都習慣了使用本民族語言，形成了獨有的思維模式。由“民語”向“漢語”的轉化艱難，少數民族教師在“雙語”教學過程中，“教學語言”的精確性轉換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獲得的。要求“雙語”教師本人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理解，生活環境、文化氛圍的不同，民族教師掌握了很多漢語的應用，也難做到精確理解。特別是在理科教學中，國家要求必須用“漢語”授課，解釋復雜概念可用民族語言來輔助。為應對“雙語”轉化，出版了針對雙語教師的民族語言教案，但教師“民漢教學語言”的精確轉化一直困擾著邊疆民族教育。

（三）教學評價、教學內容、教師培訓的不足。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雖然在地理位置上和內地相距甚遠，也深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基礎教育雖處于濃郁的民族文化氛圍中，但教學評價以“漢文化”的國家課程的考核分數為主。在教學內容上，只關注“國家課程”要求的課程內容，而忽視了本地區獨有特色的“多元文化”資源。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由于專業化發展水平較低，較為被動，不能恰當的融合身邊的特色文化，造成了基礎教育和現實相“脫節”；加上遠離內地，“心理封閉”難免影響到教師。教師到內地培訓的機會少，難吸收先進的教育理念，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比較弱。教師教育方式落后，教學內容年復一年的重復，教學資源閑置，自主性學習意識差，創新意識薄弱，加重了民族教育的落后。

（四）在借鑒教育先進地區教育成果時，忽視文化的“適切性”。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已經被認可，不要陷入“漢文化”一統中國的盲區，各民族文化融合發展。既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也利于民族同胞的自我認同。[6]在此類地區很多學校制定教學計劃、安排教學內容時，力圖和內地學校一致，采用“拿來主義”的方式來借鑒發達地區先進的教學理念，而忽視了地區文化差異性的存在。先進地區實行的是課程規劃針對漢族學生，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則需要對漢文化、吐蕃文化、回紇文化以及其他多民族文化交融，重在構建教師的“多元文化知識結構”。[3]要根據邊疆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采取適合策略，不能一味借鑒先進地區優秀成果，忽視了自主性、民族特色的地方課程。通過對邊疆民族地區基礎教育滯后的特殊性原因分析，此類地區基礎教育的真正提高，必須走一條民族基礎教育發展的本土化道路。根據現存問題，提出提高邊疆民族地區基礎教育發展的策略。

為長遠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提出策略

（一）盡快促成民族教育立法。新中國成立以來，專門針對民族教育的法案還沒有出臺。2002年，國務總理李嵐清提出盡快出臺“少數民族教育條例”，以促成“民族教育法”，但至今“民族教育條例”還未頒布。致力于“少數民族教育立法”研究的中央人民大學教授陳立鵬，一直呼吁民族教育盡快立法，指出中國存在解放后出臺的《關于少數民族教育事業費的指示》、《培養少數民族師資實行方案》等專項法規，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不適用于民族教育中。[2]民族教育立法的實現，能夠解決邊疆民族地區教育方面的現存問題，從宏觀上把握邊疆民族教育的大方向，改變民族教育政策的“模棱兩可”，提升地區基礎教育教育質量。把民族教育政策扎入民族歷史文化的土壤之中,使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發揮培養民族人才與傳承文化的功能,使民族教育從數量發展模式階段邁入質量發展模式階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