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吳素春 聶鳴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相關文獻研究

創新型城市的概念最早由英國研究機構CO-MEDIA的創始人CharlesLandry(1994)提出，他認為創新型城市必須具備“三T”：技術(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寬容(Tolerance)[3]。隨后，很多國外學者從城市建設的影響因素[4]、城市產業[5]、城市治理[6]展開對創新型城市的研究，但研究視角拘泥于社會學，而且大都以某個具體的城市進行實證研究。與國外相比，我國對創新型城市的研究起步較晚。楊冬梅、趙黎明等(2006)較早對創新型城市進行系統研究，他們將創新型城市的內涵界定為：在新經濟條件下，以創新為核心驅動力的一種城市發展模式；一般是由區域科技中心城市發展演變而成，是知識經濟和城市經濟融合的一種城市演變形態；完善的城市創新系統是創新型城市的主要特征[7]。總體來說，國內對創新型城市的研究集中在創新型城市建設指標體系構建與評價和國內外一些創新型城市建設的經驗總結。對于創新資源集聚的研究，很多學者都是把它作為創新型城市的一個特征簡單描述。Gert-JanHospers(2003)指出創新型城市是孕育知識經濟的地方，一個富有競爭力的城市是集聚性、多樣性、不穩定性和良好聲望的結合體[8]。JamesSimmie(2001)認為城市創新主要源于典型的集聚經濟、相同部門企業的空間集聚，以及與其他更為高級的世界出口市場的聯系[4]。我國學者楊冬梅、趙黎明等(2006)認為創新型城市是創新資源高度集聚于城市空間的一種城市發展形態，是城市發展知識化和高級化的產物。建設創新型城市要具備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如經濟較發達、政府治理效率較高、科技資源聚集等[7]。當深入研究創新資源集聚時，學者們更多的是立足于區域創新系統[9-10]，這個“區域”可以是一個產業園區，也可以是縣域、市域，甚至國家。與創新資源集聚研究相比，學術界對創新資源流動的研究較少。有些學者側重于部門之間的創新資源流動[11]，有些學者則研究了地區之間的創新資源流動[12]。

評價體系設計

目前對于什么是創新資源還沒有統一的定義，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它必須是創新活動的執行者或服務者。普遍認為人才是創新的最重要的資源，教育和科技投入是創新的基礎。豐富的人力資源能為城市創造多元化的知識，掌握先進的技術并將技術成功商業化，提高城市的綜合實力。資金投人反映了政府、企業以及相關機構對創新活動的重視和參與程度，對人們掌握和使用知識進行創新和創造活動起決定性作用。知識儲備是知識經濟的源泉，也是城市創造力的源泉[13]。因此，文章選取R&D人員數量、R&D項目數、R&D經費內部支出、教育事業費和科學事業費反映創新的資源投入；知識儲備則由高校在校學生數反映。除了高校，研發機構和企業也是創新活動的主要參與者，特別是具備研發能力的企業，所以將研發機構數量和開展R&D活動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作為納入創新資源集聚的評價指標體系。

創新資源流動指標的選取比較困難，因為創新資源流動更多的是隱性知識的傳遞、擴散，嵌入在各式各樣的創新活動之中。技術成果交易額是衡量知識流動常用的指標，通過技術交易的資源配置作用，可以促進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之間的知識流動和技術轉移，使得大批科技成果實現了自身價值，進一步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由于外國直接投資能產生技術溢出，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通過技術、產品和要素的聯系，將內含的人力資本、研發、管理經驗等無形資本向東道國擴散，這種技術溢出有利于東道國的創新[14]。因此，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可以作為衡量創新資源流動的一個重要指標。信息設施作為創新資源的物質基礎，是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創造和信息傳遞的介質和載體，尤其是互聯網，作為發展最快的信息基礎結構，對知識的傳播和普及起著重要作用[13]。因此本指標體系用移動電話用戶數和國際互聯網用戶數兩個指標表征信息化條件，間接反映創新資源的流動程度。另外，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對外貿易活動的內容不斷拓展，除了傳統的貿易形式外，還包括運輸、保險、勞務輸出、旅游等，特別是經濟技術合作。而城市的發展必須積聚充足的資金，采用先進技術，培訓專門人才，廣泛收集信息，發展對外貿易對于實現上述目標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為此，進出口額也被納入衡量創新資源流動的指標體系。此外，隨著我國公共圖書館的逐步開放，公共圖書館成為了人們知識交流的場所，公共圖書館總藏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創新資源流動的潛力。

創新型城市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發展創新型經濟，而創新型經濟是以發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為著力點，以創新產業為標志的經濟。一直以來專利都是衡量知識產權的重要指標，所以可以用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來衡量創新型城市建設。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關于東亞創新型城市的研究報告，創新型城市必須具備高新技術制造業、知識密集型商業服務組織(KIBS)和創意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城市技術創新能力的最好體現，故將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列入指標體系。由于新產品銷售收入反映了以市場需求為基礎的產品創新，比較客觀地揭示了創新成果的市場價值，所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這一指標不可或缺。創新活動的另一主要成果是其對產業結構升級和業態轉型的推動作用，該作用通過GDP和第三產業產值來衡量，這兩個指標還可以反映創新成果的轉化與再生產。要實現我國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目標，順應當前全球倡導的低碳發展的理念，就必須致力于將產業結構從能源資源密集型為主向知識、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轉變，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加快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級，降低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為此，單位GDP能耗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是衡量創新型城市建設水平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標。

實證研究

利用表1的指標體系，文章對19個創新型試點城市的創新資源集聚、流動和創新型城市建設水平進行測量，并研究前兩者對后者的影響。文章選取2010年的統計年鑒，時期資料為2009年度，結合各個城市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第二次全國R&D資源清查主要數據公報，提取2009年的截面數據。其中，對于當年不可獲得的數據，筆者通過鄰近年份的數據推算；有些缺失的“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數據由筆者根據統計年鑒公布的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計算；“教育事業費”和“科學事業費”均為政府財政支出。為了消除變量間在數量級和量綱上的不同，便于后續計算因子得分，先將原始數據標準化，計算公式為z=xi-xs，式中，xi為樣本觀測值，i=1，2，…，n，x為樣本均值，s為樣本標準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