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玉峰 石洪順 賀字典 單位：河北科技師范學院 任丘市第二中學

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必要性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雖然普遍提高了，但與每年600多萬大學畢業生相比［5］，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新興產業不斷推陳出新，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如果缺乏一定的職業技能，就難以適應新形勢的要求。據統計，2009年我國1．45億農民工中，年齡在16～30歲之間的有65%左右的人只接受過初中教育，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不足20%［2］。但從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文化要求來看，21．8%的單位要求勞動者要具有大專以上文化，38．3%的單位要求勞動者要具有高中文化，只有26．8%的單位要求勞動者具有初中以下文化［6］，可見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遠遠滿足不了用人單位的基本要求，從而使其在激烈的就業市場競爭中一直處于劣勢地位。通過教育培訓，可以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掌握更多更好的專業技能，增強謀生本領，提高就業質量，有助于解決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開闊他們的視野，跟上時代步伐，推動城市化進程。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目標在于融入城市，成為名符其實的市民，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在進城務工之初甚至在學校學習階段就憧憬過城市的美好生活并希望在城市立足扎根［7］。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報告》表明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雖然目前有部分地區已取消了農村戶籍，然而市民在心理上并未接納他們，據調查，農民工認為市民對他們友好的占36．5%，不太友好以致排斥的占24．8%［8］，究其原因雖與市民對農民工的偏見有關，但更主要的是由農民工自身素質造成的。新生代農民工要想完成城市化過程，由農村人變為真正的城市人，在城市中和諧發展，就要不斷加強自身修養，改變傳統觀念。通過教育培訓可以加強新生代農民工文化、法律、文明行為規范等學習，使其深入了解城市，自覺增強對市民群體的歸屬感，克服鄉土文化中的封閉、內向、散漫等消極思想，以主人翁姿態，積極參與到城市各項活動中去，在心態、文化、生活方式上逐漸接近市民，最終達到與市民的心理融合。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不滿足目前生活現狀，對工作條件、工資報酬、福利待遇等有較高的期望。但由于其文化水平、技術技能等限制，新生代農民工入城后一般只能從事需要體力多、技術含量低的工作。由于工作環境惡劣，工資報酬低，與市民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會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是從小備受寵愛的獨生子女，進城后由于強烈的環境反差造成的心理負擔因期得不到合理的傾訴和宣泄，從而產生心理障礙，引發各種心理疾病，還有可能釀成悲劇。此外由于部分人法制觀念淡薄、對自己約束能力不強而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浙江省十里坪監獄對近5年入監服刑罪犯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服刑人員實施暴力犯罪和團伙犯罪的占當年新入監服刑人員一半以上，有的年份達七成以上［9］。因此通過教育培訓，一方面提高其綜合素質和就業所需技能，讓其掌握一技之長，提高就業質量，從而逐漸改善其生活狀況;另一方面，加強心理疏導和法制教育，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增強法制觀念，提高社會認同感。

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中存在的問題

目前雖有各類培訓機構對進城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但缺乏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農民工培訓工作由教育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多部門參與，缺乏統一領導，監管措施不力，致使教育培訓工作流于形式，沒有達到應有的教育培訓效果。目前頒布的有關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的文件多側重于對農民工培訓的措施和步驟、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訓配套保障措施，更沒有針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制定出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從而使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無法可依。國家非常重視農民工教育培訓問題，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投入大量資金，對提高農民工素質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由于農民工數量龐大，總體還不能滿足他們對教育培訓的要求，與國家對高等教育財政投入相比相差甚遠，國家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經費不足直接影響到對其教育培訓工作的有效開展。用工單位也沒有把對員工培訓作為一項投資，尤其是在當前大學畢業生供大于求的嚴峻就業形勢下，用工單位多采用“拿來主義”，不愿意為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買單。

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時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文化基礎，有的培訓機構將職業教育等內容直接移植到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中;培訓機構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多數教師是臨時招聘的兼職人員，甚至有的培訓機構聘用一些還沒有邁出校門、沒有任何實踐經驗的高校在校生，教師隊伍不穩定，教師素質參差不齊;更為嚴重的是培訓內容與市場需求脫節，內容老化，沒有針對性;多數培訓機構培訓方式簡單，仍以傳統的課堂講授為主，學員動手實踐機會不多，靈活性不強，學不到實用技能，不能有效地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和就業質量，調動不起其參加培訓的積極性。因此，多數人對培訓工作不滿意，據楊海芬等調查顯示，對培訓內容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占56．7%，對培訓形式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占32．3%［10］。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接受正規教育時間短，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對當前經濟發展和就業形勢判斷不準確，小農意識較強，缺乏市場競爭意識，只顧眼前經濟利益，誤認為不參加培訓也能“勝任”工作，不愿意投入精力和經費參加培訓。多數用工單位同新生代農民工簽訂的勞動合同期限短，甚至有的單位根本不愿意和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以規避由于簽訂勞動合同而引發的法律責任。由于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人生沒進行過認真規劃，職業流動性非常大，用工單位不愿意讓他們參加培訓，以免影響工作，影響單位的經濟效益。

加強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對策

農民工教育培訓法制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法律，現有的教育培訓機構多以獲得最大報酬為最終目標。培訓工作功利化，制約了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的有序開展。同時由于沒有專門的法律保障，導致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工作的監督和管理無法可依。因此，必須加強立法工作，建立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機構準入制度及獎懲激勵機制，進一步完善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加強教育培訓機構的鑒定、評估和監管工作，建立培訓資金監管制度，充分發揮社會、網絡、新聞媒體等監督和評價功能，樹立和強化新生代農民工的終身教育理念。明確目標，劃清職責，健全機制，理順關系，把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工作納入到法制化軌道。教育培訓經費緊張是制約新生代農民工素質的提高及城市化進程的瓶頸，盡管政府對農民工培訓經費投入逐年增長，但新生代農民工數量也在逐年增加，每個參訓人員得到的補貼微乎其微?？紤]到國家、政府和新生代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在政府逐年加大對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經費投入的同時，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實行多方位立體化的籌措機制，如單位從利潤中提取一部分，個人繳納一部分，社會捐助一部分，共同籌資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個人教育培訓專項基金，定期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科學文化、心理健康、法律法規等培訓，不斷提高其綜合素質和技能，加快其融入城市的步伐。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可在九年義務教育的最后一年或采取9+1義務教育模式，對沒有繼續深造意愿的學生實行分流培養，強化其職業技能和城市化心理輔導，與用人單位聯合定向培訓，直接為企業培養技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