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實證主義史學興起，實證主義史學的方法論基礎源自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在實證主義哲學的引導下，英國的巴克爾，法國的泰納、古郎治，瑞士的布克哈特，德國的蘭普勒希特等相繼加入到實證主義史學陣營。他們認為，歷史研究首先要確證史實，即盡可能地搜集一切史料，并加以精確考證;其次是揭示規(guī)律，即通過分析歷史事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找尋隱藏在歷史活動背后的規(guī)律性特征。在研究方法上，實證主義史學家不僅重視史料的搜集與考證，還自覺地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方法引入歷史研究。

蘭克史學和實證主義史學的興起標志著西方史學研究在經(jīng)歷了思辨哲學的洗禮之后開始走上科學化之路。當然，這種完全拋開了哲學思辨，過分依賴實證方法的歷史研究同樣存在缺陷:首先，由于對歷史事實的歸納具有局限性和不完備性，因此，單純依靠實證方法研究歷史不可能引申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規(guī)律，也不能預見未來，這就喪失了歷史研究對人類實踐活動的借鑒和指導意義。其次，過分依賴實證方法必然使得歷史研究喪失其應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實證主義態(tài)度總是以無批判的方式肯定各種各樣的經(jīng)驗，……我們甚至可以把實證主義理解為‘肯定主義’。”喪失了批判精神的史學家們只懂得以贊賞和肯定的目光來看待歷史和現(xiàn)實，卻不懂得歷史的發(fā)展恰恰源自于批判和否定。單純運用實證科學的方法研究社會歷史，會把當下存在的社會現(xiàn)實當作永恒不變的狀況，并從這種現(xiàn)實出發(fā)對社會歷史進行分析和論證，從而喪失了對現(xiàn)實的批判。

“哲學”與“科學”的融合:

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取向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研究沒有因循思辨的歷史哲學傳統(tǒng)，也沒有簡單復制實證主義的研究路徑。在他們看來，科學實證與哲學思辨，對事實的經(jīng)驗描述與辯證法的批判精神是互為補充、互為條件的。通過對以往社會歷史研究的批判反思，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哲學和科學交叉互補的方法論空間，在社會歷史研究領域創(chuàng)造性地實現(xiàn)了哲學與科學的聯(lián)姻。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批判思辨哲學，但并不否定哲學思辨本身。他們多次提出要“消滅哲學”，但是，他們真正“要消滅的不是一般的哲學，而是那種脫離實際的概念推演和思想上自我編織的幻想”。也就是說，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學是有明確指向的。他們沒有否定全部哲學，更不是要否定哲學這個學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那種自視可以凌駕于各門科學之上，用主觀臆造的各種聯(lián)系強行替代各種客觀聯(lián)系的舊哲學，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就是這種舊哲學的典型代表。當然，思辨哲學只是哲學的一種具體形態(tài)，而不能代表全部哲學，思辨哲學的沒落并不代表哲學思辨的價值也被同時湮沒。“思辨哲學和哲學思辨之間更沒有必然關聯(lián);……哲學思辨并不必然導致思辨哲學，思辨哲學的衰落也并不意味著哲學思辨本身不合理。”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以往哲學的最大問題在于沒有劃分哲學和其他科學的界限，試圖解決現(xiàn)實世界各領域中的問題。事實上，現(xiàn)實問題不是“以思辨和非實證為主要特征”的哲學所能解決、所應解決的，真正需要由哲學來研究解決的純哲學問題只是邏輯與辯證法問題。在面對現(xiàn)實問題時，哲學的作用體現(xiàn)在對相應的經(jīng)驗材料的“處理方式及其前提”作批判的考察上?？梢?，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沿用思辨哲學的方式構造虛擬的觀念世界，但他們并不否定哲學思辨本身。他們關于哲學反思和批判功能的闡釋就是對哲學思辨的充分肯定。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雖然主張把歷史交還給科學，但同時也強調(diào)辯證法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曾多次表示，隨著自然科學的日趨成熟和人類社會進入全面發(fā)展時期，社會歷史研究應該歸入實證科學領域。但是，他們同時也強調(diào)了辯證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任何一項嚴肅的科學研究都要實事求是，并盡可能詳細地占有經(jīng)驗材料，“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fā)”。

歷史研究的邏輯起點應該和現(xiàn)實歷史的起點相重合，歷史研究首先是“對現(xiàn)實的描述”。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實證方法并非完美無缺。馬克思曾就19世紀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和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家單純依靠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做法進行過批判，指出過度依賴實證方法的社會歷史研究必然會陷入非批判性和保守性的誤區(qū)。馬克思認為，實證方法存在的缺陷需要由辯證法來彌補。將辯證法引入社會歷史研究的優(yōu)點是“在批判舊世界中發(fā)現(xiàn)新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則乃是使科學避開無思想的實證主義和引導到‘真正的和現(xiàn)實的科學’的守護神”。

最后，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對哲學和科學做了明確區(qū)分，但也強調(diào)二者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高度互補性。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真正科學的社會歷史研究就是“沿著實證科學和利用辯證思維對這些科學成果進行概括的途徑去追求可以達到的相對真理”。

他們一方面批判了傳統(tǒng)思辨哲學從抽象理性原則出發(fā)建構了一個包羅萬象的觀念世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單純依靠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問題存在的局限性。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形成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從未放棄過對現(xiàn)實世界的細心觀察，也從未中斷過基于經(jīng)驗事實的理性思考。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才真正超越了以往的一切歷史觀，在曾經(jīng)混亂不堪的社會歷史研究領域為后人開辟了一條全新的認識路徑。后世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的種種誤解，“不管是依據(jù)馬克思學說中的哲學性內(nèi)容而將馬克思解釋為自覺發(fā)動了哲學革命的哲學家，還是依據(jù)他終結哲學并推崇科學的言論而將他塑造成旨在發(fā)現(xiàn)鐵的規(guī)律的科學家，都是對哲學和科學在馬克思學說中相互交織的復雜性程度認識不足的表現(xiàn)”。事實上，“哲學”和“科學”在方法論意義上的有機融合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社會歷史研究的一大特色。

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原則的“哲學—科學二重性”

從實踐出發(fā)、從實際出發(fā)的唯物主義原則，從聯(lián)系和發(fā)展變化出發(fā)的辯證法原則，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原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傳統(tǒng)哲學原則進行“科學化”改造的理論成果，是他們從事社會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論原則。這些原則的方法論意義主要體現(xiàn)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研究過程中。“從抽象到具體”則是馬克思恩格斯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