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期，夏克里姆•胡大別爾迪耶（1858-1931）、阿合麥德•巴依圖爾森諾夫（1873-1938年）、米爾加合甫•杜拉托夫（1885-1935年）等許多文學巨人出現在沙俄統治下的哈薩克，這些文學巨人，以杰出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精神，向世人展示了哈薩克民族在思想文化變革中的決心和力量。尤其是哈薩克族偉大詩人、思想家、啟蒙學者阿拜•庫南拜耶夫，那些富于思想性、哲理性和啟迪性的詩歌作品和箴言錄的廣泛流傳，深深影響了我國哈薩克民族在以后文學發展道路中的文學思想、美學觀點和民族信仰。在上述巨人的影響下，新疆哈薩克族書面詩歌創作有了很大的發展，阿塞特•乃曼巴葉夫和居蘇普別克•沙依克斯拉姆成為了新疆哈薩克族書面文學的奠基者。之后新疆哈薩克族書面文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涌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文學家、批評家。阿合特•烏里木吉、托列拜、庫德爾額、闊德克•馬爾阿里拜、阿里普江等人，不僅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作品，而且他們還對哈薩克傳統詩歌進行了研究和創新，整理出版了哈薩克民間史詩和長詩，在詩的題材、格式、語言、結構等方面，為新疆哈薩克族詩歌的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此外，我國哈薩克族與俄國的商道自古有之，偉大的十月革命后，我國哈薩克族與蘇聯中亞地區的商業貿易也越來越頻繁。新疆哈薩克族聚集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雛形的出現，與商品的流通、外商的介入、貿易的開展和文化的交流有很大的關系。通過商業貿易，與人們生活有關的新工廠、新技術、新信息和新書籍開始大量涌入新疆地區。通過知識的交流，各種先進的文化理念、文學創作觀點、文學批評模式也流傳到了新疆。在文化啟蒙運動的開展過程中，新疆當時的獨裁統治者開始感到惶恐不安，想方設法對外堵截蘇聯十月革命和中亞文化、文學藝術方面的影響，同時對內嚴格防范‘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革新的影響。但統治者越是阻止先進言論和報刊進入新疆，新疆的有志之士就越是號召民眾在各方面的覺醒。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如同在中國灑下了革命的燎原星火，星星之火傳到新疆，為新疆的民主思想和現代革命的萌芽奠定了基礎。隨著民眾革命進程的不斷推進，隨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宣傳的不斷普及，隨著新疆與蘇聯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隨著蘇聯無產階級文學與中亞各民族文學的影響，還有馬克思文藝理論在這一時期的進入，新疆哈薩克民族開啟了現代文學批評的新里程。

阿拜從小受過良好的教育，從俄羅斯許多著名的俄羅斯進步文人身上學習了進步思想，普希金、萊蒙托夫、克雷洛夫及屠格涅夫對其思想和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阿拜對哈薩克人民的現世生活、傳統習俗、精神世界進行了尖銳、冷靜的剖析，對社會弊病、陋俗惡習以及哈薩克民族上層的腐朽生活進行了令人心驚的批判。阿拜在文學創造方面的造詣和在文學藝術中的貢獻都足以成為我國哈薩克族文人的導師，這對我國哈薩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阿拜1887年創作的《詩是語言的皇帝》、《我寫詩不是為了消磨時光》可視為阿拜在文學理論方面，為數不多的評論作品。阿拜十分重視詩歌語言的美學特征，稱“詩是文章精華，語言的皇帝，詩匠千錘百煉鍛造奇句；詞句要精練，感情要真實，韻轍要合乎語音的規律。”[4]雖然阿拜并沒有以一個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自居，他只是用自己文學的品格和文學的力量呼喚著衰落的民族，指引他們未來的方向，在教育、啟蒙和反抗中履行一個文化戰士的職責。但他詩歌中有關體裁、韻律、語言以及批評等方面的詩論和審美理想，對我國20世紀初期的哈薩克知識界的影響卻不亞于一個真正的文學批評家。居斯別克霍加•夏依合斯拉木（1857-1937）是哈薩克現代文學的主要奠基者和20世紀初文學批評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出生于哈薩克斯坦，后移居中國新疆特克斯縣。他童年接受的是宗教教育，在后來的正規學校的學習中，他掌握了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察合臺語，這為他廣泛的閱讀和學習東方經典詩人費爾道西、尼扎米、納瓦依等的作品提供了必要的語言條件。居斯別克霍加一生創作了許多詩歌，僅敘事長詩就有四十多部，而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三部敘事長詩《阿勒帕梅斯》、《居甫力買克力》和《哈斯木與居瑪爾特》。居斯別克霍加對哈薩克文學的另一貢獻，就是搜集和整理了許多民間故事和傳說，他還記錄了很多經典的阿肯彈唱，如《布爾江與薩拉的彈唱》。在他的敘事長詩和阿依斯特中時常顯現批評的智慧，他利用道德的勸誡、社會的標準、藝術的原則對當時哈薩克族文學藝術作品進行評介。在居斯別克霍加以《我的聲音》命名的文學批評文集中，我們不僅能以批評者的角度看到文學藝術中展現的社會畫面，我們還能以創作者的角度，聆聽批評的聲音。當時新疆許多哈薩克有志青年，深受蘇聯的十月革命、中亞改良主義運動以及我國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風潮的影響。

阿爾根別克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革命和民主意識的激發下，阿爾根別克憑借文學的力量抒發著自己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詩人前期的作品多表現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詩人后期的作品，將注意力集中于社會政治事件上，作品揭露了盛世才反動軍閥對人民的殘暴鎮壓。與此同時，詩人還寫了許多鼓動同胞反抗壓迫和剝削的詩歌，在《阿爾根別克拿起了筆》、《土地是人類的母親》、《男子漢》等長篇抒情詩中表現了自己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戰斗的文學傾向。1927-1930年，他創作了主張團結、崇尚科學、提倡勞動、強調行善等內容的大量勸導性詩歌。他運用比較的手法，贊美與批評相交替，使詩歌成為教育民眾辨析善惡、自我反省的指導手冊。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疆的人民群眾與壓迫者、統治階級之間的對立與反抗與日俱增。阿爾根別克在自己的《宣傳》、《我提醒你們的語言》、《一個時代》、《今日是五花八門的時代》等詩歌作品中指出，哈薩克民眾的出路，在于尋求平等、自由的道路，而獲得嶄新生活的唯一信念，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先進思想。阿爾根別克和這個時期的其他哈薩克知識分子一樣，努力使自己的筆成為戰斗的武器，他期望通過督促和指導民眾學習新文化、新科學、新知識而喚醒民眾的覺醒意識。為此，阿爾根別克創作了許多富于嘲諷性和批評性的作品，《制作工具》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用辛辣的筆觸揭露和嘲諷了哈薩克民族的劣根性，以喚醒在貧窮和困苦中沉默了太久的民眾。他期望哈薩克民族能盡快擺脫落后、愚昧的境況，最終進入先進民族的行列。庫迪克•瑪拉爾拜（1888-1937）是中國哈薩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詩人、民主主義戰士。庫迪克定居新疆之后創作的詩歌《這個時代》、《心明者能洞察》、《到薩桑阿吾里去的時候》等，都具有深刻的揭露性，尤其是對人民群眾所忍受的艱苦生活狀況和統治階級對群眾的壓迫做了深刻的批評。庫迪克不同于其他詩人，他更注重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為探索哈薩克詩歌的各種形式作出杰出的貢獻。他創作的《胡熱特哈-瑪瑪義》、《一個姑娘》、《對一個波斯》是諷刺短詩的代表，它們篇幅較短，目標明確，有很強的指向性；《廣闊的特克斯》、《筆在白紙上走動》則是中篇抒情詩的代表，它們篇幅適中，情感跌宕起伏，有充分的表現力；《相親》、《在去布哈拉的道路上》是中篇敘事詩和敘事長詩的代表，它們非常適合描述當時社會現實，有一定的承載量；《對一個獨身漢的哀歌》、《獻給薩爾森拜的哀歌》、《獻給一個姑娘的哀歌》則是哀歌，它們篇幅較長，非常考驗詩者的駕馭能力。庫迪克在這些不同詩歌形式中游刃有余，他以自己在詩學方面的才華，為新疆哈薩克民族的詩藝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