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美國黑人藝術展在1927年的一場主場秀———“黑人藝術周”中達到了高潮。新一代的美國黑人藝術家們的作品在這次會展中展出。這場主場秀在芝加哥藝術學院舉行。起初這是由芝加哥婦女俱樂部、其他婦女組織和種族宗教團體發起的，隨后有影響力的民權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跟城市聯盟也加入進來了。

新黑人繪畫家和雕刻家的出現

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美國黑人在視覺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時也表明了新一代的黑人繪畫家與雕刻家的出現。亞倫•道格拉斯、奧古斯塔•薩維奇、威廉•H•約翰遜、小阿奇博爾德•莫特利、帕爾默•海登、薩金特•約翰遜和其他一些人都是新一代黑人繪畫家與雕刻家的代表，他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少數人甚至在國內和國際上都獲得了名望。這與老一代黑人知識分子的促進與支持息息相關。當時以杜波依斯、查爾斯•約翰遜和阿蘭•洛克等為代表的杰出黑人知識分子把與眾不同的黑人視覺藝術看作是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部分，并且和黑人文學是必要和相輔相成的。他們認為孕育中的黑人視覺藝術家們將在彌補新黑人視覺藝術創作上存在的缺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黑人知識分子努力培養年輕的黑人視覺藝術家，如約翰遜鼓勵與哈萊姆文藝復興有緊密聯系的有前途的年輕畫家亞倫•道格拉斯來到哈萊姆促進運動的開展。杜波依斯作為視覺藝術贊助人，委托黑人藝術家們來制作插圖。洛克在他的文章《祖傳藝術的遺產》中忠告年輕的黑人視覺藝術家們要學習歐洲的藝術家們，比如巴勃羅•畢加索與喬治•布拉克，并且從非洲藝術中獲得靈感用于他們的藝術創作。

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形成的以畫家HenryOssawaTanner和雕刻家MetaWarrickFuller為代表美國黑人視覺藝術家在他們的藝術作品中，主要體現的是非種族與更具有普遍性的主題。不同于他們的是，新一代年輕的繪畫家和雕刻家們為了獲得創造性的靈感去觀察非洲藝術、體驗美國黑人的生活，并以此作為創作的主要題材。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歐洲現代主義藝術的展現手法來描繪城市與民間的黑人生活。在這方面，一些年輕的繪畫家與雕刻家值得關注，比如亞倫•道格拉斯、里士滿•巴爾特、小阿奇博爾德•莫特利和奧古斯塔薩維奇，他們一直在致力于分析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新黑人”視覺藝術家們的藝術風格和成就。受洛克視覺藝術哲學的影響及其導師WinoldReisse的鼓勵，亞倫•道格拉斯是新一代的美國黑人視覺藝術家的代表，他一直嘗試表達非洲主題來體現黑人身上所蘊藏的民族之根。受非洲傳統圖騰和雕塑藝術的影響，道格拉斯形成了一種更具有裝飾性而非表現性的繪畫風格，這種極具風格的設計采用了鮮明的黑色輪廓，他的插圖受到廣泛接受并且出現在《名利場》《危機》和《機遇》等各大雜志上。道格拉斯還為哈萊姆文藝復興圣典《新黑人》及《火》做過插圖。他在《上帝的長號》上的八張插圖通過從非洲和埃及藝術中獲取靈感，并且在描繪美國黑人文化的魅力和高貴方面融合了非洲藝術的元素，從而象征著與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藝術傳統的明確決裂。這八張插圖為“新黑人”在視覺藝術方面提供了急需的視覺補充，而這也正是黑人作家和詩人試圖在他們的作品中描述和定義的。因此，現在有些人認為這些插圖正是復興時期視覺藝術的體現。亞倫•道格拉斯通過他的藝術來展示了美國黑人的生活、歷史和精神特性。同亞倫•道格拉斯一樣，雕塑家里士滿•巴爾特也受到他所認為的非洲民族主義的影響。他對黑人主題的處理不單單只是民族的，但也強調其原始性，這在他的一些代表作中得到了反映。如：《長笛男孩》（1928）———一個體現自由和天真的直立的身材消瘦的裸體雕像；《非洲舞者》（1933）———一個裸體的黑人女舞者；《野性的本加》（1935）———一個男性打扮的女舞者。他的《黑莓女人》（1932）也體現了非洲藝術對他的影響［2］。

畫家小阿奇博爾德•莫特利也是在新一代視覺藝術家中所值得一提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第一個將當代美國城市黑人的生活作為合理的創作主題的美國黑人藝術家。他曾主張：“這是我的熱切愿望和抱負，以此誠實并真誠地描繪美國黑人的生活，既不增也不損。”莫特利偏愛于將桌球房、歌舞廳和街頭場景作為其城市創作主題。他能夠捕捉到他選擇的每一個場景，如擁擠的哈萊姆夜生活，所帶給他的情感和視覺印象，并將他們生動地描繪出來。他的早期作品生動地表現了當代美國黑人的活力和他們的城市生活，例如：《黑色和棕褐色歌廳》描寫了一個人種混合的夜總會，同時也反映了一些他與妻子的經歷；《補襪子》描繪了他的祖母，這幅作品于1927年在名為“當今美國藝術家繪畫和水彩藝術”的紐瓦克藝術會展上，被票選為最受青睞的作品。莫特利因此贏得了他同時代人的認可：法國評論家康特•夏布里埃把莫特利的細致人物畫和對美國黑人社會生活重點描繪看作是美國藝術中新的不一樣的東西；《紐約時報》藝術評論家和全國最有影響力的藝術作家之一愛德華•奧爾登•朱厄爾曾在雜志上特別介紹莫特利和他的作品，稱其為“黑人藝術家對黑人靈魂的探索”［3］。此外，他的作品也被后來的美國黑人藝術家如著名的藝術家羅馬勒•比爾登和哈里•亨德森所賞識，認為其是對美國黑人在這個城市的生活的充分展現，以及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社會活動無與倫比的描寫［4］。女雕塑家奧古斯塔•薩維奇也特別值得一提。她是一個有著極大天賦的藝術家，在她的作品中描繪了真正的美國黑人生活。她的《流浪兒》，一個9英寸半身像的男孩，可能是她的侄子或一個仿佛從哈萊姆街頭出來的城市男孩。這件作品經常被臨摹，它已成為對哈萊姆地區許許多多典型美國黑人男孩的同情而真實的寫照［1］12。

結語

總之，得益于20世紀20年代的黑白文學和藝術的合作，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經歷了一股黑人文學和藝術迅速興起的巨大潮涌。文藝復興時期也培養了數量空前的“新黑人”作家、詩人、劇作家、表演藝術家、音樂家和視覺藝術家。一方面大多數的“新黑人”作家和藝術家認識到種族偏見的事實，并響應了老一輩黑人知識分子對發展黑人文學和藝術的號召，提高黑人意識，建立種族自豪感，爭取種族平等和種族公正。受重建的種族自豪感和民族意識的激勵，他們致力于消除和顛覆美國黑人傳統的負面刻板的文化意象，并通過他們的文學和藝術表現真實的黑人。杰西•福賽特曾說道：“我們的理由是，這里是等著聽真相的觀眾。我們要比任何白人作家都更有資格說清事實的真相，所以我們要努力這樣去做。”［5］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和藝術家在他們的文學和藝術理念上徹底貫徹了個人主義。他們在創作活動中了拒絕一切人工標準，并且在對待藝術上堅持采取更為個性化的藝術態度，為處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美國黑人文學、音樂、戲劇和視覺藝術的創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黑人”知識分子雖然有著共同的種族和文化意識，但卻缺少良好的審美和思想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