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發展的黃金時期：成就與表現

我們把19世紀末~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約屬于第二、第三兩個發展階段）看成是教科書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盡管有些夸張，但并不無理。

（1）教科書發展黃金時期廣狹之分所謂教科書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有寬泛和精確之分。寬泛之言，伴隨著新式學堂課本的出現，一直往下走，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大約在1897-1926年之間，可稱之為黃金30年。精確一點說，這個黃金時期大約在1904-1923年之間，從第一套現代教科書的產生，到奠定了現代學制基礎的1922年新學制教科書的出現，約20年黃金發展時間。我們持寬泛說，因為我們很看重在1904年現代教科書出現之前幾年的學堂自編課本（以1897年南洋公學課本為標志），這可視為現代教科書的萌芽與啟動時間，也看重1922年新學制后多種相應教科書的全面完成時間（1926年前），所以粗略的認為是30年，提出“黃金30年”的概念［5］。事實上，當今教育研究界特別是教育史學界，普遍公認南洋公學在我國教育史上的多項開端意義，也比較看重到1927年的教育發展時期。比如，熊明安、周洪宇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教育實驗史》（2001），就將“壬戌學制”的推行實驗期定為1921-1927年。李華興主編的《民國教育史》（1997）把1915-1927年定位為“新文化運動與教育改革”時期。臺灣學者陳啟天著的《近代中國教育史》（1979），將1919-1927年劃分為“新教育運動時期”。均說明這一時期在中國教育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意義與獨特價值。

（2）教科書黃金時期的成就、影響與表現在教科書的黃金年月里，三大成就一大影響一大表現尤顯輝煌。成就一，傳統舊經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學堂，教科書對教材取得全面勝利，新式教科書經典地位得以確立。在19~20世紀之交的幾年時間里，新式教科書體現出了對舊教材的極大優勢。“四書五經”等在傳統教育里不可撼動的經典教材，是可以“修之于己”，但很難“傳之于人”的文本［6］。所以，在1903年新學制頒布、新學校普及、新課程實施以后，這種不分科、不分年級，不顧教與學、只重灌輸的舊教材已經暴露出它的不適應性，理論上它們已經失去了作為新學堂教材繼續存在的基礎。即便舊學人也不得不承認，新教科書注重方法“，使人一見而能”，此為過去所無，所以即便需要學習傳統經典，也應該按新教科書編之。這相當于明確承認新教科書要優于舊教材［7］。基礎不存，開讀經課等各種抵抗均無濟于事了。一味灌輸的傳統舊教材敵不過按照西方教育學理論構建的關注教、也關注學的新教科書。舊教材被取代已經水到渠成，大勢所趨了。到《最新教科書》出現時，在文本意義上真正統一了教與學的、以“教科書”全面命名的狹義教科書全面登場，完成了由純粹的教本、讀本向教學結合的教科書文本的轉型，傳統廣義的教材不得不迅速退出。成就二，白話文與文言文決裂，教科書全面使用白話文。白話文的使用，使得現代教科書以摧枯拉朽之勢得以普及。沒有海量教科書，任胡適等知識分子如何呼號吶喊，白話文的普及都可能是非常緩慢的。同理，沒有白話文，現代教科書就不可能那么通俗易懂迅速大規模被大眾接受。盡管今天普遍認為白話文的倡導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內容，但事實上最早推動白話文實踐的是教科書。最突出的是上海彪蒙書室。早在19世紀末，這家規模不大的書室就編印了大量小學白話教科書，在晚清教育界有相當的影響，研究者認為是清末民初白話教科書貢獻最大的兩個人物與機構之一［8］。

1903年開始，彪蒙書室編寫出版白話讀本蒙學叢書，包括《繪圖中國白話史》、《繪圖外國白話史》系列等，據統計，彪蒙書室歷年出版的各種以白話編寫的小學教科書不少于75種［9］。事實上，由于西學中的科學教科書的傳入，一些學科門類、一些科學公式、一些科學名詞、一些科學符號在中國傳統教材文本中很難呈現（試想一下，英文教科書或化學分子式要被中國傳統文本的豎排方式理想地呈現出來有多么艱難），所以，白話文及其排版很早就在以量取勝的部分教科書中出現了。到1922年學制，所有教科書使用白話文。反過來，白話文也正是借助于教科書的流傳而被廣泛接受并發揮了重要作用。成就三，建立了教科書最重要的制度———教科書審定制，理性地對待國定教科書，從而使之成為示范性或判例性的典范，為后來的教科書使用創設了榜樣。當教科書大量涌現后，清學部首開教科書審定之風，民初教育部并沒有讓這一教科書事業中最重要的制度斷裂，而是不斷完善之。清末民國的教科書審定蔚然成型，可圈可點之處頗多。最重要的是，盡管晚清學部自己編撰了國定本教科書，但在聽取多方意見后，并沒有（或有所顧忌）一意孤行地以政治與權勢強行讓自己的課本進入課堂，更沒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否定民間教科書的存在空間。中央學部沒有賦予自己費盡苦心編寫的國定教科書以使用的特權，而是依市場法則，高度賦權給地方、學校、校長和老師，把教科書選擇權交給他們，質量優先———這一做法開了限定國定本教科書的權力空間的先河，明確了國定本不是壟斷本的思路，保障了教科書的多樣化局面，具有重要而長遠的意義。這一優良傳統對后來民國教科書制度都有重大影響與約束，有限的幾次國定本也是在這一權力限定中展開的。進入全面抗戰后，盡管這一非常時期需要統一教材，但中央政府在編撰好教科書后，也并沒有指定某一家出版機構（包括中央自己的官方出版機構）來專營教科書，而是由多家出版機構共同完成。在三大直接成就之外，黃金時期教科書的間接影響更加深刻和廣泛。最突出的影響表現在人才的培養和社會變革的思想輿論準備上。19~20世紀之交，救國圖存的全民精神，求新維新、變革變法的國家追求，使得中國歷史的進程到了一個極具轉折意義的時刻。一批最不能遺忘的教科書誕生了，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場景，演繹了一幕思想大啟蒙知識大傳播科技大普及的歷史教育劇。一本本教科書促進了兼容并包的學術環境，傳播了各種新思想、新學術，啟民智、新民德，在思想啟蒙的地平線上，撒播現代文明，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孩兒。我們有理由認為，20世紀前期之所以是中國人才輩出、群星璀璨、思想活躍、流派紛呈的時期，之所以是社會變革大起大落的時期，這是與輸入思想準備輿論的新式教科書的大規模傳播密切關聯的。僅以社會變革的思想輿論準備為例就可窺見一斑。章開源先生曾經為戊戍變法的失敗找原因，提出“：百日維新是幸逢其時而不得其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