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婁由此認為，現實是話語建構物，社會結構是物質體系同時也是符號體系的編織物。符號結構與物質結構是一致的。［4］(P58)因此，現實不再是物質與精神、存在與再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結構，而只是一元化的“話語構成物”。推論之，文學話語不是要去反映外在或先在的實體化的“社會”或“歷史”，文學與社會、歷史之間必然是互相交織和相互建構的關系。［5］(P9)其次，受福柯的啟發，弗婁和本尼特將作為“話語構成物”的社會現實與權力建構機制聯系起來，由此實現其文學政治化的目的。他們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對立結構簡化為一元化的話語構成物，直接切斷了傳統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客觀現實”、“客觀真理”、“歷史規律”等“權威的最終參照物”，如弗婁所說，話語的所指不是產生于超越話語之外的“客觀現實”，而內在于話語實踐和話語意指過程之中。話語的可理解和可闡釋性只能就話語自身或與其他話語的聯系來理解。判斷真理的標準不再是話語要符合客觀現實，而是話語與權力之間的關系。［4］(P57)可以說，這完全是福柯觀點的翻版。排除“真理”和“歷史規律”，將人文科學納入“權力—知識”的循環網絡之中，這正是福柯用話語—權力理論解構經濟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目的所在。福柯指出，“在人文科學里，所有門類的知識的發展都與權力的實施密不可分。……人文科學是伴隨著權力的機制—道產生的”，［8］(P31)“權力和知識是直接相互連帶的;不相應地建構一種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不同時預設和建構權力關系就不會有任何知識”。［9］(P29)知識或真理只能被看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由各種勢力交鋒爭執之后形成的話語構成物。于是，福柯轉向對物質性制度和權力形式的更加妥帖的分析，把話語與社會背景和政治背景聯系起來，把權力的運作當做主要的研究課題。［10］(P60)而這也正是弗婁和本尼特對文學話語作出政治分析的努力方向。

命名的政治: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

反本質主義是后現代文藝理論的核心主張。伊格爾頓和卡勒都指出，文學并沒有先驗的、客觀存在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本質，而只是后天建構的、受制于特定視角的、歷史化、地方化和語境化的、流動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認為，不存在形而上的藝術概念，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別僅僅取決于某種授予它們身份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就是由藝術家、批評家、館長、贊助人、代理商、經銷商和收藏家組成的“藝術界”。［11］(P17)文藝理論的研究范式也隨之發生轉換，即從文學藝術的內在美學特質研究轉向了外在的社會慣例、社會機制和社會權力關系的研究。正如伊格爾頓所說，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學或文學理論的內部特性，而是建構它們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即話語—權力領域，“它的視野其實就是整體社會之中的那個話語實踐領域，它的特殊興趣則在于將這些實踐作為種種形式的權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顯然，弗婁和本尼特確立的從文學本質論到文學體制論的反本質主義文學觀是離不開這個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質主義主要包括反對“美學形而上學”和“文本形而上學”兩個內容。眾所周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是“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但在本尼特看來，兩者卻是矛盾的，“馬克思主義既重視藝術的超驗性，又努力根據其特定的社會歷史狀況來解釋它，這是傳統的主要矛盾”。［6］(P25)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如阿道諾、馬爾庫塞的美學自律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的、歷史的和唯物主義的原則存在著根本的沖突，“把審美當做一種精神與現實之間關系的不變模式來建構，這很難與作為一種旨在對所有的社會和文化現象進行徹底的‘歷史化’的歷史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概念相協調”，這樣只能導致一種“失敗的唯物主義”。［6］(P14)他進而指出，馬克思主義分析遠不是要證實在后康德哲學中被歸屬于美學的普遍性，應該集中精力探討在產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學和審美效果的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的各種社會和歷史條件。同樣的道理，像俄國形式主義那樣求索文學文本內部所獨具的“文學性”也是一種妄想。他指出，文學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互文關系中，最終依賴于文本在主流意識形態母體中所占據的地位。因此，我們要以歷史而具體的方式看待“文學”，拒斥將文學作為超越歷史的抽象概念來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學”。［7］(P50)總之，本尼特認為，文學更適合看成特定歷史時期、特定體制建構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們應當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種非美學的方式來重新思考批評的政治學，以一種更加具體和特殊的方式來探討文學的政治學。［5］(P10)弗婁也指出，“本質主義‘文學’的概念應該被它在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學的話語構型概念所取代”［4］(P83)，應該建構一門“一般詩學”，研究文學話語與法律、科學、歷史、哲學、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語言等非美學話語之間的深層關聯。

文本的政治:從文本分析

到話語分析霍爾指出，“社會和文化科學中的‘話語轉向’，是近年發生在我們社會的知識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轉換之一”［13］(P6)。在20世紀前半葉，索緒爾強調語言內部的系統和規則，將外部語言學所關注的文化、政治、社會制度、環境等因素排除不顧，給俄國形式主義、捷克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和法國結構主義帶來的是注重內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紀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話語”概念恢復了語言的歷史性、社會性、政治性、實踐性乃至物質性，給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唯物主義、后殖民主義、后馬克思主義帶來了側重于外部研究的“話語分析”法。弗婁和本尼特都反對文本形而上學和文本分析法，只不過弗婁更加自覺地引入了“話語轉向”的理論成果。弗婁明確承認，他的話語理論主要受啟發于巴赫金、韓禮德、米歇爾•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4］(P67)這些話語理論家的一個共同旨趣就是，將結構主義語言學模式轉變為語用學語言模式，重建語言與歷史語境、意識形態、社會實踐、言說主體之間的聯系。巴赫金說:“話語是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的現象”［14］((P354)。韓禮德指出，“話語類型”乃是掌控著特定社會語境中的特定意義的生產、傳播和接收的規則系統。［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話語”一詞來強調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性質。［15］(P3)在福柯那里，“話語”是賦予現實世界以秩序和規則的意義系統。“對福柯來說，一個‘話語’就是我們可稱之為‘一個為知識確定可能性的系統’或‘一個用來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個知識領域’的東西”，一套話語作為一系列的“規則”而存在，這些規則決定了陳述的類型，決定了真理的標準，決定了談論的范圍和話題。［16］(P32)因此，話語不但與外部權力相關，其本身也具有一種意義建構的權力。總之，話語的社會功能、話語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都應該成為“話語分析”的重點。弗婁直接將文學稱為“文學話語”，就是要解除形式主義文論賦予文學的絕緣性，恢復文學文本的社會建構功能及其意識形態性。文學是一種復雜的、歷史性的、高度體制化的話語，一方面是特定社會歷史語境認可的結果，另一方面，還與道德、法律、宗教、科學等其他話語相互影響，互為話語，因此，文學話語并沒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質。［4］(P84)在弗婁看來，文學具有社會構型作用，統治階級往往利用文學藝術去維持其社會和政治霸權，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話語類別一樣，文學話語在階級利益的爭奪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樣，弗婁也是從話語的角度去理解文學的意識形態性問題的。他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與階級斗爭相關的符號系統或話語的一種狀況”［4］(P61)，就是不同話語之間產生的權力關系。所以，文學文本不是固定的給定物，而在話語沖突的過程中不斷被定義，在此期間，文本的意識形態性或得到鞏固，或受到挑戰，文本的歷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過重塑文學話語、意識形態、權力等概念，弗婁希望將文學文本置于更加廣闊的話語范圍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歷史地位和隨著歷史變化的意識形態價值來定義文本，發展出一種新的分析模式，這種話語分析的模式不是將文本囿于“文學特殊性”的范圍之內，而是能夠辨析文學文本各種變化形式之中的權力運動。［4］(P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