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聞天社會主義觀的形成背景

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黨的第一代領導人集中思考的問題。作為其成員之一,張聞天社會主義觀形成的背景自然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有學者主要從張聞天主觀要素進行分析,認為,“一是張聞天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錯誤,這反而使他獲得一種對‘左’的錯誤的敏感性與免疫力。二是張聞天較長期擔任駐蘇大使與外交部的領導工作,加之他青年時代赴日、赴美、留蘇的經歷,使他具有開闊的政治視野。三是廬山會議后的張聞天處于‘賦閑’與被批斗的處境,這種孤獨與痛苦磨練增強了他的意志品質與探索理論的勇氣。四是張聞天黨性極強,是黨內有名的理論家。面對著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失誤與教訓,張聞天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行了研究”[3]。這種側重于主觀因素的分析有其合理性,但明顯具有片面性,并沒有看到建國后我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和其他領導人對張聞天社會主義觀形成的影響。張士引等從客觀方面分析了張聞天社會主義觀形成的背景,認為,“第一,張聞天的社會主義觀主要形成于他的晚年,即1956-1976年,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尤其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要走自己的路,也為包括張聞天在內的共產黨人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理論基礎。第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不斷失誤又不斷糾正失誤的過程中進行的,張聞天就是在前人提供的正確思想的基礎上,在不斷總結和反思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挫折和失誤條件下,逐漸形成其對社會主義的認識”[4]。這種對問題的分析無疑偏重于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忽視了張聞天的主觀條件。用這種方式進行分析就無法說明為什么是張聞天而不是其他人會形成這種社會主義觀。張聞天社會主義觀的形成應該是主觀因素和客觀影響的結合,二者缺一不可。還有學者分析了張聞天社會主義觀形成的幾個階段。程中原在《張聞天的社會主義觀》一文中指出,張聞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時期,即①學習選擇期,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31年留蘇回國;②實踐探索前期,大致是1931年2月回國到1950年轉入外交戰線時;③實踐探索后期,從1950年初轉入外交戰線起,經1959年廬山會議,到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大致到八屆十中全會后中止其一切政治活動為止;④理論研究期,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到1976年在無錫逝世[1]8-10。鐘德濤認為,張聞天晚年對社會主義觀的發展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這主要體現在他于廬山會議上的發言,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進行了分析,主要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和發揚民主。第二階段:1960年11月至1969年10月。這一時期的張聞天主要擔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他展開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發展階段和階級斗爭等進行了探討。第三階段:1969年10月至1976年7月。這主要是指他在肇慶期間,寫下了大量文稿,即‘肇慶文稿’”[5]。這種對張聞天社會主義觀發展階段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一方面有助于人們認識張聞天社會主義觀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可以使人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更加清晰。

關于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首要任務

張聞天對社會主義的矛盾進行了思考和研究,形成了關于這一問題的真知灼見。有學者指出,張聞天已經對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質和解決方式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他明確認識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或‘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因素和舊社會殘余’的矛盾,而是生產和需要(也即是積累和消費的矛盾,農、輕、重的矛盾)或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矛盾了”[6]18。而且他還指出了主要矛盾的解決辦法,“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許多問題的爭論,并非屬于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如果把一切爭論都歸結為這種斗爭,就是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了”;“這類意見只要不是反社會主義的,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應以人民內部的方法求得解決”;“解決矛盾的方法,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民主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專政的方式”;“社會主義的矛盾是在發展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中求得解決”[6]18。吳克輝認為,張聞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方面的貢獻在于,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及其處理辦法。“由于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狀況,所以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存在著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但是,由于這類矛盾產生于人民內部,‘由于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所以解決的方法主要的應該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依靠教育與說服,依靠批評和自我批評’”[7]74。還有學者認為,張聞天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認識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他在1961年8月寫下的《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學中的若干問題———論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階段》中,從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提出:‘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首要任務。’”“在全黨已開始偏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把抓階級斗爭放在突出地位的情況下,張聞天卻仍堅持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既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見,也體現了他勇于堅持真理的高尚精神”[8]10-11。將研究重心放在張聞天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和任務方面,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本身也反映了張聞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

關于社會主義的政治

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經濟,社會主義的政治決定于經濟并為經濟服務,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但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到“文革”時期,卻顛倒了這個正確關系,片面地強調“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從而導致了“政治決定經濟”的錯誤表現。在這一問題上,有學者認為,張聞天在社會主義政治方面的主要貢獻有四:第一,張聞天明確提出:“如果有人以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無產階級的政治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說政治最后不為經濟所決定,而政治卻可以最后決定經濟,甚至認為政治可以超脫于經濟或獨立于經濟之上,那就大錯特錯了。”[8]12第二,張聞天深刻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他指出:“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說成是兩個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兩條道路的矛盾,說在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這一矛盾貫徹始終,這是否把階級矛盾與斗爭擴大化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的主要表現,或基本表現,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生產和需要或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了”[8]11。張聞天這段文字的用意是明確的,即兩條道路的斗爭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的工作重心是要解決生產和需要的矛盾,所以要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以主要力量發展生產。第三,張聞天還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思想領域實行民主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說:“在思想領域實行民主,發展自由爭論的空氣,在社會主義國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發揚民主才可以做到“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使一切關于此類問題的解決,真正合乎實際情況[8]12。第四,張聞天提出要切實保證黨的正確領導。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處理好黨群關系,張聞天認為:“在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上,人民群眾是主人,黨是勤務員。”“群眾是基礎,黨是領導”。他還指出,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黨和國家的關系,“決不能把黨的領導等同于黨包辦代替一切”。保證黨的正確領導,必須正確處理領導者與黨的關系,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居于領導地位的黨員,必須勇于負責,但是我們所要的,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不是一個人說了算”[8]13。吳克輝認為,除此而外,張聞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黨內矛盾問題的認識也有積極意義。張聞天明確提出,“黨內矛盾屬于人民矛盾的范疇”;“黨內的意見分析不應與階級斗爭劃等號”。他強調:“解決黨內矛盾,必須采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即思想批判和思想斗爭的方法。”“正確開展黨內斗爭,是黨生存、鞏固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黨內斗爭的目的則是“消除矛盾,加強團結,達到思想上的一致”[7]74-75。由此可見,張聞天對社會主義政治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層面,他對于經濟決定政治、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社會主義社會的民主、黨群關系及其處理黨內矛盾的解決方式的理解等,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啟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