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光復后滿人的生活狀況

浙江光復前，革命黨人與旗營代表貴林等人達成協議，雙方簽字畫押：“允發旗兵三月餉，三月后為籌生計。”[1]杭州旗營隨即解除武裝，杭州宣告光復。杭州光復后，由于浙江軍政府財政困難，一時無法兌現之前給予滿人的承諾，故而在發放滿人餉銀方面略有拖欠，以致一些僅靠餉銀為生的滿人生活艱難，繼而引發滿人集會討要餉銀的事件。家中窮苦的滿人無以為繼，只能糾集數十人至原杭州將軍署門口討要餉銀。原鎮浙將軍德濟面對氣勢洶洶的旗丁，急忙電稟軍政府請求保護。軍政府當即應對，派遣民軍前往震懾。然而“該旗丁不服，致起反抗，當場拿獲二人，押解軍事裁判所訊究。斬決以懾頑梗，?K派隊留該駐署守衛，籍防意外。”[2]。我們考察滿人集會事件的原委可知，這些討要餉銀的滿人多為貧窮之民，確因家中無以為繼，而軍政府又遲遲不發餉銀，故而集會在旗營將軍署前討要。由此可見浙江光復后杭州的普通滿人生活的確相當艱苦。而住在杭州之滿人在既無餉銀可領，又沒生計可謀的情況下大多只能以變賣家產以為生計。

清朝建立后，滿人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顧。滿人作為世襲的軍人世代享受著國家的供養。浙江光復后，八旗制度終結，滿人的特殊地位不復存在，而國家也不再給予滿人供養。二百余年的供養已使滿人養成了不事生產的習慣，沒有了國家給予的餉銀，滿人便無法生活。浙江軍政府此后雖按約發給滿人三個月的餉銀，但多數滿人因無謀生技能，故而只能坐吃山空，更有甚者，某些滿人居然將浙江軍政府發放的餉銀作為賭本賭博①，因而光復以來出現滿人“不得已各家將屋內存儲器皿、動用物件紛紛賤價出售一空”[3]的現象。以杭州旗營滿人買賣家用器具來看，1912年2月6日至2月8日三天，滿人已經開始變賣床、衣櫥、桌子等大件家具，共計“大小榻床一百五十章、衣櫥二百口、八仙桌四百另九章、馬鞍桌六十四章、其余椅子茶幾方凳等件無算。”

滿人生活困苦的現象雖與其坐吃山空的生活習慣有關，也與光復后滿漢之間的關系緊密相聯。光復后，排滿革命與種族革命的呼聲依然高漲。普通民眾對于五族共和的概念不甚了解，在其心中充滿了對滿人的厭惡與抵觸心理。有些民眾則認為漢族光復后應將滿人掠奪漢人的財產歸還于漢人，因而出入旗營肆無忌憚地對旗營中的滿人財物進行搶劫。光復之初雖然軍政府一再強調保護滿人財產，但是民眾偷盜、劫掠滿人財產的舉動卻不勝枚舉。一些士兵與巡警無視軍政府禁令，三五成群入旗營以搜查軍火為名對旗營中滿人的財務進行搶劫掠奪。顧乃斌被任命為浙江軍政府軍事部長后對擅入旗營滋擾的兵士與巡警采取了嚴厲的處罰。旗營臨時第五派出所警長陳榮江、何斌2人與巡警朱寶慶等5人因在延齡門柏姓的人家連夜私搬什物，經某警長密報警署被當場抓獲。經審問，陳榮江等人對此罪狀供認不諱。杭州警察署署長張寅“以陳榮江、何斌身為警察表率，不知自愛，殊甚痛恨。本擬送軍政府嚴辦，姑念平時服務尚稱勤勉，從寬，著即開革，存月餉充公，各拘留五個月，以示薄懲。”[4]對于同犯朱寶慶等5名巡警的處罰則較為寬松，“姑念初次募補，從寬一并開除。存月餉充公以儆其余。”[4]軍政府雖然對擅入旗營滋擾的士兵與巡警進行嚴厲的懲罰，卻無法杜絕入營滋擾的現象，以至前鎮浙將軍德濟致函軍政府政事部請求“最好營內只準開一迎紫門，其余均可關閉”[5]，以防止士兵與巡警進營搶掠。政事部長褚輔成經過與浙軍司令部協商，最終接受德濟的請求：“惟有開迎紫、成乾兩門以利交通，其余四處暫行關閉。”[5]該方案實施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減少滋擾的效果，但在旗營城門被拆除后，這個保護滿人財產的方案在無形中便被廢止，而滿人的財產也再次受到侵害。在原旗營鳳凰井處，“旗民添賞家，于本月二十三夜四句鐘時被賊由后面矮墻進內，竊去衣服及動用什物一空，攜贓而逸”，以致“該旗民本日有炊薪之憂”[6]。國家供養的停止與一些人對滿人財產的搶掠與偷盜使得本已無經濟來源的滿人生活雪上加霜。有些滿人生活無以為繼，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想到了自殺，以求解脫：“自民國光復后口糧限期截止，一般老弱難以為繼，困苦顛連，目不忍觀，甚至近來時有投河自盡之舉。”[7]由上可知，浙江光復時期滿人的生活狀況確實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二、浙江軍政府對滿人的救濟及對滿人財產的處置

浙江軍政府一直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關注浙江省內滿人的生存問題。早在杭城之役時，浙江軍政府就與旗營代表達成先發放三個月餉銀的協議，隨即浙江軍政府以最大的努力將這些餉銀撥發給滿人。1911年12月6日前，軍政府政事部為接濟滿人，特意向財政部借款“兩次，借發洋八千元”[8]，12月7日再向財政部借發鈔票、現洋共八千元以資接濟。但僅靠軍政府撥款救濟的方式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滿人的生存問題。于是軍政府政事部開始籌劃解散旗營，并著手規劃旗營解散后滿人的生計問題。

1912年2月16日，政事部與杭州旗營代表德濟等人商定《杭乍旗營善后辦法》，對解散旗營與滿人的生計做了細致的規定。《杭乍旗營善后辦法》第一條規定：旗營公產及蕭山牧地、仁忠字號旗地、乍浦營地、青山腳墳地均為官產，所有旗民生計，軍政府允與一般人民一律妥為籌畫。第二條規定：旗營土地均為官產；佐領以下公署即兵房，自舊歷正月起準住四月，限期交還，以示體恤；自造私宅，準歸本人所有；安分之人，經殷實商家擔保，仍準（在旗營）居住，如該人遷出旗營居住，準許自由抵押買賣(原居住房產)，但如與軍政府規劃有礙，則應聽從軍政府之命令，且抵押與買賣的契約應注明該條，并上報民政司備案。第三條規定：軍政府給予滿人餉銀共計九萬元，滿人搬離時向旗營代表領取支單，向銀行領取。第四條規定：未搬出旗營之滿人自新歷三月初應繳納警察捐。第五條規定：滿人如已經遷出，將來軍政府營產規劃后，準其與一般人民有乘墾乘買之權。第六條規定：此辦法分書四紙，由軍政府委員與旗營代表簽約以為憑據[9]。從此后軍政府的作為來看，軍政府的確切實履行了向滿人發放餉銀的承諾。軍政府財政部于舊歷年底前先發給滿人3萬元，3月4日，再度撥發6萬元救濟滿人，并規定“應于舊歷正月十五日以前提存中華民國浙江銀行，侯遷出時，憑旗營代表給發支單向銀行領取。”[10]此后旗營中的滿人陸續遷出旗營：“有錢之家大半遷移出營，改易漢姓，租屋另居”[11]，清貧各戶則期望發放恩餉后能繼續在營內居住，但“因商家不愿擔保”，自3月20日以來，“紛紛挈兒攜女，遷徙出營者十分之四”[11]。大部分滿人遷移出營后，軍政府開始拆卸旗營城門和城墻，“觀巷門、迎紫門先行動工，繼再議及錢塘、延齡、拱宸門”[12]。至此存在于杭州城內二百余年的旗營被拆除，旗營最終被完全的解散。

滿人遷出旗營后，按照《辦法》的規定，軍政府開始對滿人的財產進行處置。值得稱道的是，軍政府對不同滿人的財產采取了不同的處置方式。軍政府僅僅是對滿人官產進行了處理，對于滿人私人財產則例行保護，但對于貪污與拖欠官款的滿人官僚則不在保護之列。已故乍浦都統柏梁及其家屬，自光復后逃離杭州至申江，聞得軍政府將滿人一視同人，不加殺戮，故柏妻回杭收拾家中物品，打算仍回申江居住。因其家中物件稍有遺失，故而“稟請軍政府給予封條數紙，將房屋封固，俾資保守”[13]。軍政府允其所請，發給封條以資保護。前清浙江藩臺崔永安，原系廣州駐防，宦浙多年。他“買缺賣差，家產置有數十萬金之多。古玩畫冊價值尤鉅。”[14]1910年，他在杭州購置貫橋大屋一所，陳設華麗逾于宮殿。浙江光復后，崔永安自知貪款無處藏匿，于是隨身攜帶大量現款逃往上海居住。軍政府在調查其罪狀確實后，“即將崔之大屋發封充公”[14]。杭城旗營中產業最多的有柏良、墨爾根、圖三多與文某四人。經軍政府查明，“墨姓之屋因其子仲鳳虧欠公款，由部派員前往住宅，將其器物一律檢點發封，留抵公款”[15]，而圖三多之屋也因其“在浙時曾署首府亦有錢款不清”[15]，被軍政府查封。

而對滿人產業胡慶余堂的沒收與處置，則體現了浙江軍政府切實為滿人謀劃生計的承諾。胡慶余堂原由晚清紅頂商人胡雪巖創辦，光緒九年（1883年）胡雪巖經營之絲業大虧，一時資金周轉不靈，恰在此時，上海發生擠兌風潮，胡氏經營之阜康銀號旋即宣布破產。此時與胡氏合作的第一大股東為清刑部尚書文煜。文煜欲借此將胡雪巖房產與胡慶余堂搶到手，謊稱損失20萬兩白銀，胡雪巖家人無奈將全部家產抵給文煜。文煜把胡慶余堂全部廠店、房地產作價20萬兩白銀，與胡雪巖后代共同經營，并分出10股“招牌股”紅利，作為胡氏家人的生活費用。從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胡雪巖家人與文煜簽訂契約至杭州光復，胡慶余堂一直由滿人文煜與其子經營。杭州光復后浙江軍政府查明原委，將胡慶余堂收歸政府所有。軍政府面對滿人生活無依的窘況，“將胡慶余堂藥鋪歷年營業情形及其資本貶價登入杭滬各報，招人投標，即以所得之款作為解散滿營支配謀生基本金之用”[16]。經投標，“商人施鳳翔等所投之標計出洋二十萬一百元”①，為各標銀中最高，遂得到胡慶余堂的經營權。從浙江軍政府財政部與施鳳翔、應崇椿等人訂立的合同來看，軍政府確實擬將投標所得的20萬零100元“作為解散滿營支配謀生基金之用”[17]。浙江軍政府在財政異常困難的情況下，能以沒收一部分滿人非法財產作為謀劃其他滿人生計的基金而不移作他用，切實地履行對滿人一視同仁的承諾，這真正體現了軍政府對滿人奉行的人道主義的政策。

除沒收滿人官僚非法所得以謀劃滿人生計之外，浙江軍政府還積極鼓勵滿人自謀生計，其條件優厚超過漢人。滿人郎金全、穆沾霖等人在迎紫門內沿街開設集賢茶園，打算于5月2日開張，并上報杭縣署，請求予以立案。杭縣知事隨即批示：“爾等擬在迎紫門內第二十一、二十二號開設集賢茶園準予立案。”[18]浙江軍政府對于漢族商紳計劃在旗營內開店營業的請求卻采取了不予立案的措施。旗營拆除以來，軍政府擬在旗營等處開設市場，此消息不脛而走，各界人士紛紛請求在原旗營開店營業。“選民孫嘉晉、商民錢叔?（皆漢人）先后稟請撥用，擬在該滿營地基營業。現稟都督批示，以滿營舊址正由官規畫，所請營業礙難照準。”[19]這種對于滿漢不同的政策體現了軍政府對于滿人自謀生計的鼓勵與扶持。但是光復時期自謀生計僅為少數滿人的選擇，多數滿人仍不事生產，逐漸淪為社會底層的貧苦之民，到了1912年冬，滿人的生活狀況更為困窘，多數滿人饑寒交迫。杭州滿人生活的困窘引起了原滬軍都督陳其美的關注。陳其美于11月22日由上海趕到杭州，一為參與國民公所商討征蒙一事，一為幫助籌劃杭城滿人生計問題[20]。陳其美到杭后，向浙江軍政府提出何種建議，現已不得而知。但從幾日后浙江軍政府出臺的拯救滿人辦法來看，似乎陳其美為浙江軍政府提出了一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方法。由此浙江軍政府開始調整單純的接濟政策，轉而授滿人以生存的技能。浙江軍政府將各類需要救濟的滿人“先行調查劃分等類，各授以相當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為一勞永逸之計”[21]，并將需要救濟的滿人分為“旗籍貧民老弱孤獨無依者若干（家有壯丁者不在其列）”、“能做粗工者若干”、“能做火柴廠工作者若干”、“能入貧民工廠者若干（現在有職業者均不在此列）”[21]四類，挨戶詳細查明，并上報民政司。在軍政府民政司的努力下，杭城內貧苦的滿人大多進入各類工廠，學會了生存的技能。自此杭城內滿人的生計問題才得到了根本的解決。

三、結語

辛亥革命后浙江的滿漢民族關系從沖突逐漸走向和睦。從總體上來說，浙江光復后，駐留在浙的滿人生活無以為繼，極度艱難。在這樣的困境中，浙江軍政府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在省財政極為困難的狀況下給予滿人三月的餉銀，并積極開展救濟滿人的工作。此外，浙江軍政府還努力幫助籌劃滿人生計問題，保護滿人合法財產，合理處置滿人官產。通過各方的努力，最終，在浙江的滿人學會了謀生技能，進入軍政府特意為之開設的工廠工作。這也大大有利于浙江滿漢民族矛盾的化解，使滿漢民族秩序得到了調整，滿漢民族關系朝著和睦相處的狀態發展。這為民國初年浙江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作者：沈航 單位：浙江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人文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