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推崇魏晉學術的原因

章太炎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并非僅僅朝著“文明”的方向單向發展，而是存在“進化”與“退化”并存的事實。“上觀皇漢，智慧已劣于晚周，比魏晉乃稍復，徒局促于十世以內，以為后必愈前，亦短于視聽者也。”[2]以此理論來審視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章太炎認為魏晉時代是一個大放異彩的時代，可惜由于時間過于短暫和文學研究者有意、無意的扭解，其成就并沒有被充分地認識，因此自己感到憂慮。“嗟乎,赫赫皇漢，博士黯之，魏晉啟明，而唐斬緒。宋始中興，未壯以夭。來者雖賢，眾寡有數矣。不知新圣哲人，持名實以詔士大夫者，將何道也？又不知齊州之學，終一息不復熾邪！”[3]他感慨世乏知音，只有對魏晉時人向往之至“：諸子幸少異說，而我所發明者，又非漢學專門之業，使魏、晉諸賢尚在，可也對談。今與學子言此，雖復踴躍歡喜，然亦未知其異人者何處也。”[4]這顯示了章太炎對魏晉時期學術，特別是文學的特別推崇和喜愛。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章太炎又寫了《五朝學》《學變》系統地評價了魏晉時期在各個方面的成就及對后世的巨大影響。這種對魏晉文學的崇尚和贊美無疑會對章太炎的思想品格和學術觀點產生重要影響。

章太炎之所以推崇魏晉文學，一方面是首肯三曹、建安諸子及兩晉文人身逢亂離，感時傷世而志深筆長、梗概多氣的創作風范。另一方面則在于章氏以為魏晉文士皆真誠直率，是受民歌風氣影響的結果。《國故論衡•辨詩》曰：“《安世房中歌》，作于唐山夫人，而其辭亦爾雅，獨《風》有憤懣而不得舒，其辭從之，無取一通之書，數言之訓。及其流風所扇，極乎王粲、曹植、阮籍、左思、劉琨、郭璞諸家，其氣可以抗浮云，其誠可以比金石，終之上念國政，下悲小己，與十五國風同流，其時未有雅也。”[5]章氏重“國風”，而輕頌、雅、賦，以“誠”評價魏晉文學的總特征，認為“：凡學術，當辨其誠而已。《世說》雖立虛，猶近形名；其言間雜調戲，要之中‘誠’之所發舒。”[6]這里已經道出其崇尚魏晉文學的主要心理原因。

章氏在《論式》中，更加詳細論述了“古人文辭”“以魏、晉為法”的理由，指出：“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在章氏看來，魏晉之文除了具有“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等長于說理的優點外，“彼其修辭安雅，則異于唐；持論精審，則異于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笮蹇氣之病。”由此，章太炎對魏晉之文由衷贊美，認為唐宋之文與之相較表現出種種不足：“夫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權德、呂溫及宋司馬光輩略能推論成敗而已。歐陽修、曾鞏，好為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蘇軾父子，則佞人之戔戔者。凡立論俗其本名家，不欲其本縱橫。儒言不勝，而取給予氣矜，游怒特，蹂稼踐蔬，卒之數篇之中，自為錯忤，古之人無有也，……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恨，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7]對于清代之文，章太炎只贊賞“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間”的汪中、李兆洛之流，謂其“文質相扶，辭氣異于通俗”“，可謂文質彬彬矣”[8]。而對清代其他文章大家都有批評，近世之文，“以甄名理，則僻違而無類；以議典憲，則支離而不馴。”“清儒之失，在牽于漢學名義，而忘魏晉干蠱之功……故其時有不學者，未有學焉而歧于今文者，以是校漢世之功，則魏晉有卓然矣。”章太炎認為“文有古今，而學無漢晉”，這種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使得他分析問題十分透徹，他指出清世經說所以未大就的原因，乃是“以牽于漢學之名，蔑魏晉使不得齒列”[9]。這一論斷一針見血地暴露了清學的弊端，抬高魏晉文學的地位，其視角之獨特，學術眼光之深邃，均超出同輩。

二、章太炎的魏晉學術思想

章太炎非常推崇上自屈原、孫卿，下逮曹、阮、左、郭諸家的文學作品，這是他重治用、重事實的文學觀的具體表現。就實際創作而言，章太炎并不排斥“文美”的形式主義，他從文學的審美性能出發，認為文之美是必要的；不過他又強調文美的目的在于“發其事”，這就要求文學切于實用。章氏認為文學作品應該表現重大主題，是文學藝術應該反映的最高境界。因此不難理解章氏為何特重魏晉文學。文學史家大率尊崇的建安風骨，其作品反映大抵是漢末至魏的“政事”之“隆污”；兩晉文人如阮籍、嵇康、左思、劉琨、郭璞等在詩中表現的，亦大抵不是對污濁現實的不平之鳴，便是欲在泥沼中奮起抗爭的呼號。其時大多數文人的創作，可能就是既有“情性”，又重“政事”，也就是符合章太炎為文的最高標準，章氏對其推崇有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因為章太炎以重治用、重事實的觀點對兩漢以來各種作品進行評價，他雖推崇魏、晉文章，但并不認為魏晉文章沒有缺陷，他希望新的文學應該各去所短合其所長：“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同上不可御人以口，必先預之以學。”[10]除了對魏晉文學百倍推崇外，章太炎在《案唐》一文中還深入挖掘了魏晉文風、學風的積極意義。章氏在《自述學術次第》中稱：“余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為文奧衍不馴。”后來與浙中文章大家譚獻交往，方悟己文幾近偽體，是“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魏晉之文，儀容穆若，氣自卷舒”，而“宋世歐陽、王、蘇諸家務為曼衍”。汪容甫，李申耆過于“局促”，只“能作常文”，不能議禮論政，又秦漢雖有高文典冊，但“到至玄理則不能言”，因此一意慕效魏晉之風，“中歲所作，既異少年之體，而清遠本之吳魏，風骨兼存周漢”[11]，章太炎文風的變化固然與其思想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也說明章氏文章精神已經與魏晉文風緊密靠攏。

另外，章氏對晚清學風極為不滿，在對學校各科教育發表看法時，他指出“今諸科之中，唯文科最為猖披”，而在文科“五弊”中，“尚文辭忽事實”首當其沖[12]。劉師培也指出：“晚近以來風尚頓異，浮云聚漚，不可空搏，后生學子屏遣先哲，不獨前儒學說湮沒不彰，即近儒之書亦顯伏不可見，謂非蔑古之漸哉。”學風如此，文風自然隨之推移，“故文學之衰以至近歲而極”，甚至稱為“中國文學之厄”[13]。故而章氏更加看重魏晉學風的積極意義，對其他各代學風多持批評。魏末晉初之后，“老、莊、形名之學逮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夫持論之難，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為劇……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觀其流勢，洋洋??，即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僨。……宋又不及唐。”[14]近世之文，更等而下之。章氏認為魏晉之學有先秦老、莊形名之長，而無漢世陷于章句之短；魏晉之文長于持論，而唐以后之文多風議少玄理。章太炎不遺余力推崇魏晉文學時，盡可能澄清世人對魏晉學風的偏見和錯誤認識。歷代文人認為魏晉學風浮華不實，章太炎明確指出，一種學風的形成，有其逐步形成的漫長的過程。魏晉矯虛浮夸的情形，在漢時即已出現，“言魏、晉俗蔽者，始干寶《晉紀》，葛洪又臚言之。觀葛洪《漢過》《刺驕》二篇，漢俗又無愈魏、晉。”其時“沐浴禮化，進退不越，政事墮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固不以玄言廢也。……何也？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茍誣也。”[15]所以對魏晉學風不僅不可以貶低，反而應該給予很高的評價。章氏認為世人對魏晉學風的錯誤看法源于對玄學的錯誤認識，沒有看到玄學“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的作用和對士大夫“隱不以求公車征聘，仕不以名勢相援為朋黨”[16]品行的熏染，盡管他們也有“矜流品”的短處，白璧微瑕不能作為詆毀魏晉學風的口實。

總之，章太炎特別推崇魏晉文學。漢代之文“雅而不核，近于誦數”；唐宋之文“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魏晉之文“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17]。縱覽古今學風以魏晉為高。章氏由推崇魏晉學術兼及魏晉文學的一切體裁，幾乎一切作家，并及魏晉文風、學風的闡述和重治用、重事實的文學觀有利于人們改變傳統的看法，但由于他偏愛魏晉風格，因此在論述中片面夸大其長處，存在貶低其他各代文學成就以抬高魏晉成就之嫌。

本文作者：藺文龍 單位：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