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部地區，地域廣闊，良然資源相當豐富。但經濟卻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且東西差距在繼續拉大。從全國各地區的GNp比重看，1978年，東部占50%，西部占17%;在19%年，東部上升為58%，西部為12.8%。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西部沒有“人”。人力奇缺是制約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據調查，西部地區初高中學歷所占比重為37%，高中以上所占比重低，文盲、半文盲也占相當比重“有崗無.人上”的現象普遍存在，開發西部人力資源顯得越來越。重要。本叉擬從教育著手討論西部人力資源的開發。

早在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已經覺察到教育的價值。二十世紀50一60年代，西方許多學者也非常重視教育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提出教育的雙重效應;知識效應(由干學習而獲得技能，專長)和非知識效應(因教育而提高紀律性、責任感、積極性)。針對西部的具體情況，以教育為核心的人力資源質量開發應主要作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普及基礎教育.國民基礎教育是教育的一種基本形式，是其它教育形成的基礎和根本，也是人力資源開發的先決條件。

基礎教育作為一種投資，本身也應有投入一產出問題。即人們在投入教育時更注重周邊人們教育的經濟收益狀況。用綜合經濟收益法和年齡組分析法分別分析西部地區教育投入與人們收入之間的關系，發現:一方面在我國西部地區存在教育投入經濟收益的遞減現象。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初中教育者的經濟收益在西部地區是最大的;二是九年義務教育的臨界點兩側經濟收益差距小會使高層次教育受到沖擊。另一方面低年齡文化程度越高，經濟收益越大。由此，兩方面結果均表明基礎教育在西部人力資源開發中起“基石”作用。

認識上的明確并不能消除實際中的困難。我國西部地區文盲率、兒童輟學率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特別是在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這種情況更為嚴熏。另外，求學成本和收人水平的反差很大。雖西部學校收費并不高，但這在收入低下的西部農村仍難以承。受。有時可以斷言，強制性九年制義務教育在西部農村地區是不可能的。有鑒于此，建議在西部基礎教育中實行城鄉雙軌制，即政府實行傾斜政策。重點扶持西部表村人口的基礎教育，加大農村教育投資力度;而對于城鎮和發達地區其義務教育經費則由社團和家庭自行解決。

第二，以初中教育為“突破門”，展開以初、小學為主的鄉土人才資源開發的“下限極”.。以初高中為主的成人職業教育培養的“軸線極”和以校企合辦，高校為主的高等教育培養的“上限極”相結合的全方位，梯度式人力資源開發模式，以適應西部人力需求的層次性和目前尚未解決的二元結構對人力的需求。

依綜合經濟效益分析可知，西部人力資源中的初中教育的貢獻率最大。因此，以初中教育為“突破口”，實行城鄉不同模式的開發，是西部目前人力資源開發的有現實意義的選擇。

首先，展開以鄉土人才開發以為主的“下限極”人力資源開發，促進農業產業化轉變，西部一些鄉村地區，經濟落后，信息閉塞，要吸引人才比登天還難在這種現狀下，立足于本土，開發一些“養得起，留得住、用得著”的鄉土人才.可謂較好的選擇。其開發的具體措施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在農村一線展開綠色證書培訓，綠色證書是從農民承包農業各業和評定農民技術職稱的重要依據，目的在于培養一支“二傳手”農民科技骨干隊伍;二是展開實用技術培訓，包括聘請專家講學、委托培養考查學習等方式，讓農民有一技之長，由經驗手藝型的“莊稼人”轉化為科技知識型的新農民;二是開展技術職稱評定，大批農民由簡單形態勞動力轉化為具有特定技巧專業形態的勞動力;四是初中教育“二次分流。”即在初中教育的后期學習中，多加入實用技術和特定農業技能的培養。通過上述措施，發揮鄉土人才“培養一批能人，帶動一方百姓，搞活一片經濟”的人才效應，為農業經濟服務找到最佳切入點。

其次，以成人職業教育為中心，展開西部人力贊源的“軸線極”開發。主要指企業人力培訓。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要求變學校教育為終生教育。西部二元式經濟結構造成的城鄉差距使得城鄉企業只能通過其員工自身的職業教育為實現二元結構的“中間鏈”銜接，實現終生培育。日本和德國經濟的崛起就是職業教育成就的證明:尤其是德國的雙元式職業教育成為德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麻省理工學院工商管理分院前任院長萊斯特•瑟羅評價說“德國的‘秘密武器’是對那些未進入大學的高中畢業生的教育。在你通過了某項社會見習之后，你就是世界上同等學歷中受到最好教育的人。這些青年將被證明是絕對一流的工作”。另外，據統計，美國10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支持現職科技人員“繼續教育”經費每年增長75%。同樣可以得到啟示，以成人職業為核心的“軸線極”人力開發，將對我國西部地區企業進行人力資源開發，進行人力培訓具有建設性意義。針對西部地區的特殊情況，以職業教育提高員工素質主要采取三種方式:一是企業自身建立培訓中心，尋找科技帶頭人;二是與當地社會培訓部門合辦培訓班;三是派人到各高校深造或者在其他地區和國家進行考察學習。

最后，開展以校企合辦，高等教育為主的“上限極”西部高層次人力資源的開發。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竟爭激烈的時代。國際間以綜合國力為基礎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學技術和科技人才的競爭。高等教育作為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基地，成為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之一，江澤民總書記在北大百年校慶上的講話明確指出:“我們的大學應成為科技興國的強大生力軍。”在西部地區，綜合性大學數目較少，教育的投人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資金缺乏。因此，多渠道籌資，拓寬高校資金來源，將是西部高教人才開發的關鍵。事實上，高等教育人力資源開發在金融資本和物質資本所需的高投入以及由此產生的巨大投資風險，反由政府來獨立承擔是難以為繼的。依我國西部地區經濟實力薄弱的狀況，對高教人力資源開發的投入，不但需要全社會范圍的思想發動和引導。而且應從組織建構、資金籌集與回報方面，推出高教資金籌措措施。具體來說:一是應在全社會范圍內組建教育科研、人才發展基金組織，允許在社會團體和個人集資興辦;二是在國內證券市場，以公開上網定價發行方式，發行教育、科研基金的股票，并可試行學校的股份制改造。定向在社會募集資金，并適時掛牌上市;二是在城市和發達地區實行私立學校制度，讓資金雄厚的個人開辦一些高級專業性人才培養學校;四是政府應將大部分高教投入資金傾向于建立助學金制度和獎學金制度，為貧困地區人力資源的高層次開發提供條件。另外，在發展高教同時，開展校企合辦，興辦科技工業區，推動西部人力的高層次開發。從美國的“硅谷”、日本的“筑坡科技園”、英國的“劍橋工業園”到我國的“北京電子一條街”.全世界有影響的三百多個高新技術產業區有二百多個是依據高校建立的。這種科學一技術一產業三位一體的科技工業區，促進了高層次人才的開發，并為高校發展提供了動力。在西部地區，目前應重點扶持一些已建高科技區，如長沙創造軟件園、四川托普軟件園等。同時在昆明一蘭州一烏魯木齊等城市依托高校建設一批國家級高科技區。這對于西部人才資源的高層次開發有長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