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比較文學研究轉向的合理性問題

（一）國際文學研究“向外轉”趨勢必然指向文化研究

文學研究的“向外轉”自然都指向了文化。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幾乎是當代文學研究各派別的共同趨勢。比較文學的開放性決定它向來都能對學術研究的變化做出敏感的反應，更何況它本身就有著文化研究的性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期比較文學的“理論化”傾向就是這種“文化熱”的開始，而９０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趨勢變得更加明確更加自覺。

（二）比較文學的研究視域決定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性

隨著全球趨勢的日益迅猛，從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比較視域來看，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必然成為比較視域的基本內涵，而跨民族與跨學科是比較視域中的兩個基本要素。比較視域具有聯系及流動的特點，使比較文學不斷打破自身的局限，拓展自身的領域，并使這一學科超出文學研究的范疇，進而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文學研究。與比較視域的聯系性特征相聯系，比較視域始終持一種多元的，開放的研究態度，隨時間變化和時代變遷調整自身，這是比較文學研究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隨著全球化的到來，比較視域走出了歐洲中心，進入了一種在多元文化語境中進行文學研究，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相互參照、相互闡釋的時代。大家熟知的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加拿大學者米列娜•多列熱諾娃等，都積極地對中西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再從比較文學安身立命的基點———比較視域來看，在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興起和發展也是符合這一學科自身的學理特征的。

二、比較文學中文化研究的概況及問題

“二戰”后，文化研究在英國逐步興起，８０年代傳到美國并形成多元發展的趨勢。它主要關注當代的非精神文化及大眾文化，提倡一種跨學科、超學科的態度，把文本分析與其他研究方式，諸如結構學、人類學、心理學相結合。它所運用的多學科、多維度的方法給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隨著東西比較文學的興起，比較文學研究要求徹底打破“歐洲———西方”占據世界文化中心地位的觀念。于是結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學說，有了施展理論價值的天地。比較學者用這些理論來說明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之間的平等關系，說明文化交流中的對等原則和互補、互惠關系等等。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入包括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等在內的后現代理論，有效地調整了比較文學近十幾年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偏頗，大大拓寬了比較文學的疆域，為比較文學輸入了新觀念、新術語，形成了文化人類學與比較文學、女性主義與比較文學等頗具特色的研究領域。通過上述文化理論的研究，有利地推動了東西文化的對話與溝通。中外許多著名學者都把目光投向本民族以外的其它文化體系，并對之進行研究，如艾田伯的巨著《中國的歐洲》、美國學者厄爾•邁納出版了《比較詩學———東方與西方》等。

另一方面，比較文學的具體研究中引進文化比較，這也是比較文學研究進一步深入發展的需要。文學是人類文化這一龐大有機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學創作總是在既定背景之下進行。反過來，文學又是人類文化成果的一種富有獨特價值的載體，包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而這種內涵又只有聯系文化背景才能發掘。東西比較文學興起后，文化研究顯得更為必要，更加迫切。東西方文學分屬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許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別。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引進文化研究，對東西文化的異同進行內在的、深層次挖掘，同時把東西文學研究置與廣闊的文化研究的背景之下。這樣才能把東西文學比較中出現的不同現象和共同規律，訴諸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體系，并在其中尋找原因。這就需要東西文化加強溝通和對話，按照互識、互證、互補的對話模式加深彼此之間的了解和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吸收對方文化中的長處為我所用，從而更好的促進自身文化的發展。同時，我們必須看到，文化研究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非邊緣化、解地域化等特征的非審美性文學批評。它重在揭開大眾文化形式和實踐中意識形態的機制。因此，文化研究是反精英的，它的視野里自然沒有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低俗與高雅之分，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文化研究越來越對精英文學研究意味著挑戰。文化研究的這種傾向也對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首先，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經典文學研究衰微的趨勢。大眾文化和文化研究相互推進，瓦解和虛化了自律性和思想性的經典文學的價值和文化意義。因而在比較文學中甚至出現了以歐美與中國的影視文化、飲食文化的研究代替了對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的經典文學的比較分析，拋棄了古典文學和精英文化。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楊義指出文學研究在追求學術現代性的同時，要對浩繁而燦爛的古典智慧進行深度的現代轉化，開展一種匯通中外、有容乃大的文學學術工程。他的話對我們應對上述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一方面，要運用現代文化理論重新審視、解讀傳統經典文學，對其進行現代化改造。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運用２１世紀的新人文精神所倡導的文化與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盡量擴大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商談、討論和寬容的空間。雙方要同等尊重彼此的尊嚴和存在的權利，互相學習對方的長處，補充自身的不足，緩和近年來二者出現的嚴重沖突與交鋒。這也有利于比較文學在一個更為寬松、廣泛、平和的文化語境下，從文化理論和政治權利話語的角度研究文學現象，使文化、文學相互溝通、利用。

其次，比較文學研究中出現了“泛文化”研究趨向，忽視了比較文學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學研究。從最近幾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及地域性的會議討論的中心題目可以清楚地看出，學者門熱衷的話題似乎不是文學自身，而是文化差異、人類學、宗教等不同的文化領域。針對當前比較文學界出現的“泛文化”傾向，我們應該如何保持對比較文學學科的清醒認識？如何體現比較文學的文學性？簡言之，要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有一個正確的定位。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文學研究，它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應該是文學。文化研究是為了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研究，作為它的背景和補充，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比較文學工作者要以文學文本為出發點，并關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同時要正確處理文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系。劉象愚教授說得好“比較文學工作者無論在不同文化和學科的領域里跨出多遠，研究的立足點應該始終在文學上，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對于保持比較文學的生命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三、２１世紀的比較文學展望

比較文學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今天已經蔚為大觀，被認為是２１世紀的一門“顯學”。２１世紀的比較文學研究，既要樹立一種文化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意識并重的文化觀念，又要成為人類精神相互對話和溝通的語境和操作平臺。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它實際上已經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文學與文化中介與交流媒體的角色。世界范圍內的文化碰撞、文化交流過程，都在作自覺或不自覺的比較、鑒別，而比較文學研究在這個過程中，以其自身獨特的方法法或思路，讓人們即認識了自己———本國本族的文學與文化，又認識了“他者”———他國他民族的文學與文化，甚至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把握世界文學的共同走向與共同規律，這是國別文學或民族文學研究所無法企及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樂觀地預見，比較文學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２１世紀將有更大的學術空間，對世界文學和人類文明將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何玉 單位：山東科技大學國際交流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