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艷照門案、滿文軍涉毒案、臧天朔聚眾斗毆案、侯耀華代言虛假廣告案、魏晨國喪日相片門案、陳少華涉毒案、高明駿涉毒案、李鶴彪打記者被拘及其師郭德綱不當言論案、高曉松醉駕案、蘇越詐騙案等案的相繼發生，不斷地撩起了人們內心對藝術從業者的隱隱之憂。作為一種折射，人們又不斷地萌發出對藝術院校在校大學生的種種擔憂。事實上，藝術院校大學生的諸多表現也已經受到了社會這樣或那樣的埋怨甚至是批評。在2010年4月發生的北京“天上人間案”中，警方發現從事有償陪侍服務的人員都有大專以上學歷，不少有研究生學歷的背景，她們分別來自一些比較有名的藝術類院校。另有藥家鑫案、叛逆的藝術少女全裸模特案，也都語出驚人。這些案件的發生進一步引發了人們對藝術院校大學生的品德態度、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問題以及藝術院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教育教學努力和效果的高度關注和深刻反思。

音樂院校思政課教學的改革十分必要而又緊迫，其教學效果不太令人滿意的學校成因有三:首先，忽視了音樂院校學生的人文知識基礎，教學缺乏針對性。音樂考生與普通文科考生不同專業的人文素質特征和差異，到了大學思政課的教學中被一筆勾銷，表現為:一是不分文科、理科，還是音樂學生，全國都是大一統的教材，教學內容統一、教學要求統一，不分對象，沒有難易度的差別;二是思政課教師在實際的教學中也忽視了音樂學生與文科理科學生的人文素質差異、忽視了音樂學生的個性特點和思維特征，千人一教、千教一律，不從實際出發，不因材施教，教學缺乏針對性。

其次，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片面學科化理論化等傾向的誤導。高等教育變得更加強調讓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以適應社會需要，更加趨近于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從而淡化了人文精神的教育，大學也變成了職業訓練場。有人評價說:“現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義，這是可悲的事情”，“認為唯有實利的知識和技術才有價值”。［1］

“現實教育中……教育演化為工具的教育，教育謀求的是‘何以為生’的本領，放棄了‘為何而生’的思考。”［2］另外，大學課程片面學科化、理論化的傾向也令人十分擔憂。過分強調課程的學科性、過分強調理論研究并將之全部塞進大學生的教材之中。宏觀層次的學科設置與微觀層次的課堂教學，少量人進行的高深理論研究與大量學生進行的一般性的理論學習二者之間沒有了區別。有人指出，“目前在思想道德修養課教學中普遍存在學科化偏向，弱化了課程的德育功能。”［3］《北京大學生社會主義榮辱觀研究報告分析(下)》指出，高校“兩課”及一些主題教育活動“過于理論化造成大學生行為與認知脫節”［4］。

再次，處于弱勢的教學地位、學生不太正確的學習態度及教師“只能如此”的教學心態三者同在。無論是專業音樂院校、非專業音樂院校下設的二級音樂院系，還是民辦音樂院校，音樂學科和專業都處于強勢地位，而思政課及其他通識課程往往都處于較弱勢的地位。這一情況的出現，從成因上看有客觀的需要，也有主觀上的疏忽及思政部自身努力不夠等因素。從學生來看，音樂院校中不太重視思政課學習的學生更多。在這種狀態下，思政課教師常常很容易自卑，很容易產生“只能如此”的教學心態。

藝德教育是音樂院校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以下簡稱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的共通點和相互促進的著力點。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的共通性表現為:第一，根本教育目標的一致性。蘇霍姆林斯基說，音樂教育并不是音樂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巴爾扎克說，藝術乃德行的寶庫;白朗寧說，藝術應當擔負起哺育思想的責任;羅斯金說，藝術的基礎存在于道德的人格;柯尼利亞說，誠實是藝術的最大要素;艾涅斯庫說，音樂是一種語言，它能確切地反映個人和人民的精神品質;福樓拜說，音樂使一個民族的氣質更高貴。這些精辟的論述，都充分說明了思政教育與音樂教育根本目標的一致性，都是教育，都要育人，都要把人育好。

第二，教學素材的共享性。音樂教育的很多素材都可以用做思政教育的載體，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愛國主義的史話、民族精神的情懷、理想信念的謳歌、堅忍不拔的追求、笑對逆境的氣概等思政教育的內容和素材。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也可以用做音樂教育的載體，也都承載著愛國愛民、民族熱愛、理想信念、意志毅力等音樂教育所需要的思想和內容。

第三，知識能力的互補性。音樂教育本身，乃至音樂表演和創作，都需要學生有較寬廣的知識面，都需要一定的理解力、表達力和創新力。而政治、道德、哲學、歷史、經濟、法律等知識的拓展及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抽象與具體等辯證思維能力的培養，往往是音樂教育本身難以或無法完成的，而思政課恰恰非常有利于學生這些知識的拓展與能力的培養。音樂教育獨特的直觀性、感染力也非常有利于學生對思政教育內容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等教育內容的具體化和形象化。沒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質，就不會有《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等作品的產生;沒有良好的音樂素質，也難以使思政教育的內容如此寓教于樂、感人動人。

另外，音樂院校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也為這種共通性的實現提供了較好的基礎和條件。音樂院校的學生人文素質雖然有待提高，但他們因為受對音樂藝術純潔性追求的影響，因而在思想上就表現得較為單純并進而有利于思政課教師從正面加以引導;因為受他們自身的人文知識儲備有限但同時又有增加人文知識儲備而完善自我愿望的影響，因而他們對人文知識儲備較為豐富的思政課教師也很容易親其師而信其道;因為受音樂藝術需要有較強的表演欲的影響，因而在思政課的教學中他們也就樂于表現自我，發表自己的見解;因為受音樂藝術本身的開放性的影響，因而他們在人與人的交往上就表現得樂于和易于與人溝通;因為受音樂藝術本身愉悅性、欣賞性的影響，因而他們在性格上就表現得活潑開朗;因為長期受到視覺、聽覺等直觀音樂藝術教育方式的影響，因而他們在思維特征上就表現出良好的形象思維而十分有利于視頻直觀教學，如此等等。如果充分發揮音樂院校學生自身的特點和優勢，那么音樂院校的學生反而比非音樂院校的學生好引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