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僅中國銀監會于2006年12月頒布的《商業銀行創新指引》中提及“金融消費者”一詞。而實際運作中，申請信用卡信用、辦理銀行存貸款、購買保險等業務比比皆是，是否需將購買使用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個體稱為“消費者”？是否將“金融消費者”這一統一概念替換“存款人”“保險當事人”等松散界定？長期以來，理論界和實務界都有不同的理解，爭議點不外乎兩個方面，其一，金融消費是否屬于為生活消費而購買、使用金融產品或接受金融服務；其二，在金融領域投資的數量眾多的非自然人是否屬于金融消費者范疇。其中，就爭議二，學界業界基本達成共識，即，專業投資機構不應列入金融消費者的范疇。對此觀點，2013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因對消費者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確定，可進一步明確。故，筆者認為，在立法上正式厘清金融產品或服務的購買者與接受者是否為消費者，應屬當務之急，在此基礎上，方可進一步探究其各項具體權益保護。何謂“消費者”？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留了第二條的原始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也就是說此處之消費僅指“生活消費”，進行“生活消費”的消費者。而金融產品或服務的購買或接受是否屬“生活消費”呢？首先，應界定何謂“生活消費”，生活消費不僅包括滿足生活基本需要的生存消費，而且包括滿足發展和享南需要的更高層次的消費，而金融產品或服務的購買者或接受者，不僅是傳統金融業務中的存款人、投保人等為依障財產安全和增值而接受儲蓄、保險服務的人，而且是，購買基金等新型產品的中小投資者，其贏利的動機不僅滿足生存，更多是尋求發展，符合“生活消費”之要求；其次，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原旨而言，其也是為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提供一定傾斜保護，而金融產品或服務的購買者或接受者與金融機構間信息不對稱和地位不平等，與普通消費者具有同質性，亦應納入該法之權益保護范疇。在2013年消法修改前，有許多的學者呼吁在消法中直接界定金融消費者，或者將生活消費的外延擴展至金融領域，但是，新修訂的消法未在此領域有所突破，所以，鑒于調整之必要，在消法對一般消費者保護的基礎規定之外，需另行出臺位階低于消法的專項法律，明確金融消費者的概念、權益類型和保護范圍、金融消費者與經營者雙方權利義務、救濟途徑、保護機構及其監管措施等，其中，與消法之消費者定義相對應，可將金融消費者界定為“為個人、家庭生活消費需要購買金融產品和接受金融服務的自然人或代表該自然人的經紀人、受托人或代理人”。

筆者認為，既然將金融消費者及其經紀人、受托人或代理人直接界定為自然人，即把專業投資機構排除在外，因此，在此領域，不宜學習英國和韓國，將消費者分為專業的消費者和非專業的消費者分開界定，區別保護。當然，也可在現有的立法架構內進行修改和完善，例如，在現行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領域內替換或加入“金融消費者”概念，明確將金融消費者納入金融監管領域，健全金融消費者投訴處理程序，并加快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例如《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在立法確定“金融消費者”后，需進一步考量如何保護其具體權益，對此，筆者就金融消費者的知情權、隱私權和適度反悔權發表如下淺見：

(一)金融消費者知情權保護

就知情權而言，因金融產品與服務自身之特殊性、專業性和風險性，與金融機構相比較，金融消費者在信息知悉度上明顯處于弱勢，如果不能保障金融消費者的知情權，就很難避免金融機構利用其優勢地位向金融消費者提供虛假或者誘導性的信息，為平衡金融消費雙方的差距，保證二者達到實質上的交易平等，確保金融消費者能夠依其自我意識判斷來決定交易與否，賦予金融消費者對金融產品的知情權顯得更為必要。與之相對應，需確立金融機構的強制說明義務。實務操作中，金融領域格式合同泛濫應用，格式條款不可協商性這一固有缺陷使得金融消費者在與金融機構締約過程中處于極端被動的境地。金融 消費者作為弱勢一方，其自愿接受合同條款所體現的并非真正的自愿，而是一種“無奈的自愿”，因金融機構將自身的免責條款和金融消費者的注意條款在格式合同中列明的形式作為其履行說明義務的豁免。在此，為保障金融消費者的知情權，可借鑒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之規定，列明“影響客戶判斷的重要事項”，強制金融機構具體說明該等事項。另外，金融產品和服務變動系數較大，很容易隨著國家金融政策的改變而調整，對此調整，在金融合同簽訂之后，亦應屬強制說明的重要事項范疇。

(二)金融消費者隱私權保護

隱私權是中國立法上長期予以忽視的民事權利，至今憲法都未予以明示規制，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作為一項具體人格權加以體現，更勿論細分至金融領域的金融隱私權的立法保護。然而，作為一項與財產權密切聯系的隱私權，金融消費者的隱私權被侵犯，不僅損害其精神利益，更多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實踐中侵犯金融隱私權的案件屢有發生，而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指導，司法操作困難重重。因此，確有加以合理保護之必要。在新消法第29條中，明確規定“經營者及其工作人員對收集的消費者個人信息必須嚴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經營者應當采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費者個人信息泄露、丟失。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信息泄露、丟失的情況時，應當立即采取補救措施。”顯見，修改后的消法首次將個人信息保護作為消費者權益確認下來，是消費者權益保護領域的一項重大突破，亦是立法確定金融消費者隱私權保護的重大利好。那么，何謂“金融隱私權”呢？金融隱私權應為金融消費者對自身金融信息的有效控制，和排斥他人加以非法知悉、利用、收集和公開的權利。其中，關于金融信息，沒有必要將其范圍做泛隱私規制，對此可借鑒《人民銀行關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做好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工作的通知》(銀發[2011]17號)的規定，將金融信息以列舉方式界定為“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信息、個人賬戶信息、個人信用信息、個人金融交易信息、衍生信息以及在于個人簡歷業務關系過程中獲取、保存的其他個人信息”。其次，就保護方式而言，目前我國采取銀行、保險、證券分業經營模式，但是，若借鑒美國的分業保護方式，雖可保障專業性和針對性，但是容易造成不同監管部門之間職責的重疊或空白，尤其是對金融衍生品等創新型金融產品出現一行三會的監管困難。

當然，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這一專門法未出臺前，為便于立法操作，可在現行銀行、證券、保險各單行法中完善金融隱私權的相關內容。但面對混業趨勢已十分明顯，將來必然走上混業經營道路的金融領域，在此可借鑒歐盟不分行業的一體化保護,因其隱私保護達世界最高水平,這種相對嚴格的保護措施更加符合我國的具體情況，例如，可統一設置侵犯金融隱私的懲罰性規定，或統一設置金融隱私的例外情形：(l)經客戶的批準和授權；(2)依照政府行政部門的命令或指令；(3)依照法院簽發的搜查令；(4)依照司法命令；(5)依照程序批準透露的資料和記錄。與之相對應，可陸續出臺個人信息法及相關信息法規，對日益突出的網絡數據和處理行為進行配套規制。此外，新修改的消法于第25條針對網絡等遠程購物方式賦予了消費者七天的反悔權，于第55條加大消費賠償懲罰力度，不僅將懲罰性賠償的倍數由“退一賠二”變為“退一賠三”，而且還對賠償的最低數額進行確定。此等修改旨在促進買賣雙方的平等地位，均為消法的大突破。但是，金融消費者進行金融消費或交易所涉金額較大，是否需給予其適度反悔權？經營者如何承擔懲罰性賠償？確有待商榷。對此，筆者認為，鑒于金融產品的特殊性，在充分保障金融消費者知情權的基礎上，可暫緩規制。綜上，作為消費者群體中較為特殊的群體，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統一法律規制下，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需立法進一步細化，首先，確定“金融消費者”的法律地位，其次，針對實踐中較頻繁出現的糾紛，將知情權和隱私權保護予以優先規制。

作者：劉洋 單位：福建工程學院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