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小說不僅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在敘述和語言上形成了成熟的風格，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美學品格，包含了豐富的文化詩學，而且，不能忽視的是，小說必然可以給人以形而上的哲學思考，這是美學意義上最高的小說境界。那么，蘇童作為當今文壇重要的小說家，他是如何思考這個世界，他在自己的小說中表達了怎樣的哲學內涵呢？蘇童是個講故事的好手，但他的故事不以情節取勝，在他的小說中最打動人的是對個體生命的思考，對歷史幽密的探尋。蘇童一直是一個關注人性的作家，但他的大部分小說書寫的卻是與生俱來的人性缺失。在他的生命哲學中，人性的晦暗不隨時間和歷史的變遷而變化，展示的是人性深處積淀的惰性和丑惡，并通過“人性之惡”，表達了對人性的悲觀和絕望。在蘇童那里，生命過程充滿了種種苦難、不測、難以逃脫的悲劇宿命，人在本質上是孤獨的，生存本身荒誕而虛無，理想和現實永遠背離，青春是無法彌合的傷痛。而苦難的生命歷程既無法逃離也無法救贖，唯有死亡是生命的最后歸宿。

一、與生俱來的人性缺失

“性善論”和“性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兩種主要的人性學說，然而，不管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人性都在自身的成長經歷和外在的環境影響下不斷變化。尤其是在新文學以來的現代敘述中，人性的變化是啟蒙現代性的重要訴求之一，五四文學的個性啟蒙是期望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學”的現代思想把人們從封建思想的牢籠里解放出來，個性解放和人性自由成為五四思潮的標示。五四時代進化論的思想也認為人是不斷進步的、人性向善發展。在魯迅的筆下，他期待如若有革命，像阿Q一樣的民眾是會覺醒并投入到革命中去的，而青年總是比老年進步。這樣的啟蒙的進化論思潮影響了五四一代的精英知識分子們。30年代以來的左翼文學則期待了人在革命中走向成熟，接收革命的洗禮并塑造堅強、剛毅的人性。當代文學中經典的紅色敘事是典型的“成長小說”，人性在時間的流程中不斷變化，趨于完善。

因此，在20世紀文學的主流敘述中，人性與成長環境、歷史際遇密切相關。

但在蘇童的小說中，人性卻和歷史進化無關，和時間變遷、空間轉換無關，在少年、青年、老年的生命的自然流程中，不變的是人性的灰暗和頹廢。蘇童拒絕魯迅式的啟蒙期許，后期魯迅雖然明明知道人類改良的無望，但他依然在絕望中前行，“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1]177這是魯迅反抗絕望的生存哲學。蘇童對人性也是失望的，但他既不反抗人性的淪落也不批判人性的黑暗，只是以一種超然的眼光看待他小說中的蕓蕓眾生，記錄他們的喜怒哀樂。在“香椿樹街”系列小說中，《城北地帶》寫了一群少年們的成長，他們內心的暴力和無名的欲望，他們對自我生活和對他人生活的毀滅，但他們的心靈和性情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熟，“成長的未完成”也預示了人性的停滯?！洞糖鄷r代》中，幼年時代的悲慘經歷和少年時代的暴力夢想摧毀了少年小拐，他成了一個古怪而陰郁的少年。在“楓楊樹”系列中，“我”的祖父陳寶年、瘋瘋傻傻的幺叔、逃跑的陳三麥等在小說中都沒有性格的變化。也就是說在蘇童跨越了時間長度的敘事中，人性是基本不變的。甚至在不同的歷史時段，人性也仍然是歷史的輪回，單不說《婦女生活》中嫻、芝、簫三代女性重復著同樣的悲劇命運，雖然三個女性跨越了三個時代，但她們的人性弱點卻一脈相承?！镀捩扇骸分信f時代的頌蓮們在陳府大院里的互相爭寵和《另一種婦女生活》中新時代里顧雅仙們的明爭暗斗也是殊途同歸，流逝的只是時間本身，而不變的卻是人性的晦暗。如果說現代性敘事強調的是歷史進程中人的變化，以及宏大歷史對個體生命的塑造和規約，那么，蘇童的小說提供的則是人性的“不變”，人性深處那些不隨時間改變的積淀和惰性。

既然在蘇童那里，人性是不受歷史進化影響的，人性是生來如此不會改變的，那么，蘇童賦予他小說中的人物的人性內涵又是什么？說到底，蘇童是個“性惡論”者，在他的小說中，人性之惡是貫穿了大部分小說的主題。但如果說人性之惡古來有之，那么面對人性的態度則有很大的不同。在批判現實主義者那里，作家面對人性之惡的現狀痛心疾首，苦苦探詢著改變人性的方法。

在自然主義者那里，文學的責任在于忠實地記述這種人性的現狀，所謂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在存在主義者那里，面對人性的困境和悖論，作家們揭示的是生存本身的荒謬。而對蘇童來說，人性之惡是生來如此的，人性的丑惡、卑賤、人心的冷酷、人與人的疏離是人性的本質性存在。在《1934年的逃亡》中，祖父陳寶年逃亡到城市過著淫蕩糜爛的生活，全然不顧老家妻子兒女的死活。大伯狗崽在自己藏銅板的鐵盒子丟失后，把幼小的弟弟妹妹吊起來暴打。

祖母蔣氏一生在苦難的命運中掙扎，但她同樣借機打掉了環子的孩子。《妻妾成群》中，為了爭寵，二太太如云不僅暗算頌蓮，而且直接把三太太梅珊送上了死路。而頌蓮對雁兒的懲罰也讓人膽寒?！独浰谥摇分?，老地主劉老俠在他弟弟彌留之際買走了他的墓地，沉草親手殺了哥哥白癡演義，農村無產者陳茂在當上農會主席后強暴了美艷的劉素子。而蘇童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米》是人性之惡的一個典型文本，在《米》的人世風景中，人性的陰暗殘忍、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敵對，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兄妹之間、情婦情夫之間的卑瑣丑惡達到了極致，人與人之間相互厭惡和仇視、相互殘害和憎恨讓人觸目驚心。蘇童通過人性之惡的展示表達了對人性的懷疑，對人性的悲觀和絕望。

在先鋒作家中，殘雪、余華、蘇童都寫到人性之惡，但蘇童并不像殘雪對人性徹底的絕望，即使人性的一點微光也受到質疑和嘲弄，也不像余華面對人性之惡的冷漠、冷靜的敘述和極力渲染，使“人性之惡”在他那里成為一種的觀念性的存在。不管是殘雪還是余華，他們都拒絕深入人物的內心深處進行心靈探詢，拒絕探尋人的善的存在的可能性。但在蘇童前期小說中，雖然人性之惡是一個不變的主題，但他也寫了人性的一點點溫暖，像黑暗中的一點微光。即使像五龍這樣的人性之“惡”的集大成者，蘇童也賦予他內心的悲傷，“我對他是抱有同情的，在把他塑造成惡棍的同時，我覺得他是一個被玷污的人，是一個內心充滿悲傷的惡棍。”所以，雖然在五龍的身上集中了人性惡的因素，但五龍同時也是一個被傷害的人，他從被大水淹沒的楓楊樹家鄉逃向城市首先遭遇到碼頭幫人的欺凌，如果說饑俄帶給五龍的是刻骨銘心的傷害，城市的淫蕩對他來說是另一種壓迫和欺凌。在城市里，雖然五龍最終擁有了一切，可城市給他的恐慌和恐懼卻像夢魘一樣永遠纏繞著他，他常常在恍惚中看到被大水淹沒的楓楊樹家鄉，到處是悲慟哀鳴之聲，在城市的土地上，他常常覺得自己仍然在那列逃荒的火車上，永遠都在顛簸流浪的途中。所以，在蘇童的小說中，他寫了人性之惡，人性的頑劣、卑微和暴虐，但他同時也寫了生命的艱難和無望的掙扎。雖然人性之惡是蘇童前期小說的哲學基礎，但他的人性之“惡”中卻仍然包含了對人本身的悲憫，如同對五龍一樣的惡棍，你可以痛恨、驚詫于他的惡，但同時又對他的掙扎充滿了悲憫。蘇童對人性是失望的，但他同時也悲憫地注視著他小說中的人物，不詛咒、不抗議、不作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