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Holling首次提出適應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簡稱AM），認為適應性管理是將管理策略和實踐成果兩者之間不斷提升和優化的系統性管理過程[1]。在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方面，Taylo（r1997）在論文《森林適應性管理》中提出，森林適應性管理是從管理森林的政策和實踐結果中不斷學習，并且將這些結果持續運用到森林生態正式管理進程中[2]。王文杰等（2007）認為，適應性區域生態系統管理是以區域生態系統可持續性為目標，在不斷探索、認識區域生態系統本身內在規律、干擾過程的基礎上而采取的以提高實踐與管理的系統過程。謝晨等（2010）認為，適應性森林管理是一種調整森林生態系統結構及其功能，抵御不利氣候變化，利用氣候變化帶來機遇的管理手段。筆者認為，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是以森林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充分認識森林生態系統自身運行規律的基礎上，采取適應性管理方法對影響其發展的干擾因素進行動態跟蹤管理的一種新型管理方式。

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引下，隨著環境經濟學和資源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增長必然受到資源和環境的影響。改善環境，確保森林面積的有效增加，應對森林生態系統進行適應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使其遵循自然規律。因此，本文基于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分析資源、環境和人才等因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資源—經濟

18世紀到2O世紀初，亞當•斯密、杰文斯、李嘉圖、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從自由市場的“稀缺”層面研究經濟與自然資源的關系，提出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存在制約關系。國內的學者在研究資源與經濟之間關系時，主要從公共資源補償機制、環境經濟手段、排污權交易、經濟激勵機制、資源產權市場化等方面研究自然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可見，資源對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支撐和制約作用，資源的承載能力制約經濟增長的速度、結構和方式。

林木資源作為森林資源的載體，影響著木材加工用家具制造業是否健康、良性發展。自1998年天保工程實施以來，以北方國有林區為例，森林質量明顯下降，成熟林面積減少，森工企業危困，地方經濟發展停滯[3]，這種變化導致國有林區人口遷出，經濟出現負增長。同時，森林資源變化改變了產業結構，木材加工產業比重降低。而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將有助于林木的生長和木材資源蓄積量的良性增加。溫作民、趙慶建（2010）在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下構建了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下的森林生產力模型[4]，以更為科學地描述和預測森林生產力狀況。

森林對水文產生影響，森林自身的植被覆蓋層、土壤層具有很好的涵養水源、調節徑流、改善水質、保護土壤和水環境的巨大水文作用[5]，每年森林土壤可蓄水300m3/a，減少地表土壤流失量1噸/每公頃。我國人均水資源的擁有量曾逐年降低趨勢，1980年、1990年、1995年、2005年和2010年的人均占有水資源量分別為2753m3/a、2358m3/a、2239m3/a、2098m3/a和2300m3/a，①預計到203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將從現在的2300立方米左右降至1800立方米以下，水資源的問題儼然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因子。國內學者在不同層面論證水資源和經濟之間的關聯，如王維平、劉品和馬承新等（2011）[6]建立了宏觀經濟水資源投入產出分析模型；王瑜（2007）在水資源環境綜合經濟核算（SEEAW）的基礎上，編制了水資源環境綜合經濟框架內容，對經濟體與水資源水環境的相互關系進行的全面宏觀核算[7]。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將優化森林生態系統功能，促進森林生態系統健康發展，調整森林林相，提高森林土壤層質量，以發揮其最大的水文作用，增加水資源的供給。

二、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環境———經濟

1972年，D•H•米多斯提出“零增長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衛•皮爾斯（DavidW.Pearce）和克里•特納（KerryTurn-er）圍繞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性環境問題，基于環境經濟問題進行研究，在環境價值計量及實現代際公平的途徑等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建議。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核心。目前，由于森林減少及氣候變化，導致水土流失嚴重，并致使物種多樣性銳減。例如，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年均增長率約為4%；生態赤字由1978年的人均0.248公頃上升至2003年的人均0.890公頃；在《國際瀕危物種貿易公約》列出的640種世界性瀕危物種中，我國有156種，約為總數的1/4[8]。

因此，加強森林生態適應性管理將有助于改善森林生態環境，從森林的角度來調節生態系統間沖突和矛盾。通過森林生態系統的適應性管理，可以完善森林生態系統中森林為主導的各部分功能，加強森林質量的建設。高計青（2004）做過測算，在300mm年降水量的情況下，如果全部被森林覆蓋的地區水土流失量為每公頃600kg，而沒有植被的禿嶺荒山水土流失量高達7000kg，兩者相差11倍多[9]。將適應性管理的理念融入到森林生態系統管理中去，有助于森林總體質量的提高，進而改善森林生態環境，以此來影響整個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三、森林生態系統適應性管理———人才———經濟

人才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大量復合型人才能夠促進產業升級、技術進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保障。現階段，大力發展都市經濟圈和特色區域經濟戰略時，必須以人才作為重要的技術保障。張書鳳、沈進（2007）從人才經濟彈性（人才經濟彈性=GDP增長率/人才增長率）角度分析人才對經濟的貢獻程度，認為專業技術人才、科技人才和高層次人才這三類人才每增長10%，GDP的增長率將超過10%[10]。據調查統計，89.7%的人喜歡在自然環境較好的地方工作、生活；自然環境的破壞只會帶來人才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流失，這將是以后人才戰略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

從生態學角度看，人才與其環境因素共同構成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人才與其所在環境共同組成人才生態系統，人才生態系統可以看成是在特定的區域與時間內各類人才與環境所形成的系統。它包括人才個體、群體、環境、組織等。勒溫（K.Lewin）的動力場理論從個人與環境關系的角度解釋了人的流動現象，即，B=（fP，E）。認為，人是一個場（field），一個人的行為（B）取決于個人（P）和他所處環境（E）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行為取決于個體的生活空間（Lsp）。在個體生活空間里面，徐茜（2010）等人認為[11]，人才在聚集過程中會更多地考慮城市人口環境、經濟環境、生活環境、自然環境和制度環境，因此，城市環境與人才集聚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共同形成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人才環境磁場，形成一個循環，成為城市發展中一對不可分割的復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