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經濟理論和以GDP為主要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經濟快速增長在帶來工業文明的同時，也導致全球性資源日益短缺和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高級經濟學家羅伯特•雷佩托指出:一個國家可能耗盡它的礦產資源、砍光森林、侵蝕沃土、污染水體、使野生動物和魚類等瀕臨絕跡，但是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可能隨著這些資源資產的消失而穩步上升。［1］

1人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趨勢

按照內外環境變化適時調整發展戰略和路徑是任何一個經濟體保持活力和競爭力的基本條件，從工業革命到20世紀50年代，發展強調的是經濟增長過程，即經濟產值和利潤增長以及物質財富的增加;后來，人們注意到，發展并非是純經濟性的，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不僅包括經濟繁榮，還應包括社會狀況改善和政治體制進步，發展因此被視為伴隨著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法律變革的經濟增長過程;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之后，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發展是受限制的，而資源環境因素的限制是最基本的，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又被納入發展的視野，特別是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后，對各種發展觀點兼收并蓄的可持續發展思想開始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重視，并日漸成為各國制定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目標和依據。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逐步形成了全面、綜合的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在可持續發展觀從誕生到成長的過程中，資源環境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推進可持續發展理念發展的作用，資源環境本身也始終是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的焦點問題，縱然是在可持續發展內涵日益豐富的情況下，資源環境問題仍然處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沿領域。正如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指出:“可持續發展要求今天的人類不應以犧牲今后幾代的幸福而滿足其需要，同時也要求一國一地的發展不應以犧牲全球或他國的利益為代價”。［2］可以說，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及自然環境的綜合概念，是一種立足環境和資源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和發展模式。

20世紀70年代，迫于資源環境危機和可持續發展考慮，發達國家開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發展資源再生產業，把傳統的以“資源—產品—廢棄物—污染物排放”單向流動為基本特征，表現為高耗能、低利用、高污染的“線性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為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產品”為特征，表現為低能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環率的“循環經濟”。這一轉變對這些國家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緩解資源短缺、減輕環境污染壓力產生了顯著效果，尤其是應運而生的環保產業為這些國家帶來了豐厚的物質利潤。經驗表明，經濟增長不能以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和犧牲子孫后代的利益為代價，在發展過程中，不僅要遵循經濟規律，還要遵循自然規律，把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結合起來，切實轉變消耗高、資源浪費、污染環境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3］

2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關系研究的新進展

在可持續發展系統里，資源是指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的、以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和條件，是提高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的物質來源;環境是一種具有自產能力的特殊資源。環境生產是物質生產和人的生產的物質基礎，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礦產資源等自然資源無一例外都來自環境，但自然資源只有在適宜的環境中才能形成。所以，環境是自然資源的生產載體和人類重要的生存性資源，它具有的凈化能力能夠不斷吸納和同化人類生產生活產生的廢棄物，為人類提供良好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環境一方面能夠為人類提供有益于健康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又是重要的致病因子，環境惡劣不僅能導致各種疾病，也是貧困的重要原因。從世界范圍看，最貧窮的人大多分布在自然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繁、生態脆弱的環境中。當前，隨著全球生態、能源危機不斷惡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和消費主義惡性膨脹，尤其是經濟危機的持續爆發，迫使人們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反思，結果是:物質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的傳統現代化模式不僅造成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所引發的人的嚴重異化，也造成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激烈沖突，使生態和能源資源危機不斷惡化，全球合作和治理困難重重，如果繼續按傳統現代化模式走下去，人類社會只能走向自我毀滅。為此，必須拋棄以物為本的傳統現代化模式，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把現代化建立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基礎上，堅持全面發展，必要時寧可降低經濟發展速度換取環境、社會、精神生活的改善，從根本上改變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生活方式，使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平衡，堅持在全球合作的基礎上解決全球化面臨的共同問題，即發展過程要合理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發展的結果要保持自然資源庫的恒定或穩定，要將發展限制在自然的和人類的環境承載力之內，實現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協同進化。［4］

3甘肅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甘肅是一個以農牧業和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的生態環境脆弱和污染突出的經濟欠發達地區，目前經濟啟穩回升主要是靠政府投資政策的強力刺激，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明顯不足，缺乏新的增長點和帶動力，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等方面不協調的問題日益突出，產能過剩和有效供給不足等結構失衡的深層次體制機制矛盾亟待解決。

(1)作為經濟欠發達和全國生態環境最為脆弱的省份之一，“三農”問題較之全國更為突出。2009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153元，而甘肅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僅3050元。①甘肅“三農”存在的主要問題是:1)農業一直是甘肅發展相對落后的產業，種植業在第一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相對來說，牧業和林業發展緩慢，漁業則處于停滯和倒退的發展狀態。2008年，種植業占第一產業的73．42%，牧業占23．33%，林業只占3．11%，而漁業僅為0．14%。②第一產業內部的這種結構失衡嚴重制約著第一產業內部各部門的關聯和產業之間的經濟聯系，導致第一產業結構效益低下，發展第一產業的循環經濟鏈難度很大。2)第一產業的產值規模與就業規模嚴重偏離。2008年，甘肅第一產業GDP總額為462．27億元，占三次產業比重為14．55%;而同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有901．79萬人，占全省三次產業從業人數的65%，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第一產業無法轉移，導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不高，也影響了第二、三產業發展和經濟整體效益的提高。③3)農、林、牧、漁全面協調發展的格局尚未形成，特色優勢產業和優勢產業基地的確立和區域化發展格局也沒有真正形成，第一產業整體效益低下。4)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普遍較低。數據顯示，全省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0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3%，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7．2%，系統接受農業職業教育的農村勞動力還不到5%，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該現狀直接導致了農村勞動人口素質不高。④5)勞動力技能和素質低下導致甘肅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緩慢，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如何幫助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有效轉移，目前尚缺乏有效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