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以來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在使世界經濟陷入衰退的同時，也不斷地刺激著全球科技進步和新技術產業的興起。中國要戰勝危機的影響，變挑戰為機遇，就必須更加重視技術創新的作用，以創新活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技術創新帶動產業升級的關鍵在于企業。大中型工業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們承擔了絕大多數的國內創新投入和地方經濟發展責任。因此，對各地區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現有文獻著重于考察技術轉移、人力資本、產業結構或者政府資助等因素對于中國各地區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1-6］。Hanley，LiuandVaona［7］則從金融活動有助于緩解創新資本缺乏的角度考察了金融體系發展對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然而，金融體系并非一個獨立創造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系統，它的有效運行還更廣泛地依賴于所在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基本生態環境要素及其變化。現有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均難以反映出這些基本環境要素的綜合變化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推出的金融生態環境評分是對“金融生態”［8］概念的系統闡述與表征。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提高地區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優化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以及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等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運用中國29個省區在2005～2009年期間的面板數據，考察了各個省區的金融生態環境與地區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評分與工業企業的創新能力之間具有顯著的正向關系。為了說明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一步考慮了主要解釋變量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應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重新進行估計，實證結果再次支持了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與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正向關系。

二、金融生態環境與企業創新能力:理論假說

(一)現有文獻述評

Keller［9］總結了幾種通過國際經濟活動獲得技術轉移的渠道，即進、出口與FDI。冼國明、嚴兵［10］發現FDI對創新有顯著的正面溢出效應，并且外資在東部地區產生的溢出效應較強。蔣殿春、夏良科［11］認為FDI的競爭效應不利于國內企業創新能力的成長，而示范效應和科技人員的流動效應則會促進國內研發。孫文杰、沈坤榮［12］發現在中等技術創新強度的行業，其對創新的促進作用最強。鄒武鷹、許和連、賴明勇［13］認為出口貿易部門企業比非出口貿易部門企業擁有更高的稅率，更傾向于研發投入而擁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吳延兵［14］運用中國地區面板數據研究了自主研發、國外技術引進和國內技術引進對生產率的影響，發現自主研發和國外技術引進對生產率有顯著促進作用。葛小寒、陳凌［15］使用DEA方法從技術差距、制度因素、國內研發、人力資本和由這四個因素構成的綜合變量的技術進步效應出發，研究發現這些變量均對國際研發溢出的技術進步效應具有重要影響。蔣殿春、張宇［1］對高技術行業的實證研究發現，FDI的溢出效應與行業特征存在著密切聯系。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在當前促進技術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把自己當成實現經濟轉型的主角，抓項目、選企業、分資源，直接投入大量資金開展技術創新［16］。易綱［17］指出，即便是在產業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和韓國，政府制定的支持某些行業、企業或項目的產業政策也僅僅得到了毀譽參半的評價。王小魯［18］也認為在推進技術創新過程中應當明確市場的主導性地位。現有文獻大都忽視了金融發展對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而旨在進行跨時間與空間價值交換的金融活動在現代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9］。Hanley，LiuandVaona［7］雖然注意到了金融活動對中國各省區創新活動的影響，但他們僅是從緩解創新資本缺乏的角度來考察這一關系的，其用以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信貸相對規模指標較易受到宏觀經濟波動等方面因素的影響。

(二)本文的理論假說

金融生態是一個仿生概念，周小川［8］最早將生態學概念系統地引申到了金融領域。具體而言，地區金融生態環境主要由地區經濟基礎、金融深化、政府治理、信用制度與誠信文化四個方面構成。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提高地區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優化要素市場的資源配置，以及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等都具有重要作用。企業技術創新既是一個新技術生產的供給過程，又要受到新技術市場需求面的影響。其中，與新技術供給有關的技術創新的成本主要來自創新活動的風險損失與技術創新所需要的投資。研發活動所需資本投入量較大，而許多研究表明技術創新的失敗率又非常高［20］，因此，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有利于金融體系更好地發揮籌集研發資金，同時分散技術創新投入風險的作用。特別是在當前中國跨區域資本流動存在一定障礙，各省金融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情況下［21］，地區金融生態環境因素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金融生態環境較佳的情況下，企業能夠利用各種金融產品與服務，以更低的融資成本從為數眾多的社會資金提供者手中獲取必需的研發資本，同時也分散了技術創新所面對的巨大風險，從而緩解研發資金投入方面的約束，增加新技術產品的供給。處在一定金融生態環境中的金融活動主體還具有價值發現，或者增強創新信息流動性的功能。Schumpeter［22］認為，創新是將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按照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組合方式引入生產體系。不確定性內生于所有的創新活動，為了降低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就需要最大程度地緩解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準確傳遞研發活動的真實信息。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能夠促進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更積極地發掘具有經濟價值的技術創新項目，增強有關信息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性所造成的技術創新投入不足問題，并增加了新技術的供給量。進一步的，增加技術創新的供給還需要創新成功者的激勵與示范效應。一個健康、發達的金融市場在為創新者提供激勵與示范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金融體系的鮮明特色之一就是以股票市場為中心，由股權文化引申出持續不斷的科技創新動力［19］。而金融市場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另一方面，市場對于新技術的需求主要是一種由新品的市場需求所引發的派生需求。隨著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地區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旨在刺激居民消費支出的金融產品創新會不斷增加。而金融市場的發展也將使借貸消費增長模式逐漸盛行，新產品市場需求的上升提高了技術創新的預期收益，擴大了市場需求規模，對技術創新具有需求拉動效果。在保證必要監管的前提下，汽車按揭貸款的出現有力地促進了美國汽車工業市場規模的擴大，并以此推動了該行業的技術創新活動［23］。綜上所述，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社會經濟轉型和發展的大背景下，改善金融生態環境能夠為地區微觀經濟主體的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市場激勵，并在對技術創新的供給推動與需求拉動的合力作用下，最終達到提升一個地區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