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務實的高等農業教育理念

抗戰爆發前,福建已有廈門大學、私立福建協和大學等文理科大專院校,而農業方面尚無獨立的高等農業學院,只有一些中等農業學校和“協大”中的農科,與福建對高級農業人才的需求不相適應。省府內遷后,主管機關鑒于“本省地處亞熱帶,物產豐富,祗以農學未修,人守舊習,遂致地不能盡其利,物不能盡其用,欲言建設,必先本根”的考慮[1],經教育部審批,于1940年6月決定成立福建省立農學院,校址設在永安縣黃歷村,聘請嚴家顯博士為首任院長。嚴家顯在富庶的蘇南度過青少年時期,后到南京、北京攻讀學位,繼之到美國留學,先后在江蘇、湖北、廣西等不同生態類型、不同經濟水平地區,從事昆蟲研究、農業管理及高校教育工作,閱歷十分豐富。到福建后又做了許多調查研究,對其“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特點和落后的農業生產現狀也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因此,對如何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已有相當深刻的認識。他在農學院《新農季刊》的發刊詞中指出:“近世科學昌明,農學進步,工商原料資以供應,現代文明賴以建立,國之腹富強肇端乎此,吾國夙為農業國家,而過去墨守成規,故步自封,地不盡利,物未盡用,馴至衣食所需,猶難自給遑論發展,是以欲謀吾國農業之振興,從而改善整個國民經濟,捨努力農業科學化之一途更無捷徑”[2],認為要改善國民經濟,必須振興農業,要發展農業,必須實現農業科學化。顯然,要實現農業科學化,就必須發展高等農業教育。究竟要把農業大學辦成什么樣的學校?針對農業院校的特點,嚴院長明確地提出福建省立農學院以“研究農業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為辦學宗旨,其治學方針是“大學農學院以研究、教學、推廣為三大任務,必須兼顧并重,聯系進行,其目的為造就具備實際工作能力與切合社會需要之人才”[1]。這一方針中,突出了科學研究,要求高等學校要有很強的研究能力和豐碩的研究成果,并大力推廣應用,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同時指出,研究、教學、推廣三者要聯系進行,不可偏廢。其最終目的是培養能滿足社會需要、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人才。由此可以看出,嚴家顯先生是一個懂國情、極務實的學者,對農業高等院校的三大任務做了準確定位。他本著既定的辦學方針,在4年任職期間,為學校的創建和發展,精心籌劃,注重實施,嚴格治校,嚴謹治學,使學校工作得以在較短時間內步人正軌,為社會培養了一批有用人才,并且帶出了一支有較好素質的教師隊伍和良好的校風學風,為學校后來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高度重視教師的主導作用

教學質量是學校的生命線,而優秀的教師隊伍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有力保證。農學院初創時期,需要許多高水平的教師為骨干,組成合理的教學、科研梯隊。嚴家顯院長十分重視師資隊伍建設,廣泛選聘名家來校執教,充實教師陣容。不少學者專家由華北、江浙一帶淪陷區輾轉南下,應聘來校任教,如當時在國內已經很有名望的植物病理學家林傳光、裘維蕃、王清和、黃齊望、何家泌、周家熾,農學家趙仁榕、孫醒東,昆蟲學家李鳳蓀、周明牂,地質學家周昌蕓(時任福建省科學研究院院長)以及包望敏、程世撫、張彬忱、李先才、張效良等。各系首任主任是:農藝學系趙仁榕,園藝學系程世撫,森林學系李先才,植物病蟲害學系周明牂,農業經濟學系包萬敏,畜牧獸醫學系盧潤浮,茶葉科主任周明牂(兼)等。聘請陳明璋教授兼總務主任,何學尼教授兼訓導主任,嚴院長兼教務主任。由于這些知名教授的加盟,福建省立農學院自創建初始,即擁有了一支實力較為雄厚的師資隊伍,在教學工作中起了主導作用。當時學校都是本科生,暫無條件招收研究生。至1943年省立農學院成立3周年時,教授、副教授達25人,學生200余人,平均一個高級職稱教師僅指導8個學生。嚴院長要求教授們都要為學生上課,保證教學質量。他自己以身作則,在百忙中也安排上昆蟲課。同學們都說他學問很深,講課生動,繪圖逼真,教學效果好。其他教師也都認真備課,從理論到實際,認真講解,受到同學們的好評。同時,嚴院長也要求教授們主持并參加科學研究,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去進行調查研究,推廣新技術、新品種。嚴院長為發展農業教育事業不遺余力的可貴精神和善為人師的良好風范,深得大家的敬仰。在他的帶動下,一支認真務實的師資隊伍,在環境條件和物資供應十分困難的山城永安,能團結協作,共度難關,為學校的建設與發展,造就高素質農業人才以及為戰時福建經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至1944年學校有了首屆畢業生后,就及時選拔優秀畢業生留校工作,充實教師隊伍,改善梯隊結構。至今仍健在的福建省立農學院校友有徐崇民、洪啟征、陳克文、陳啟舟、盧程隆、陳昭炫、李斌、陳振光、羅肖南、俞新妥、柳晶瑩、高日霞等,他(她)們為農學院的發展壯大,也貢獻了畢生精力。

三、創造條件進行科學研究

永安山地多,良田少,歷來是個缺糧的縣份。省會內遷永安后,人口劇增,糧食更為緊張,許多機關職員、學校師生種糧種菜,補充糧食的不足。1941年夏永安還鬧糧荒,師范學校近千名師生前往曹遠鄉河邊攔截糧船[3]。作為本省唯一的高等農業學校,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增產問題,責無旁貸。實際上,學院創辦伊始就十分重視科學研究工作。1940-1941學年校務行政計劃中就有“擬定各項試驗及研究計劃”、“本院與國內其他農業機關實行研究合作計劃”等項目,進行科學研究,以應對這一嚴峻挑戰,解決社會尖銳矛盾。當時雖然沒有專職研究人員,但每年都由學校總經費中統籌安排一定的研究經費讓教師開展研究工作。如1945年在總經費200萬元中安排了學術研究經費14萬2千多元。學校規定講師以上教師,都應參加科研。嚴院長始終強調科學研究要針對“本省農業之重要問題,根據事實,從事觀察俾作切實解決之準備,教學則除努力充實學科,提高程度之外,隨時當與研究相輔而行,尤須顧及本省之環境,俾科矯除隔靴搔癢之弊而得適合目前我國環境及需要”[1],強調科學研究要為當地服務,為抗戰服務。因此,學院研究項目多為結合福建戰時經濟,提高農業生產,尤其是圍繞糧食增產進行科學研究。如周明牂的《福建省經濟植物調查》、《水稻螟蟲越冬調查及冬季治螟之商榷》、《猿葉蟲生活史之研究》、《雞腳棉對棉卷葉蟲抗性之試驗》、《米象之研究》;李鳳蓀的《中國害蟲之亟應防治》、《福建稻田施肥與螟患防治之關系》;金德祥的《三年來長汀治螟的經過》;羅清澤的《邵武城郊植物病害之調查研究》、《稻熱病原因之生量分化之現象》、《植物之抗病性問題———植物抗病品種之育成》;裘維芳的《福建經濟植物病害志》;王清和的《小麥散黑穗病防治法與推廣問題》、《小麥品種銹病抗病性初步試驗在福建》、《小麥品種對主要散黑粉病菌之抗病試驗》;黃齊望的《兔血清在植物學上之應用及試驗》;張蘊華的《低溫與昆蟲活力》;王大順的《福建內部土產經濟及栽培植物》;包敦樸的《早稻播種期移栽期影響主要環節性狀之研究》;趙仁榕的《小麥開花習性》、《作物交配技術研究》、《谷實等值比率研究》;孫凝澄的《研究小麥品質的方法》;金作棟的《果樹必孕性及無核果地一研究》;陳肖柏的《蘆柑與紅桔貯藏試驗》;宋瞻驥的《米谷含水量與貯藏問題之研究》;《米谷倉庫之構造與管理》;徐少華、洪啟征的《番茄整枝方法對產量影響之研究》;牛瑞延的《福建馬尾松生長之研究》;李先才的《麻竹生長習性的考察與無性繁殖試驗》、《竹類育苗試驗研究報告》;蔣蕓生的《茶樹日照時間與其生長及品質關系之研究》等[3],這些研究成果有的直接服務于生產,有的為爾后的植物育種和栽培,農產品加工貯藏,病蟲防治等提供了基本技術和理論指導。嚴院長身體力行,也在繁忙的公務中擠出時間參加研究工作,撰寫了《農業和科學》、《略談植物病理與經濟昆蟲》、《蔗螟生活史及其危害損失》等論文、著作[1]。為了提高學術水平,解決農業生產的實際問題,豐富學生的科技知識,嚴院長在經費極其緊張的情況下,組織創辦了福建省立農學院的學術刊物———《新農季刊》,于1941年1月出版創刊號。該刊由10位教授、副教授組成編輯委員會,嚴院長領銜,并為之撰寫了發刊詞,表達了辦刊的愿望:“同仁等爰抱斯旨,不揣簡陋,或埋首于實驗,或奔波以調查,如有所得,愿供同好,以求匡正,區區本刊之輯,僅發其軔,不計其功,但呱呱墮地之本院,如能從拋磚而得賢達之金玉,從學步而得進步,則幸甚矣!”[2]《新農季刊》反映了農學院科學研究動態和最新成果,活躍了學術空氣,在省內外受到廣泛的關注。

四、開展農村調查和農業推廣

嚴家顯先生十分重視科技成果推廣工作,堅持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主要目標,面向基層,講求實效。他主持福建省立農學院期間,學校始終踐行研究、教學、推廣相結合的辦學理念,積極進行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工作。這在當時,既是學校自身發展的需要,更是直接為抗戰服務的需要。1940年12月,學校組成福建省農業考察團,奔赴八閩大地的縣市及重要集鎮,實地考察,行程1500多公里,歷時6個多月,采集各類標本2000多種共4000多件,寫出詳細考察報告,并根據福建農業實際情況向學生進行傳授。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福建農業考察團完成了福建農作物的全面調查,是福建農業教育史上的一次壯舉,為我省農業生產和農業教育積累了寶貴的基礎數據、資料和種質資源。1942年,組織師生參加省糧食增產督導工作。第一批有31人參加,分赴閩北9個縣進行宣導。此后每年暑期組織一次。每次出發之前,先進行有關糧食增產技術措施的培訓。將農學院的研究成果迅速宣傳推廣,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實際為題,如水稻防治螟蟲方法、小麥散黑穗病防治法、農業肥料使用方法、蘆柑與紅桔貯藏、米谷貯藏方法、竹類育苗方法等等。抗戰期間永安瘧疾嚴重,許多人都“打擺子”,大熱天蓋著棉被還會冷得發抖。1939年10月,全縣各地發生嚴重瘧疾傳染病435例,死亡病例時有發生,成為當地一大害[3]。為此,周明牂老師專門進行了調查研究,發表了《福建之瘧蚊》和《永安瘧蚊調查》,為防治該病提供重要依據。另一項措施是建立“特約農家示范通訊網”。其做法是:設置示范農田,以先進的技術和和優良的品種引導農戶興趣和仿效,促進其應用推廣;利用通訊辦法獲得各地農業情報及農業實際問題,以供編寫教材;編印刊物供農家閱讀參考,解答疑難問題,促進農業革新,提高農業技術與農村文化;選擇優秀農民協助學校調查研究及推廣工作;施行實驗示范通訊網制度,供省內外農業機關參考。其基本做法,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仍然在我省縣、鄉沿用,指導農業生產,只是在組織形式、技術手段上更為科學、便捷。

五、加強學生管理和抗戰教育

農學院初創時期處于戰亂的特殊時期,學生的生活也十分清苦,但作為院長,嚴家顯并不因此而放松對學生的管理,降低對學生的要求,依然堅持教學質量第一的觀念,責令學校教務部門制定學生考核制度,對學生進行專業考核。學院規定:“本院考核學生學業成績悉照部頒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辦理。平常有教學考查和實驗、實習考查,每學期末進行學期考試,四年屆滿除畢業論文外進行畢業考試,所有考試考查均須達到及格以上標準,方能升級,畢業考試及格,經院畢業考試委員會審查合格后報經教育部復核無異者,由本院發給畢業證書,并授以農學士學位。”[1]學院還規定,教師除課堂講授外,必須經常把學生帶到農場、果園或附近農村,進行實地教學。通過實驗、實習過程,掌握實踐技能,使理論教學更能符合生產實際。為了進一步落實學生的培養工作,嚴院長根據教育主管部門的要求,堅持實行導師制,加強對學生的品德教育。針對學生的個性差異,因材施教,指導學生的思想、學習與生活,密切了師生關系,更好地適應農業高等教育和農學院人才培養目標的要求。這種導師制的做法,在今天的高校中仍具有現實意義。省立農學院在學生的思想教育方面,除了傳統道德教育、專業思想教育外,突出了抗戰教育。提倡“笠劍學風”,加強艱苦樸素、刻苦學習、勤于實踐、熱愛祖國的思想教育。省會在永安七年半時間,雖然日本侵略者未進攻永安,但日本飛機經常空襲轟炸,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巨大損失,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在這種背景下,嚴院長將愛國主義教育放在第一位,要求學生牢記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心,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在“關系民族存亡之一大事”一文的手稿中寫到,“數百萬將士在浴血奮戰,數千萬同胞在流離顛沛。天地同愁,鬼神齊泣。我們要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天債之盡,義不容辭”,以實際行動,支援前方將士英勇殺敵。學校積極組織多種學生社團,開展形式多樣的進步文化活動。如大唱抗日歌曲,組織“新農劇團”,公演進步話劇,編輯出版《新農雙周刊》,創辦了《谷風》等一批墻報,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勞軍捐獻,贈送軍鞋、獻機募捐、慰問出征軍人家屬以及為前方將士和戰區同胞征募寒衣等活動。1944年,在洶涌澎湃的抗戰浪潮中,省立農學院(含附屬農校)17名學生毅然投筆從戎,奔赴抗日前線。福建省立農學院校歌寫得好,“農為邦本,訓自前賢,中華立國五千年,授民時,盡地利,深耕易褥,古相沿。功宏耕戰,政以為先,吾閩屹立東海緣。果蔬遍野,未黍連阡。勖哉我同學,科學宜精研。拓經界,均地權,報國效殖邊。農工并進,服膺拳拳。”反映了國富民強以農為本的思想,也對學子們提出了努力學習、報效祖國的殷切希望。歌詞催人奮進,發人深省,具有很強的引導作用,激勵了一代又一代農學院學生艱苦奮斗,發憤圖強,為祖國的繁榮昌盛作出自己的貢獻。嚴家顯先生短暫的一生,為報效祖國,歷盡艱辛。在戰火紛飛的抗戰時期,他毅然回國,創辦了福建省立農學院,之后又到復旦大學農學院主持工作,為我國高等農業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教育思想和辦學實踐,是我們的寶貴財富。嚴家顯院長雖離開了我們,但他為福建農業教育和農業發展所做的貢獻,他高度的愛國熱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我們將永遠銘記。讓我們以嚴家顯院長在福建省立農學院首屆畢業生畢業紀念冊上寫的序,來回顧農學院的創業歷史和嚴家顯院長的艱辛與快慰。“溯余來主院務,四更寒暑,受命于戰時肇創之秋,著手維艱,用心良苦,謬以先覺自期,抱樂育之志,敢辭勞怨,但矢精誠,幸得斬除荊棘,漸具規模,間雖限于環境,事與愿違,然每念當年荒僻村墟,頓成此日巍峨學府,舉凡一瓦一椽之營建,一事一物之安排,則何莫非心血之結晶,況眼前桃李,初熟有收,能不沾沾自喜,以為快慰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