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現狀與前景

如前所述，在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謂的“熱門”專業急劇膨脹，而日語專業便是這些比較“熱”的專業之一。以河南省高校為例①，在目前省屬的所有高校中，無論是公辦高校、民辦高校還是大學的獨立學院等競相開設了日語專業。與如火如荼的專業設置相比，日語專業的課程結構卻不盡如人意。具體表現在片面追求與所謂經濟現實接軌，在課程設置上明顯存在短視行為。據筆者考察發現，一些高校只設置了翻譯、口語、寫作、商貿日語等實用課程。當然，若是對一個單純以培養語言能力為主的語言學校而言這種課程設置是沒有問題的，而這里要談的是大學本科的日語教育問題。作為大學而言，除了要訓練學生掌握聽、說、讀、寫、譯等扎實的語言基本功外，還應該開設一些以提高學生藝術修養、培養審美情趣為目的的課程。為此，我們除了加強現有的音樂欣賞、電影欣賞等公修課程建設外，在日語專業課程設置方面，還要加強文學、文化課程的開設力度。從現實情況來看，幾年來各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壓縮日本文學課程的開課量。日本文學課程尚且如此，“中日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這門屬于“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邊緣”課程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據筆者調查，目前開設有“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的高校極為有限②。多數高校都“屏蔽”了這門課程。當前，高校壓縮文學課程開課量，甚至不開比較文學課，究其原委，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認識上的偏差。眾所周知，日本具有優良的文學傳統，其文學淵源若上溯到《古事記》③的話，那日本有文字記載的文學歷史就有1300多年，這雖然與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學不可同日而語，但日本民族博大的文學傳統卻是令人驚嘆的。

舉世聞名的《源氏物語》成書于公元11世紀初，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小說。更值得一提的是，它還是出自“紫式部”這樣一位宮廷女官之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對于這樣一個有著如此豐富多彩文學傳統的近鄰，我們還知之甚少，需要著力介紹。但我們大多數人確認為，日本無文學，即便有，也是中國文學的“翻版”罷了，是中國文學的“附庸”。這種錯誤觀念直接導日語專業課程設置中“排斥”文學課程的現象。其次，另一種觀點認為中日文學間沒有進行比較研究的必要。這一看法，究其本源，與前面提到的認為日本文學是中國文學附庸的看法有某種聯系。既然日本文學多是中國文學的“臨摹”之作，日本文學也一直沒停止過對中國文學的吸收，那么就沒有把中日兩國文學拿來作比較研究之必要。最后，日本文學“虛無”也好，中日比較文學沒必要也罷，其實都是與我國當前浮躁的學風和高等教育的現狀有聯系。這里不再詳論。那么，“中日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真的無開設之必要嗎？非也。前面已經說了，日本文學深受中國文學影響，與中國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眾所周知，日本正是從中國吸收了漢字后，才有了第一部有文字記載的文學作品《古事記》，④從此開始了用中國文字記載本國文學的歷史。

當然，日本在用中國文字記載本國文學的過程中，想出了各種辦法。例如采用漢字音讀和訓讀結合來標注與漢字含義不同的日語語音；⑤不光是文字，日本先后派遣了19次⑥遣隋使、遣唐使來到中國，每次派使來訪，都伴隨大批的留學生、留學僧造訪。這些留學生、留學僧訪學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書，學習中國文化。每一批遣唐使歸國時都有大批中國的佛教、文學等典籍被帶回日本。日本貴族也熱衷于中國的文化，當時，王朝詩人以吟詠漢詩、漢文為時尚，而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不光是吟詠漢詩、漢文，中國的文學觀念也被日本吸收、消化，從而深深地影響了日本的“國風文學”。日本文學的巔峰之作《源氏物語》就大量引用《白氏文集》等漢文典籍。同時，中國的文學創作理論也深深地影響了日本和歌創作理論。⑦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文學深深打上了中國文學的烙印。當然日本文學也給中國文學以滋養，因此，兩國文學有著很深的淵源。所以，在高校開設“中日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這門課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中日比較文學理論與實踐”課程建設的幾點建議

首先，重視中日比較文學理論建設。眾所周知，比較文學發軔于西方，最先是由歐洲學者提出的，因此在誕生之初，便打上了深深的西方中心主義的烙印，這一西方主導話語權的狀況在比較文學上的具體表現便是長期無視東方文學的存在。雖然我國比較文學研究歷史悠久，但是比較文學學科建設起步相對較晚，在建立之初便深受西方理論的影響。從目前通行的幾種比較文學理論教材來看，均是比較文學的通論性教材。這些教材是針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整體學科所編寫，編寫體例存在重中西比較、輕中東比較的傾向。因此，中日比較文學理論的建設就不能完全倚重這些現有程式，而必須開辟符合中日兩國文學傳統的新路，構建適合中日比較文學的新理論。筆者認為，在構建中日比較文學理論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架構：中日詩學的比較理論；中日文學交流關系史的探源；對日本中國學的高度重視等幾個方面。

其次，在理論構建的同時，重視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實效”。有了中日比較文學研究一個個實效性的具體“案例”，我們才不至于空喊口號。另外，日本文學向來有輕理論的傳統，也就是說，與理論建設相比，日本文學傳統更注重對具體的描摹和刻畫，注重對細節的近于癡狂的追求。我們在中日比較文學的課程建設中也不能受理論的束縛，而應該在理清中日文學各種現象的基礎上，深入到中日文學的各種具體聯系之中并對其進行詳細的考證、辨析。也就是說，我們在研究中日文學關系，甚至推而廣之在研究中日文化中“重實效，而不能空喊口號”。在我國當前的中日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界這一點是應該引起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