惲代英在大學期間，經常參加武漢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曾擔任青年會夜校的義務教員。1917年8月，惲代英與同學梁紹文應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到廬山牯嶺參加夏令會。在夏令會期間他對基督教徒的嘉言篤行和善心非常贊賞，建議非基督教徒要以基督教徒為榜樣，提高自身修養，雙方互相砥礪共同進步。通過參加這次夏令會，惲代英對基督教徒有了比較深刻的理解，也借鑒了基督教徒的修身經驗。惲代英參與組織成立的互助社也吸收了青年會的經驗：互助社每次開會，首先是靜坐，其次是誦互勵文。這與青年會的誦經、祈禱非常相似。互助社的引人向善的宗旨與青年會的道德討論也有近似之處。惲代英這一時期的“立品救國”的理念受了基督教的啟發。惲代英是較早關注并支持教會自立的知識分子之一。1917年，還曾經幫助他的同班同學王安源籌辦地方教會。惲代英對武漢基督教青年會會員寄予厚望：“宗教獨立亦急要事，現今宗教家頗不乏因受外人扶助而愛國心薄弱者，故不可不獨立。惟獨立之能力，果充分矣呼？”[4]希望基督教青年會的成員團結一致，相機行事，促成這一事業的成功。不久，他又強調“基督教獨立與傳教方法之改良，乃中國乃基督教之一大事”，他還鼓勵青年會干事“漸結同志，勇猛審慎以進行”[5]。汪伯平深受惲代英的啟發，以改革教會自任，實行宗教救國。通過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惲代英認為基督教青年會并非只是基督教徒的團體，在青年會中也有許多進步青年。他在非基督教運動中，也肯定了基督教對社會的貢獻。1926年5月在嶺南大學演講時，惲代英解釋說：“我們亦是常常被人誤解的人，譬如人家知道我是反對基督教的，他們便以為我是如何不尊敬耶穌，不尊敬基督教徒與他們所辦的教育慈善事業。其實這許多是誤會。”對于教會中人“，我確親眼看見有些好人，而且我要承認我自己實在受了教會中好人的若干影響。教會所辦慈善事業，我相信有很多都出于外國先生們個人的好意。”[6]在《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一文中，他指出，反對文化侵略應該注意幾點，不要反對一般教徒，教會學校學生和留學生，他們這些人中間，不少真誠愛國的人。對于有基督教信仰應該勸其脫離教會，或者“努力謀教會的自立……對于教會的自立運動，與其說是反對，毋寧說是提倡贊成”[7]。

惲代英宗教思想還受到儒家理性主義精神的影響。在1917年的《惲代英日記》中多處提到基督教與孔教問題。他非常重視伍廷芳論孔道的文章，并在日記中大段摘錄[8]。盡管惲代英沒有對此做任何評論，但他在解釋不能信仰基督教的理由時，原因之一就是有違禮俗。這反映了惲代英學生時期復雜的思想。他還認為，基督教思想也有不及墨子之處，“基督教舍己乃有升天親帝之欲望，尚不如墨子純以兼愛之理舍己”[9]。總之，在這一時期，傳統文化與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互相碰撞，使得惲代英的宗教思想前后不一，甚至有互相抵觸，主要體現在：一方面他強調宗教信仰沒有必要，宗教阻礙人類進步，宗教應該廢除。另一方面他還經常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并對基督教徒良好的人格和情操非常贊賞，從中還吸收了青年會在學生團體方面的經驗。

惲代英在中華大學讀書期間，有“立志終身教育事業”的打算。畢業之后受校長陳時的邀請留校任教，開始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惲代英并不贊成階級斗爭，他鼓吹新村主義和工讀互助，推行“力行救國”。他認為“：熱心去革命的，須知革命不是治療百病的神方，便在破壞一方面，亦非能具備幾個條件不能生一點效驗。這樣，便我們決不可只任我們血氣之勇，不學問，無修養地鬧什么革命。”[10]《我的宗教觀》一文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期惲代英的宗教思想。針對“少年中國學會”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會的決議，惲代英認為應該暫時撤銷，原因是對神的存在應該持懷疑態度。“我的真意思，原不至絕對反對神的存在，原不至不承認宗教有或然的真實價值。”對于教會的現狀，惲代英認為，他們之中不乏好人，“只是他們太看中了傳教，太看輕了做實際的事業。一切行為，太分多了精神于引誘人信教的那方面。”[11]惲代英曾經主張教育救國、人格救國，倡導養成善心，達到“立品救國”的目的。他對工讀互助情有獨鐘，創辦了利群書社，發揚互助精神，培養青年，促其進步。但是隨著時局的變化以及教育救國實踐的失敗，惲代英逐漸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開始謀求中國問題的根本解決。“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團體，李大釗、毛澤東、趙世炎、張申府、劉仁靜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都曾經是該會會員。惲代英宗教思想的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與少年中國學會發起的關于宗教問題的討論密切相關。此時，他開始用唯物主義的理論批判西方唯心哲學，改變了學生時代無神論的立場，提出了“懷疑論”。這說明惲代英還沒有真正成為馬克思主義者，還不能熟練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一宗教批判的理論武器。惲代英“懷疑論”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其宗教思想的矛盾。在宗教討論的過程中，無論是惲代英還是陳獨秀，他們受基督教徒思想的感召，甚至敬佩耶穌的偉大人格，贊同人格救國。經過“少年中國學會”舉辦三次關于宗教問題的演講，參加學會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地對基督教有了更為深刻的了解，對基督教在華社會事業予以了肯定。

1921年8月，惲代英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職業革命家。惲代英是青年運動的杰出領袖，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這一時期，惲代英宗教思想呈現出批判性，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論述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侵略的必然聯系。惲代英指出基督教文化侵略以帝國主義經濟實力為后盾，“耶教所仰賴的完全是外國人送來傳教的金錢，耶教的生命便系在這種金錢的上面”[12]。打倒基督教的方式是謀求中國經濟的獨立。惲代英從經濟角度論述了基督教與帝國主義不可分割的聯系，抓住了基督教具有侵略性的根本因素。第二，反對教會教育。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反對教會教育，提倡收回教育主權，是惲代英批判基督教的主要立足點。他指出，教會教育是侵略的，妨害中國教育的統一，其學校亦是鼓吹與帝國主義親善的，妨害反帝統一戰線的建立。“外國人辦的學校越發達，便會使反對帝國主義的人越少，便會使我們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越受損失。”[13]第三，惲代英還批判了基督教會的社會事業。惲代英對基督教社會事業的批判受到了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他說“：基督教的教育事業、社會事業，主要是在騙人做他們的教徒，他們的醫院，亦每每只是個虛幌子。他們的醫生，每仍然是虛應故事，不管病人的利益。”[14]惲代英還積極參加反基督教的活動并予以指導：“青年團的青年們，要幫助非基督教同盟使發展于全國各地，而且預備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會、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15]

非基督教運動時期，受革命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惲代英對基督教的批判重新回歸到了無神論的宗教立場。受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和民主革命的需要，惲代英對基督教所辦的教育事業、慈善事業的批評近于苛刻。在非基督教運動中，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反對宗教的一致性影響到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宗教政策。非基督教運動中關于宗教的系列論述逐漸上升到意識形態的范圍，逐漸成為黨的政策綱領。

綜上所述，惲代英宗教思想的發展與其成長經歷緊密相關，也與其所處的時代背景相連。在成為中國共產黨人之前，其宗教思想是不徹底的、也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文化和西方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影響。學生時代和自由知識分子時期惲代英對自己的人生曾有多種選擇，比如“立品救國”、“教育救國”、“工讀互助”等等，實踐證明這些都不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成為中國共產黨員后，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經過非基督教運動的實踐，惲代英宗教思想逐漸清晰。非基督教運動中，中國共產黨也吸收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逐漸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這一認識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非基督教運動中集體智慧與經驗的結晶，惲代英宗教思想的形成正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宗教思想形成的一個縮影。（本文作者：趙秀麗 單位：青島農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