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屬文化認同中的宗教情懷生成

對于新時期西部小說而言，文學與宗教的關聯首先來自于作者的族屬身份，而作家之所以將對某種宗教的理解融入文本，就在于邊地文化中宗教文化對他們的隱形影響。中國西部邊地文化存在著多維性文化結構特征共時結構的多維性組合與歷時形態的多維性組合。前者指西部邊地文化中，伊斯蘭教、藏傳佛教以及中原儒家文化互相融合，后者指西部邊地文化中，游牧文明、農耕文明、現代文明和后現代文明互相交匯。在這種多維性文化機制中，以伊斯蘭文化為本色的宗教文化顯得尤為突出，“伊斯蘭文化精神在中國西部文化的歷史構成中始終體現出強烈的精神內聚力和心靈感召力，并成為西部文化鮮明的精神旗幟與優勢文化資源。”③對西部宗教文化的關注與表現，由于不同作家與宗教的疏離關系、理解差異、內化方式等不同，所采取的途徑和方式也大相徑庭:有的作家從文學創作伊始就顯示出濃重的宗教文化特色，如石舒清、李進祥、阿來、扎西達娃等本土型西部作家;有的作家則是在族屬意識復蘇和族屬身份認同之后才顯示出刻意回歸的傾向，如張承志、查舜等曾寓居外地的作家;也有一部分作家雖非少數民族身份，但其精神世界和思想傾向由于深受宗教文化影響，已經表現出對宗教文化的親近與逼近，如紅柯與伊斯蘭文化、雪漠與佛教文化等。但無論是哪類文學出場形式，宗教文化之于作家的主體世界和思想觀念的決定關系是其共同之處。由于深受宗教文化的浸潤，創作主體會逐漸形成某種心理定勢與美學定勢，作用于西部作家身上，就是他們普遍懷有“宗教情懷”或“宗教情結”。可以說“宗教情懷”或“宗教情結”是宗教文化投射于少數民族作家深層心理結構以后進行文學創作的主要視點，而恰是在這種情懷或情結的觀照之下，西部小說尤其是西部民族小說，才顯示出其在當代文學格局中的精神品質與文化特性。

西部作家的宗教情懷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宗教情懷，是指民族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有意或無意地將屬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意象呈現于文本中，有意或無意地運用某一特定的宗教思維或教義來思考人生、觀照命運，以此彰顯出文學的民族獨特性。這種宗教情懷與作家的特定宗教信仰有關，不同的宗教教派信仰者，在作品中所使用的文學意象、文學語言，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甚至思維方式都有差別，但以宗教文化為底色，力圖呈現某一民族和特定宗教的美學氣質是其創作旨歸;廣義的宗教情懷則是一種人文觀照精神，是一種深厚、普遍的人生終極關懷意識，“人生的本質問題或核心問題乃在于對生命意義的追究，而這是一個關涉‘實體世界’的終極性問題。這一問題乃是宗教關懷的真正領域。”④宗教所觀照的是人類的終極需要，“所謂宗教情懷，就是在這種終極需要激發下所產生的一種超越世俗的、追尋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懷。”⑤廣義的宗教情懷不需要具備物質化和儀式化的宗教符號來營造，但卻需要深厚和深邃的信仰與思想來營造和支撐。廣義的宗教情懷所關注的，是直面人生的生存困境，重燃人生的生命渴望，追問存在的終極意義，正如周作人1921年在《圣書和中國文學》中所說:“人類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藝術必須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藝術。”⑥宗教情懷表現在文本中，就是懷有宗教情懷的作家不管是否是有神論者，是否對某種宗教懷有虔誠和執著的信仰，是否矢志不渝和身體力行地宣諭某種教義，都對人性、人生、生命、精神、信仰等懷有敬畏感、神圣感和崇拜感，對人類生存的終極問題進行著積極的思考與探索。因此，廣義的宗教情懷，因為試圖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無法用理性解決的精神問題與存在問題而構成了別一類的生命哲學和生存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廣義的宗教情懷與宗教信仰并無必然關聯，只要作家具備了超越世俗、回歸本質的精神品質，他就具有了宗教情懷，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一個人是否信仰某種宗教與他是否具有宗教情懷并沒有絕對對等的關系。”⑦宗教文化在回、藏兩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是維系本民族興起的一個根本點。回、藏兩族作家的宗教情結，是回、藏民眾在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文化浸潤下共同鑄就的一種集體心理意識和文化系統機制，它以隱性力量的方式制約著本民族民眾的社會倫理、心理素質、道德價值和審美取向。

二、解構語境中的正面性民族品格弘揚

世紀之交以來，許多作家在世俗文化的沖擊下開始妥協，他們或沉溺于對作品敘事技巧和語言迷宮的賣弄，或以冷漠的心態看待人生的悲苦與人性的丑惡，甚至在一些作家筆下，“審丑”成為一種創作情結，對精神世界與生命意義的追問已經遭到了市場和作家的雙重拋棄。而西部作家立足于本族文化，不僅在文學中演繹著西部邊地鄉土人生的悲歡離合，而且還對宗教文化之于人類精神與當下生活的價值進行著不斷的開掘與思考。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西部民族小說始終將民眾身處邊地境遇卻不失人性的積極正面力量作為主題表現在文本中，通過對本民族優秀品質的弘揚，來傳達西部民眾對生命的熱愛和對理想的堅守。中國西部地區聚居著大量的穆斯林，他們堅忍、正直、善良、淳樸、安謐、釋然，這樣的民族性格不僅是他們的人際交往倫理，也是他們對待人生無常與生命坎坷的生命倫理。這些品質看似平凡卻飽孕光輝。在東與西的對比，純與污的對比，善與惡的對比，躁與靜的對比當中，宗教文化不僅使回族作家對本民族文化的道德體系產生了深切的認同感，而且凝聚為他們的一種集體性宗教情結，成為他們觀照鄉土人生、書寫人世滄桑的主要視角。他們對本民族優秀品質的弘揚，不僅彌補了漢族文化日益孱弱的精神現實，而且也吸引了身處西部地區但并非回族族籍的作家。比如新疆很多作家雖然不信仰伊斯蘭教，但卻一致肯定伊斯蘭教民族精神中的諸多優秀品質。不僅如此，他們還將這些優秀品質化為創作的精神指向和文學命題，探討著這些品質力量所具有的人類性與共通性，從而使伊斯蘭宗教文化精神在當下混雜而粗鄙的文學格局中，顯示出希望之燈的航標功能。如非伊斯蘭教信徒的作家哈麗黛就認為“棄惡揚善”是伊斯蘭一個很好的倫理準則;哈薩克作家哈依霞•塔巴熱克則充分肯定了伊斯蘭教的“正面、規范、震懾力”等價值。這些非回族籍的新疆作家在深刻認同伊斯蘭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在作品中也塑造了許多體現回族優秀品質的道德模范形象，以此來弘揚和彰顯一種宗教化的道德風尚:“宗教者所以維持道德也，維持道德乃宗教之本質也。”⑧漢族作家紅柯早在大學時期就對西部少數民族文化懷有濃厚的興趣，他不僅通讀《古蘭經》，而且還將西部和新疆作為他一系列小說的空間背景。西部民族特別是回族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將其諸多優秀品質和宗教理念化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且還表現為他對伊斯蘭民族優秀品質的展示和弘揚中。小說《東干人》主要敘述作為回族分支的東干人在清政府的圍剿下所經歷的民族苦難與生存磨礪，最后，他們只能在異國他鄉繁衍生息。作品一方面表現了對伊斯蘭民族歷史的悲憫與深情展望，對其信仰的虔誠、執著表現出了深深的欽佩與崇敬;另一方面作者則是力圖通過對東干人在民族磨礪境遇下所表現出的堅韌、隱忍、不屈等民族品格的高揚，來表達一種對剛性和血性精神的呼喚，而這種剛性和血性也正是現代文明異化下的東部都市人所最為缺失的。《帳篷》則集中展示了紅柯對伊斯蘭民族寬容品質的青睞。海布將懷有身孕的蘇拉拋棄，但蘇拉卻沒有充滿埋怨、企望復仇，而是從大自然最簡單的自然演變規律中，認為自己長得越來越丑是被拋棄的根本原因。在這里，寬容成為平息內心憤怒和化解人際沖突的價值觀和倫理觀，寬容也成為伊斯蘭民族得以隱忍并默默生存下來的集體性格特點。諸多的民族性格，我們可以在石舒清、李進祥、馬玉梅等眾多回族作家筆下找到，伊斯蘭文化影響下回族民眾的優秀品質，不僅與當下人性異化的現實存在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也傳遞出民族作家試圖重建完美人性、重振傳統倫理的文化訴求。

三、世俗語境中的超越性精神信仰重建

一個人怎樣才算是真正皈依宗教?檢驗皈依宗教的精神標準是古今中外宗教精神的一個古老命題。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一個人必須加入某個宗教組織，遵守某種宗教制度，才是真正皈依。也就是說無論心靈是否真正理解宗教、認同宗教，只要一入道門、佛門等，就可以瞬間脫離世俗紛擾與凡人擁嚷，獲得精神的超脫、實現靈魂的凈化。從本質上來講，是否從制度上和禮儀上來皈依宗教，一方面應該是一種自覺的行為，對宗教制度的認可某種意義上就代表了對宗教精神的認可，而之所以加入某種宗教的目的，就是為了從外在制度、內在自守以及身份認同和身份彰顯方面達到高度統一;另一方面，宗教禮儀和宗教精神之間還存在錯位的現象，即不參加某種宗教禮儀并不代表沒有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認同某種宗教制度也并不代表真正領悟了宗教精神。因此，中國的宗教觀存在著制度認同與精神認同的錯位現象。西方國家由于宗教思維的非功利性和理性思維的歷史傳統，他們對宗教更側重于自我反省和精神追問，他們往往試圖用理性和感性的哲學觀和生命觀去看待生老病死、人世無常等人的存在的終極問題，總是試圖在理性、哲學的探索中構建某種價值體系和精神體系，正如蒂利希對宗教的看法:“宗教是人的終極關懷”，⑨伊利亞德也曾說“宗教”應該作為一種“人類學常數”，⑩“宗教思想，不一定有任何組織，任何制度，在原始人類以至于現代文明人中，日常生活所表現出來的崇拜與神秘思想，都是屬于它的范圍之內。雖不必人人都有宗教的信仰，卻不能說人人都沒有宗教思想”，“如果宗教是人們在‘不知’時對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發自生命本原的固執的向往卻鍛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們在‘知不知’時依然葆有的堅定信念，是人類大軍落入重圍時寧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懼退而失的壯烈理想。”因此，從廣泛意義上來看，宗教精神的本質，不僅只是宗教儀式的完成、對未知世界的盲目崇拜、對人生困惑的精神訴求，而更應該是對某種精神和信仰的虔誠堅守，是堅持不懈的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以及對人性、生命、靈魂等人類共同的存在命題和精神理念的虔誠敬畏與神圣體驗。

在當下現代化和后現代化相交融的價值混亂的文化背景下，宗教精神或精神信仰的重建顯得尤為重要。縱觀20世紀思想發展史和文學發展史，“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精英在借助西方啟蒙、科學、理性等現代觀念掃除封建主義的愚昧而將“理性”推崇為人的自由存在的本質之后，隨著科學、技術與理性的過度膨脹將現代人對生存的體驗打入黑暗深淵時，我們又借助消解、顛覆、反傳統等后現代理念將啟蒙、理性、上帝等這些曾讓國人敬畏的心靈之神推翻。權威的樹立帶來精神的荒蕪，而權威的瓦解同樣會帶來精神的空虛。在經歷了樹立與瓦解、建構與顛覆的交迭歷程之后，結局卻是價值的混亂、精神的困境，以及信仰的放逐。因此，重建精神家園、拯救靈魂危機，就成為當代中國多元文化境遇下亟待解決的問題。而西部民族小說所體現出來的宗教情懷或宗教精神，在這樣的社會集體性心理訴求之下，顯然就具有了拯救與重建人類精神癥候的現實意義，“作家有意識地喚醒內心深處的宗教情懷，就會以一種敬畏、神圣的心情和肅穆、虔誠的態度去重新思考社會、人生中的精神價值問題，去追問自然和生命的本質，去諦聽未來文明傳來的振幅。”新時期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的小說創作中，懷有深厚伊斯蘭宗教情結的回族作家就將信仰大旗和宗教精神作為自己介入當代文壇乃至當代文化的一種獨特姿態。西部作家用宗教精神來面對世俗的困擾、生存的逼仄、命運的無常、人生的厄運等問題，無論是用隱忍來沉默地承受苦難，還是用決絕的姿態反抗對信仰的褻瀆，抑或用“清潔”的精神隨時反省自己的靈魂、洗滌污濁的世俗塵埃，他們都始終表現出一種難得的虔誠與道德的自律。而這種自覺意識的形成不僅是個體，更是集體性的堅守姿態。雖然他們用“真主”之神來作為約束現實和精神的隱形力量，但這種自我規約與自守堅韌則是伊斯蘭民族集體性格的歷史傳承，在當代價值荒蕪的境遇下顯得尤其難得可貴。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回族作家是用本民族博大而深厚的宗教資源和文化資源賑濟著時代精神，“宗教使人認識到人類雖然有卓絕的巨大能力，但也仍然不過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人類如果想使自然正常地存續下去，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去的話，歸根結底必須得和自然共存。對于一個具有意識的存在因而就有選擇力，就不得不面臨某種選擇的存在來說，宗教是其生存不可或缺的東西。人類的力量越大，就越需要宗教。”

無論是張承志的清潔精神，還是石舒清的詩意安守，抑或是李進祥的人性自省，貫穿始終的是對信仰的堅守，他們不僅成為作品主人公用來應對生存困境的文化抉擇，同時也是作家自身對現實處境所做出的一種生命選擇。如《心靈史》不僅探討信仰什么，還探討了怎樣信仰的問題，“不畏犧牲、堅守信仰”就是作者所要昭示的一種信仰姿態，由此類推，張承志將信仰問題深入到了整個人類的生存高度，探究著人類共同的精神問題:“他沒有將目光只停留在狹隘的民族情感上，而是透過回族人的生活與命運，站在歷史和哲學的高度上去表現更深層意義上的人生，將民族性與歷史性很好地統一起來，包括了更多的社會意蘊”，他的“文學始終激發人們尋求理想生命意義的價值，執著地追尋著道德意義，這使他的作品始終保持強壯的生命體魄，并不斷有新的內容出現”。宗教子民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以死捍衛信仰的“男子漢”力量的決絕與強勁，不僅是當下萎靡頹廢的時代精神的一針“清醒劑”，也從正面傳達出了在價值無名時代，人應該保有對理想、幸福、信仰、希望堅守的執著與勇氣，應該保有對人類生命問題和精神存在意義的終極追問，這正是宗教文化進入文本之后，為民族精神重建和精神理想重建所提供的一個獨特思路。

四、狂歡語境中的悲劇性美學風格開拓

宗教情結制約下的文學宗教性書寫，引領著世紀之交文學悲劇性美學風格的開拓。中國文學向來只有悲情而缺乏悲劇，而“悲劇意識來自民族意識的回歸與強化，來自對民族歷史命運的反思”。因此，張承志、查舜等民族題材小說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從民族歷史的鉤沉中，挖掘民族先祖的苦難歷程，而這種帶有悲劇色彩的命運因為有著對信仰的執著而遭受到了生命的洗禮、放逐、侮辱、屠殺等不可抗拒的因素，因為有著精神的信仰而顯得悲壯而崇高。回回民族自唐代開始就為了在本土扎根生存而奔波抗爭，無論是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和波斯人為了弘揚伊斯蘭的宗教精神，還是遷移到中國的穆斯林為了信仰而不屈地反抗清政府的血腥屠殺，其民族的成長總是與苦難、壓迫、犧牲等相伴，“尤其是‘族在旅途’的特有度世方式，起源自阿拉伯祖先駝背文化的深遠影響，‘斷了歸所’的漫漫長旅，令回民不得不感到‘路上更具故鄉遙遠’，但‘終日只渴望走’，因為自己‘最想的還是流浪’。雖然這顆‘不安的旅人之魂’是祖先造就的。一代代回民的‘ontheroad’，便在他們身上鮮明地體現出以‘路’為本色的‘路文化’，這和以‘家’為底色的中國傳統‘家文化’形成了比照與互補。”經歷了苦難的重負、歷史的坎坷、現實的壓迫、生死的考驗以及血腥的煉獄等，回回民族的反抗、隱忍與安守中，更有著無可抗拒的命運不公與生存無奈。“美學悲劇性是指主體為了實現對自身現實的超越，或為了抗拒外力的摧殘而陷入尖銳的沖突之中，他們往往處于無從選擇的‘兩難’或‘動機與結果完全悖反’的災難里，但是面對災難他們敢于殊死抗爭，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去超越苦難和死亡，從而顯示出超常的生命力，把主體自身的精神風貌和超人的意志力提升到嶄新的高度，展承出人生的全部價值。”以此觀照回族小說可以發現，其顯然已經具備了這樣的美學悲劇意味。在堅守信仰與屈服壓迫的處境中，堅守信仰意味著忍受不可更改的生死洗禮，而屈服壓迫意味著失去生命的靈魂，而在這左右突圍和抗爭中，他們將死亡作為了折中的方式，為了拯救世俗之濁卻慘遭屠殺，在堅守中實現了生命的升華與世俗的超越，由此也孕育了回族小說的悲劇性美學追求和文化基調。張承志的《殘月》、《終旅》中，哲合忍耶教的先人為了民族的生存與延續，為了在權勢迫害與世俗侵襲的壓力下求得生存，不惜讓鮮血染紅西部大地，即使如此，仍不放棄對信仰的虔誠;《黃泥小屋》中，主人公蘇尕三同樣在面對官家的羞辱與折磨中，堅守著靈魂的清潔與人格的操守，在死亡和信仰的抉擇中實現了宗教精神的升華。此外《金牧場》中面對死亡的回族老人，《心靈史》中面對屠刀的馬化龍，在生存困境的兩難抉擇中，他們都選擇了精神的清潔與信仰的堅守，從而使得這些人物呈現出了英雄主義的悲情與生存處境的悲劇，小說也由此完成了對回民族歷史苦難生存經歷的藝術化展示。查舜在《月照梨花灣》中對回民族在極端境遇下的生命本質進行了富有探索性的思考和表現。這里的悲劇性不再是血腥屠殺與政治壓迫下慘烈的民族生存，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浸潤著一個民族不可預知的生命隱秘與生存艱辛，他們面對的不僅是外在文化權力的擠壓，而且面臨著對自身民族文化和宗教傳統的猶疑。而在理想與現實、生存與消逝的抉擇困境中，心靈“烏托邦”的夢想被擊碎，唯有本民族充滿悲劇性的艱難命運體驗留存于民族性的集體記憶深處。

五、結語

世紀之交以來的西部小說，由于滲透著本土性的宗教文化，不僅表現出了在社會普遍性的道德混亂與信仰缺失境況下的精神清潔，而且還通過參照的形式為文學精神的提升提供了一種典范性。盡管西部作家的這種文化姿態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他們宣揚的正面力量、對道德原則的堅守、所體現出來的生命姿態，無疑給當下文學精神的荒涼帶來了綠色的生機，也給漫游于精神與現實中的流浪者提供著精神的導航。尤其從形而上層面講，宗教情懷也是當下人面對生存苦難和精神苦難所應該具有的人生態度，盡管這種態度也不乏保守與宿命的色彩，但在現實層面和心靈內里卻飽蘊著對生命和生活的熱愛，而宗教性的小說也因此實現了對人類精神境界的提升，對文學品格重建的啟示，對世風習俗矯正的警策。（本文作者：金春平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文化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