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秋斯的生平及翻譯背景

1921年，董秋斯先生以優異成績考入燕京大學，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之后，董秋斯先生擔任燕大學生會主席之職，與同學一起成立燕大文學會并合編《燕大周刊》，積極向國內宣傳文學革命。1926年，在經歷了“二一八”愛國運動之后，董秋斯先生更為殷切地向往著光明社會。在同一年內董秋斯先生完成了大學學業，來到了廣州并在此任教，并接觸到了一些馬列主義刊物，這里當時是全國革命的策源地。在同年12月初，國共兩黨實現了合作，國民政府因此由廣州北遷至武漢，遂即武漢成為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因此，與同學一起，董秋斯先生也隨即奔赴武漢，加入當時的國民革命軍，并在其第十一軍的政治部中從事宣傳工作。在1927年2月，董秋斯先生主編《血路》這一理論周刊，繼續向中國民眾大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先進思想。然而這一情景沒過多久，蔣介石、汪精衛就相繼背叛了國民革命，董秋斯先生親眼目睹這一全過程，深刻地認清了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道理。

在1928年，即便臥病在床，董秋斯先生但凡精神體力稍微好轉，就開始一頭扎進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中，并以高度熱情閱讀所能找到的蘇聯文學作品，盡力從中汲取營養，從中汲取力量。在讀鮮明地刻畫蘇聯結束內戰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中一連串重要問題的《士敏土》一書過程中，董秋斯先生為其人物情節所深深感動。該書描繪了那些問題逐一得到解決的艱苦歷程。于是，董秋斯先生決心將該書翻譯介紹給中國民眾。當然，魯迅先生在精神和物質上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與幫助，為本書作了《代序》和《圖序》。從此，他便和翻譯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本書也是他所翻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123。在中國共產黨上海黨中央宣傳部的摯友張采真的大力舉薦下，病中的董秋斯先生接辦了《世界月刊》，這是我黨的一個外圍刊物。在該刊刊載了“田中奏折”一文之后，董秋斯先生便與史沫特萊及其國際反法西斯戰友建立了革命情誼。在1931年，經史沫特萊的推薦以及中共地下黨的批準，董秋斯先生與國際共運中隱秘戰線的杰出人物、第二國際東方局領導佐爾格直接建立起聯系，并積極參加該局的工作。

二、董秋斯畢生取得的翻譯成就

盡管中國翻譯實踐歷史源遠流長，但中國翻譯理論的體系性卻顯得相對薄弱，往往只是個別翻譯者對自我實踐的總結，常常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早在1950年，董秋斯先生就在其《翻譯批評的標準和重點》中強調，反觀中國，翻譯史雖有幾千年，翻譯者也以千計，但專門研究翻譯的人卻奇缺，翻譯多為片斷的經驗之談與供臨時參考的條例。盡管這些寶貴的經驗有很大功效，但是終究不能自成體系，不是廣泛調查研究之大成。由此可見中國翻譯理論問題之所在。在1934年，董秋斯先生由于長期過度勞累，其病情不斷加重，最終導致了自己的右肺完全被壓縮，被迫截去八根肋骨。自此之后，在上海生活的11年中，除下治病與開展地下工作之外，董秋斯先生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翻譯引介外國文學作品的事業上來了，開始不分晝夜地為中國民眾奉獻自己用生命換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在這一過程中，對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翻譯是費時最多的，要保持原著的語言風貌，130多萬字的巨大翻譯工程是從1938年就開始翻譯的，1949年該書的上半部得以出版，再到1958年最終完成。這是一項多么需要堅韌的毅力與扎實翻譯功底的工程。后來，茅盾先生也指出，與舊譯本相比，董秋斯的英文轉譯本更好。董秋斯先生還翻譯了列昂諾夫的長篇小說《索溪》，向中國人民譯介了該書中描繪的上世紀30年代在索溪原始森林的蘇聯人民如何與大自然作斗爭并最終建起一座大型造紙廠的動人故事。

董秋斯先生一生待人真誠、勤勞樸實并且做事總是強調要全心全意，其對翻譯的態度也正好像他的為人處世。此外，董秋斯先生還翻譯過其他各國的諸多優秀作品，如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奧茨本的《精神分析學與辯論唯物論》（再版時恢復原名《弗洛伊德與馬克思》）、美國著名作家愛爾文•斯通的《杰克•倫敦傳》、加德維爾的《跪在上升的太陽下》與《美國黑人生活紀實》、多麗茲•萊辛的《高原牛的家》、保加利亞著名作家艾林•彼林的《安德列希科》、斯坦培克的《紅馬駒》與《相持》、以色列著名作家羅茲•吳爾的《安靜的森林》等。在1945年底，董秋斯先生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并當選為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與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此后，董秋斯先生在《民主》周刊發表了不少反對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還翻譯了西方一些進步作者撰寫的向世界傳播關于我解放區狀況的優秀文章，如《外國軍火與中國內戰》等。在1949年，董秋斯先生主編《翻譯》月刊，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成就，廣泛傳達黨在文化方面的方針政策。之后不久，董秋斯先生出任“上海翻譯工作者協會”主席，負責發現和培養新中國的翻譯人才，團結國內外各種翻譯人才，大力提升中國翻譯界的翻譯水平。在1950年，董秋斯先生被調至北京，主編《翻譯通報》，負責聯系全國翻譯工作者、調查研究、交流翻譯經驗等。在1953年初，董秋斯先生親自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創辦的月刊《譯文》（1959年更名為《世界文學》）的副主編[2]78。

總而言之，董秋斯先生十分重視翻譯的理論建設與組織工作，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提出要著力建立中國自己的翻譯學的宏偉構想，其翻譯思想對其翻譯實踐具有重要影響。董秋斯先生畢生十分重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工作，并一直親力親為地從事著這項偉大翻譯工作。董秋斯先生認為，翻譯工作并非不學就會的，翻譯的價值不在創作的價值之下，也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和修養的，文學翻譯是一門不可缺少的再創作藝術。董秋斯先生指出，文學翻譯可以憑借科學闡述與研究找出規律性東西，因而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應該依靠集體之力搜集、整理、提煉翻譯移植之成果，并從中總結出體系化的翻譯理論。（本文作者：陳美嬌 單位：西安外事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