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回顧及問題提出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業旅游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末才在深圳等地出現，所以學者對農業旅游的研究也相對滯后。[8]45步入21世紀，隨著休閑農業的加快發展，我國學者對農業旅游的研究不斷深入，研究內容已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概念界定、類型闡述以及國外農業旅游經驗介紹等，發展至對消費者行為、地區農業旅游發展狀況及對策、發展模式、產業集群等全方位的研究。近期，我國學者對農業旅游產業集群與規模經濟效益等問題表現出關注。縱觀我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仍主要側重于兩個方面：一是對地區休閑農業發展概況及經驗的介紹，二是對消費者行為的實證調查與研究。綜上可知，國內外對農業旅游的研究集中于農業旅游基礎理論、發展與管理模式以及經濟文化環境效用等方面。國外的研究表明，農業旅游發展對區域經濟、文化和生態環境既會產生積極效用———正外部性，同時也對其產生消極作用———負外部性；隨著農業旅游的快速增長，其負外部性問題日漸突出，并將阻礙其快速健康發展。然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多偏重于對農業旅游正外部性的研究，對其負外部性的研究相對較少，更鮮少涉及其負外部性的內部化問題。為實現農業旅游健康、快速發展，尋求農業旅游負外部性的內部化途徑乃當前值得探討的課題。

二、研究的理論背景

（一）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屬于環境經濟學范疇，1890年由經濟學家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最先提出，之后由其門徒庇古對該理論加以擴充豐富。庇古將生產者對外部環境與他人的影響稱為“外部性”，將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性（正外部性）和外部不經濟性（負外部性）兩個方面，其中的正外部性是指一些人的生產行為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無法向后者收費的現象，負外部性則是指一些人的生產使另一些人受損而前者無法補償后者的現象。在此基礎上，庇古又提出了“邊際社會收益”與“邊際社會成本”概念，他認為當邊際私人凈產值小于邊際社會凈產值時,該活動給社會帶來了有利影響,具有邊際社會收益；反之，具有邊際社會成本。后來眾多學者循著庇古的外部性理論尋求負外部性的內在化解決途徑。科斯(Coase)在批判庇古理論的基礎上指出，解決外部性問題應從社會總產值最大化或者損害最小化來考慮，不應局限于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之比較。我國學者沈滿洪等在分析外部性的概念后，進一步提出外部性類型包含：對生產者與對消費者的外部性、代內外部性與代際外部性、穩定的外部性與不穩定的外部性、制度外部性與科技外部性等。

（二）集約化經營理論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率先對集約化與粗放式經營的內涵與外延加以界定，認為在一定地域面積上集中投入勞動力要素與資本，以實現規模經濟的經營行為即屬于集約化經營；反之，將勞動力要素與資本分散投放在各個地域則屬于粗放式經營。新古典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等則更加強調科技進步對集約化經營的貢獻，認為集約化經營不僅是勞動力要素與資本的簡單疊加，更應是利用先進技術不斷提升勞動生產率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對“集約”進一步界定為：社會經濟活動的同一經濟范圍內，通過經營要素質量的提高、要素含量的增加、要素投入的集中以及要素組合方式的調整來增進效益的經營方式。我國學者認為，集約與粗放是生產經營活動的兩極。者在表象與內涵上均存在本質差異：集約經營更強調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基礎上，通過生產要素與資本的最優組合，獲取最大投資回報，實現經濟與社會效益最大化;粗放式增長則與之相反。

三、我國農業旅游的負外部性分析

據中國休閑農業網數據，目前我國有農家樂約150余萬家，規模農業園區近1.8萬家，每年接待游客數約4億人/次,每年營業收入超1200億元,帶動近1500萬農民就業。由此可見，農業旅游的正外部性明顯。然而，農業旅游在實現較好的外部經濟性之時，產品雷同、邊際社會效益微弱、全要素生產率低下等外部不經濟性也日趨明顯。

（一）制度的負外部性呈現

前期，為實現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促進新農村建設，各地政府鼓勵農民利用自家庭院農田等開發農業旅游項目，項目開發對部分農民增收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過度寬松的政策環境使得眾多以家庭作坊式經營為主要特點的弱、小農業旅游企業出現，由于經營主體多為當地農戶，受小農思想影響較大，思想上表現為小富即安，生產中表現為個體經營、缺少協作、缺乏自律與組織性，缺少自主研發與創新能力。眾多微小農業旅游企業對農業旅游項目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不利于邊際社會效益的提升。

（二）對生產者的負外部性明顯

現有農業旅游企業生產經營范圍有限、實力較弱。以農業旅游發展較好的長沙市為例，至2012年底，全市共有農業旅游企業1600多家，其中星級農業旅游企業182家，除少數幾個企業的經營面積超過1000畝外，近一半企業經營面積少于50畝，最少的僅5畝。不少小企業為節省成本，在產品形式上多相互簡單模仿，經營管理方式粗放，造成同一區域內經營戶間的惡性競爭激烈。眾多弱小企業存在，導致生產要素與資本很難實現優化組合，要素生產率低下，投資回報率不高。除經營戶間存在的不經濟性外，經營戶對當地其他生產者同樣存在不經濟性現象。大量旅游者的涌入，一方面使得當地人口密度增加，旅游者制造的大量噪音、生活垃圾、汽車尾氣污染等影響其他村民的生產與生活，另一方面旅游者推高了當地的物價水平，致使當地村民的生活成本提升。

（三）對旅游消費者的負外部性顯現

綜合休閑農業網等專業門戶網站的宣傳信息來看，“生態”、“有機”、“綠色”等是農業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本源。然而我國現有的農業旅游的經營基礎乃常規農業，常規農業是一種粗放式的農業生產方式，其特征是利用化石能源和工業技術裝備的大量投放來提高產量。這種粗放的農業生產方式既破壞了生態環境，也與旅游者消費期待的“綠色”、“生態”背道而馳。

（四）對代際均衡發展的負外部性顯露

由于經營者的粗放式生產與管理，使得農村固有的鄉村文化、原始生態環境被逐漸侵蝕與破壞。眾多農業旅游經營者在無調查、無規劃的情況下盲目開發項目，將不少地方建成了“村中城”。而農村的這種原生態文化環境正是當地的旅游核心吸引力，隨著核心吸引力的喪失，旅游者也將逐漸遠離該地。由此帶來了鄉村旅游資源的代際間非可持續性利用。

四、集約視角下農業旅游外部性的內部化路徑

通過對農業旅游負外部性的分析可知，當前農業旅游負外部性的成因主要為：在寬松的政策環境下，眾多以家庭作坊式經營為主要特點的小微企業出現，由于受規模和實力影響，生產者多采用粗放式經營管理，具體表現為經營中的各自為陣、缺少協作與創新能力。這種典型的粗放式經營模式加劇了農業旅游負外部性的擴張。為盡量消弭農業旅游帶來的負外部性，采用與粗放式背向而馳的集約化經營管理方式應是我國農業旅游負外部內部化的重要途徑。

（一）加強政策引導以淡化制度的負外部性

加強地方政府在農業旅游發展中的引導作用，從政策與制度上引導相關企業的融合與協作，促使休閑農業向集約化發展，減少粗放經營帶來的外部不經濟性。首先，明確農業旅游經營企業審批部門，統一企業進入門檻，從源頭上促進農業旅游生產經營朝向規模化發展。其次，對規模企業在土地、水電等資源使用方面提供更多價格優惠，對實現集約化管理的企業實行適當稅收減免及退稅優惠。再次，加強對新技術示范性應用的支持力度。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集約化管理的重要表現即是新技術的應用程度。然而，因農業生產的周期性較強，新技術在農業中應用時的資本成本與風險成本相對較高，致使較多資金薄弱的企業不敢貿然采用新技術。為削減新技術在休閑農業中應用時的成本，政府應從生產、經營、銷售各方面，加強對采用新技術進行集約化生產經營的企業的扶持力度。最后，加強農業旅游產品推介平臺建設。休閑農業產品生產季節性較強，生產企業的資金實力相對有限，企業借助傳統媒介向消費者宣傳產品的能力有限。為更好地將綠色、有機、生態的農業旅游產品推向分散的消費群體，政府應利用自身優勢，推動休閑農業信息平臺建設，協助農業旅游企業打造良好的銷售渠道。

（二）轉變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以減少對生產者的負外部性

我國現有的農業旅游企業組織管理模式多樣，包含了個體農戶、農戶+農戶、專業合作社+農戶、公司+農戶、股份制等。但不論哪種組織形式，其產品的涵括面都比較齊全，企業與外部的協作極少，造成企業間競爭激烈，企業的投資回報率不高。為實現投資回報最大化，應通過集約化生產方式加強企業間的協作，以實現生產要素與資本的最優組合。資金雄厚的大型企業可采用虛擬經營模式，主控核心技術與市場推廣；中小企業則采用利基經營等模式管理休閑農業的生產、運輸等環節；本地與外地農戶通過土地等資源入股介入農業旅游，利用大企業的先進管理技術生產銷售適銷對路的農副產品。以此實現社會總資源的有效利用及邊際私人效益與邊際社會效益的同步最大化。

（三）優化產品價值鏈條以弱化對消費者的負外部性

我國現有的農業旅游形態主要有農業觀光、生態農業、科技示范農業、農村民俗等，這些形態的共同特點是注重旅游六要素中“游”的價值創造。通過調查走訪不難發現，不少旅游者在鄉村游玩時，多從事打牌、唱K等室內活動，許多旅游者離開目的地時，常會購買當地價格不低的綠色蔬果和肉制品。由此可知，農業旅游的核心價值創造節點除了“游”外，更多的是“食”與“購”。為此，農業旅游經營者應跳出自產自銷的小農業范疇，通過集約方式委托或聯合當地及外地農戶生產更多適應消費者需求的“有機”、“綠色”、“生態”型農副產品，將銷售方式由等客上門買變成送貨上門賣，借鑒德國等發展農業旅游的經驗，通過農副產品直銷渠道的搭建實現產品價值最大化。

（四）加快新技術應用步伐以防止代際發展的負外部性

當前農業旅游的基礎是常規農業，常規農業以大量化石能源投放為特征。過量化石能源的投放將對自然資源、土壤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以及農業生態系統的自我維持產生破壞作用，最終引發生態系統失衡。改變這種失衡狀態的最好方式是以集約化的生態有機農業替代常規農業。生態有機農業要求農藥、化肥、石油的精準投放，強調農業生態環境健康安全與農產品的“綠色”、“有機”生產。物聯網技術的出現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物聯網是近幾年興起來的一種網絡技術，以人與物的實時溝通為特點，強調遠程實時跟蹤監控、精準化投放、精細化管理。目前，物聯網技術已經在農業旅游企業中進行示范性應用，并充分顯現出對生態農業發展與集約化生產管理的積極作用。經營者應加速物聯網技術的使用步伐，通過新技術的使用改善農業旅游生產環境，實現農業旅游資源的代際均衡利用。

五、結論

農業旅游發展適應了我國新農村建設與農業結構調整的需要，對農民增收、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了積極影響。由于我國農業旅游經營主體多為農戶，生產經營方式粗放、管理技術落后，使得生產要素與資本難以實現最優組合，農業旅游發展對外部環境的不經濟性已經顯現。為此，轉變原有生產經營方式，通過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旅游可持續、健康發展將會是今后的重要探索。

作者：許宇飛 單位：湖南涉外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