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格創(chuàng)新

唐代前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我國文學史上最璀璨的明珠，是最能代表唐代文學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文學樣式。此期極具詩歌的雍容華貴與富麗堂皇的“盛唐氣象”，就詩體的發(fā)展而言，不僅繼承和發(fā)展了古體詩，而且創(chuàng)造了格律性極強的近體詩。古風、絕句、律詩無所不用其極，五言、七言、長短句均已齊備。詩歌的意境高遠，語言優(yōu)美，講究押韻、對仗關系等寫作技巧，藝術水平高，并且思想性和藝術性高度統(tǒng)一。“格”是法式、標準的意思，“詩格”即作詩的標準。唐代前期詩格類著作較多，據(jù)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有：皎然的《詩式》、王昌齡的《詩格》、李嶠的《評詩格》等，這些著作主要探索詩的創(chuàng)作與標準式樣等問題。

1.王昌齡與《詩格》

王昌齡(698-756)，字少伯，江寧人。“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昌齡為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唐才子傳》卷二《王昌齡》：“有詩集五卷，又述作詩格律、境思、體例，共十四篇，為《詩格》一卷。”王昌齡《詩格》是第一部以“格”“式”“法”為題，具體論述詩歌創(chuàng)作的論詩專著。從玄宗朝開始，進士科加試詩賦，為了不“犯韻”，符合詩歌的格律要求，考試的舉子們必須要掌握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技巧和法則。《詩格》應運而生，強調了詩歌創(chuàng)作必須在意與境密切結合的情況下進行構思。意必須與外境融為一體，方能弛騁神思，產(chǎn)生有藝術價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來，不可作也”。其云：“詩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物境”屬于直接意義上的淺層審美，有賴于形來體現(xiàn)神；“情境”屬于更高層次的審美，神獲得了一定的獨立性，開始了對形的超越；“意境”則是神的自由展開，完全屬于主體內心世界的凝神關照。“物境”、“情境”及“意境”的提法應該是受佛教講究意境影響的結果。三種境界是逐級遞增的藝術效果，而尤以意境美為最高藝術追求，這種審美標準后來逐漸影響到文章、繪畫等審美方面，被大家所普遍接受。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進一步闡發(fā)：“能寫出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境界。”強調一個“真”字，突出和強調作家作品中真摯感情抒發(fā)的重要。此外，王昌齡還認為這種心與物的結合又須在創(chuàng)作主體“安神凈慮”，亦即“虛靜”的條件下方能順利實現(xiàn)。他指出：“凡神不安，令人不暢無興。無興即任睡。睡大養(yǎng)神。常須夜停燈任自覺，不須強起。強起即昏迷，所覽無益。”這是王昌齡堅持的神怡心暢的先決條件，也是他文藝美學思想的一個基本因素。要做到這一點，作者的精神必須無所牽掛，而后能超越自身，透澈外物，并融合大千世界，最終實現(xiàn)“心通其物，物通即言”的理想與追求。王昌齡任江寧丞時曾接收生徒，講授詩法，《詩格》正是這一詩法傳授的記錄，因此更有針對性和現(xiàn)實指導意義。《詩格》較深入地探討了作詩的格調、立意、意境等詩歌創(chuàng)作技巧、意境及相關問題。《詩格》所涉及問題的重要程度和論述深度均有明顯升級，更系統(tǒng)化、理論化。“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后，杰出于江寧，宏肆于李杜，極矣！”司空圖對王昌齡及其詩作地位做了高度肯定。

2.皎然與《詩式》

皎然(720-795?)，湖州僧人，俗姓謝，字清晝，謝靈運的后人。皎然天寶初于潤州長干寺為僧，擅長作詩，被稱為唐代詩僧之冠，著作頗豐，《唐國史補》卷下載：“吳僧皎然著《詩評》三卷。”皎然詩格類著作還有《詩式》五卷，《詩議》一卷等。其中《詩式》《詩議》這兩部書涉及的內容廣泛，除聲律、對偶外，還談及取境、謀篇、沿變、風格等問題。《詩式》是皎然的系列詩歌理論著作，論述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方法，最重要的是提倡詩歌的意境問題和作詩要歸于自然的理論，為學詩之人指點作詩的門徑與范式。《詩式》序云：“夫詩者，眾妙之華寶，六經(jīng)之菁英，雖非圣功，妙均于圣。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奧、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這是對于詩的地位與價值的總體概括，以及如何用“象”來表達“意”的問題。他認為，天地間的一切事物皆可入詩，所謂“精思一搜，萬象不能藏其巧”。但是運思的過程則非常艱難，需要詩人去苦心經(jīng)營。《詩式》包含的內容宏富，涵蓋了作詩方方面面的問題。提倡“真于情性，尚于作用，可以說總結了唐以前詩歌創(chuàng)作的范式，開啟晚唐、宋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蹊徑”，頗有獨到的見解。《詩式》在詩論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從文學史來看，“皎然詩論的中心，它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在論詩歌的意境創(chuàng)造和已經(jīng)透露出詩境與禪境合一端倪的詩歌美學理想方面。皎然已經(jīng)清醒地認識到詩歌的情與境是不可分離的，境中含情，情由境發(fā)”。他畢竟出身釋門，《高僧傳》稱贊他“文章雋麗，當時號為釋門偉器”，佛教理論對其詩歌理論難免產(chǎn)生影響。皎然強調詩中之情是蘊藏于境中的，是由詩人所創(chuàng)造的詩境來體現(xiàn)的。詩與禪之間是可以互相促進、統(tǒng)于一體的，禪境促進了詩境的含蓄深遠，如《五言苕溪草堂》云：“境靜萬象真”，這是一種詩禪結合的審美理論，在唐代前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被較多的詩家所接受和運用，如王維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境與禪境和諧融合的詩作，豐富了詩歌創(chuàng)作，促進了詩學審美的進一步發(fā)展。

二、散文文體創(chuàng)新

唐代前期的散文雖不及詩歌成就絢麗，但也有新的突破。就形式而言，此期是散文由駢體逐漸向散體轉型的過渡時期，為后來的“古文運動”開啟了序幕。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還是適應于文化上的世俗化趨勢，大膽通俗化的散文革新代表了大批庶族地主的文化需要。就散文的內容來講，更多地向世俗生活下移，拓展了散文的題材范圍，文體的表現(xiàn)力也更豐富靈活。唐人散文并不拒絕文采，而是注重文質相得益彰。一方面，重視文章的內容，言之有物。另一方面，他們的文章重氣勢，講真情實感。羅宗強指出：“這‘氣勢’，其實不僅僅是指真實的感情，而且是指一種壯大昂揚的感情。”散文家們身體力行，積極探索散文的功能、創(chuàng)作等。他們最為推崇的是文質并重，達到“天然壯麗”的藝術境界。然而，形式上的浮靡輕艷又極大地阻礙著文章的說理和敘事。文體的變革最初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散體應用范圍擴大，二是駢體形式受到改造。散體應用范圍擴大，主要指用散體文寫作由奏議擴展到各種文體。這些散體文，一開始只是論及時政的實用文字。盡管唐初“江左余風”尚存，但貞觀“致治”的政論文已出現(xiàn)變化。如魏徵的奏議就頗具代表性，李翱曾表示：“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自足以為正直矣。”《唐書•魏徵傳》載錄了他的五篇最有代表性的奏議，認為“匡過弼違”，“可為萬代萬者法”。就散體應用范圍的擴大而言，不得不提及碑志銘文。碑志銘文作為一種特殊的散文形式，在唐代社會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主要是為了對碑、墓主歌功頌德。但此期也有新的突破，文體日漸靈活自由，雖以駢體文為主，又能出于駢體，不拘一格，并逐漸擺脫格律的限制，筆調清新自然、爽朗明快，文學性大大增強。駢體形式的不斷改造，主要指某些散文雖然采用駢體，但其用典繁贅晦澀與辭采華麗之弊則不斷減少，而代之以言事懇切，說理嚴密，散體形式漸漸增加。唐初，貞觀君臣把著眼點放在“文”與“治”的關系上。太宗強調：“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魏徵等文臣也多注意文學與治政的關系，如其評論陳后主亡國時所說：“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文風由浮華轉向質實，使文章內容漸漸有稗政理。風氣影響之下，散文的體式不斷完備，內容逐漸豐富，藝術造詣更為高深。就其體裁而言，有政論、史論、文論、奏議、序跋、碑志、游記、雜說、筆記等，多種多樣，獨具特色。整體來看，唐代前期的散文大都氣勢磅礴，文筆雄健，注重布局的縱橫捭闔和波瀾起伏。統(tǒng)治者更重視文章的社會教化功能，同時散文的藝術審美也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自覺體認，從而實現(xiàn)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內容與形式、實用與審美的完美結合

三、《文選》學的影響

唐人尚文學，“學者必精熟《文選》”［6］521。梁昭明太子蕭統(tǒng)所編《文選》，作為一種優(yōu)秀的文學選本，在當時曾被士人當作學習的典范，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在唐代前期，這種影響表現(xiàn)得特別強烈。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文選》所體現(xiàn)的文學觀念在文壇上仍占統(tǒng)治地位，在以后也有著深遠影響；而科舉考試，要求士子文藝優(yōu)良，精于辭藻事典，《文選》所選注重事出沉思、義歸翰藻，提供了簡潔的學習范本；加之其中所選作品確乎具有藝術價值，多是值得傳誦的名篇佳作。因此，《文選》的注釋與研究就形成了一門學問。特別是當科舉考試在唐代前期加試詩賦開始，文人士子們?yōu)榱俗访鹄徽J真研習《文選》，所謂“文選爛，秀才半”，《文選》還曾作為士大夫家庭教授子弟的教材，與儒家經(jīng)典并列。如杜甫有詩云：“續(xù)兒誦《文選》”，即是這種現(xiàn)象的真實寫照。曹憲是文選學的開山祖師，“所撰《文選音義》，甚為當時所重”。他在江淮間收徒講學，每次開門講學學生經(jīng)常數(shù)百人，多有高徒出于門下，帶動了文選學的興盛，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李善。李善(?-689)，揚州江都(今江蘇揚州市)人；學問淹貫古今，博聞強記，有“書簏”之號。顯慶三年(658)，累擢集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為《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后以罪流嶺外，以赦還，因寓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yè)，號“文選學”。李善《文選注》六十卷行于唐代，奠定了文選學的基礎，而且歷代流傳，至今仍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李善的《文選注》釋音訓義，事、義兼釋，體例謹嚴，引證賅博；凡有舊注可據(jù)者均用舊注，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賦》取王逸注，又以“善曰”標示自己的意見，引書達一千七百余種，多有佚失舊籍，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頗為學術界所珍重。據(jù)李匡義《資暇錄》載，李氏《文選注》有初注成者，有復注、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可見其著述之用心與作品廣受歡迎的程度。其書是一代《文選》研究的總結性著作，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新唐書•藝文志》還著錄有李善《文選辨惑》十卷，已佚。李善注側重在闡釋語義和疏解典故，而略于文義的解說。開元六年(718)，有呂延祚、呂延濟、張詵、呂向、李周翰五人共為《文選集注》，上之朝廷，俗稱“五臣注”。呂延祚在其進書表章中嚴詆李書（即李善《文選注》），說它“忽發(fā)章句，是征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核注引，則陷于末學，質訪指趣，則巋然舊文”，又說自著書是“周知秘旨，一貫于理，杳測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為志，森乎可觀”。可知他們在努力疏通文意，然而空疏臆見為多，注解又多竊據(jù)李書，割裂顛倒，水平不可與李書同日而語，為學者所詬病。

四、小結

唐初六朝綺靡文風尚有一定留存，宮廷應制詩和游宴詩依然是眾多重臣文人的壓軸之作。然而其中也開始出現(xiàn)了文章要講求實際，注重文章的社會功用和價值的文壇新風，特別是以文化天下的教化作用，更是備受推崇。這一時期的詩歌在消除宮體詩的影響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近體詩的格律化進一步定型。隨著詩歌的不斷普及與創(chuàng)作水平的持續(xù)提高，研究詩歌、散文創(chuàng)作的專門論作也應運而生。詩僧皎然的《詩格》和王昌齡的《詩式》，專門研究作詩的門徑，影響深遠，特別在“取境”與“心境”、內容和形式，景與情等問題上多有創(chuàng)見。散文在文體創(chuàng)新上有一定的探索，散體文的應用也進一步擴大。以李善為代表的文選學發(fā)展迅速，在文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馮敏 單位：寧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