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崔曉陽 單位：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

關于西方資本在晚清臺灣外貿中的作用，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晚清臺灣對外貿易受到西方資本的控制，其代表學者包括東嘉生、周憲文、黃富三、李祖基等。另一種觀點認為臺灣開埠具有積極影響，持這一派觀點的學者主要是林滿紅。

晚清臺灣對外貿易的“殖民主義論”

學者東嘉生最早對西方資本在晚清臺灣對外貿易中的作用進行研究。東嘉生認為晚清臺灣對外貿易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控制。他認為資本主義國必然要掠奪非資本主義國，在晚清臺灣則表現為“英美商業資本支配”，并稱這一時期為“英美商業資本支配的時代”。

東嘉生在《臺灣經濟史概說》中詳細考察臺灣的行郊組織，他認為該組織雖然已經緩慢地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因此西方資本才能“……比較迅速而容易地把自己的體系，移植于這種中世紀的封建經濟社會。”臺灣開埠后，西方資本主要通過貸款方式控制臺灣茶業。最初洋行直接借給茶館，但后來為方便而采取“買辦制度”放貸。“買辦須向洋行繳納身分保證金，為洋行拉攏雇主，而得到一定額的報酬。”這里所謂的“買辦”，又稱“媽振館”。洋行的錢則來自于外國銀行，這就形成了以外國銀行為最終控制者的鏈條，“茶的生產者，既由媽振館借款，所制的茶，不得自由出賣，而必須賣給媽振館，媽振館所收的茶，也賣給洋行，因此洋行可以操縱茶價，而壟斷其利益。”西方資本對茶業的控制，是臺灣各產業中最典型的，當時臺灣的主要出口品還有樟腦和糖，輸入品則主要是鴉片和工業品。西方資本對樟腦的控制主要是通過武力打破清政府的專賣制度。“樟腦的生產額，因專賣制度的廢止而急增，外商的購入價格當然反而日益低落，由以前的十六元降至九元，一時甚至降至七元八角。”總的來說，東嘉生認為西方資本此時大肆掠奪臺灣經濟，“一方面向臺灣輸入鴉片及工業品，一方面廉價輸出臺灣的茶、糖、樟腦等土產，而利用一部分的本地商人為買辦，以達其掠奪和剝削的目的。”東嘉生之后，周憲文基本上繼承東嘉生的觀點。周憲文對西方資本在晚清臺灣對外貿易中作用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其著作《臺灣經濟史》中。臺灣被迫開埠后，臺灣的經濟逐漸殖民地化，關于這一點，周憲文很明確的持肯定態度，他認為臺灣開埠后“臺灣商權遂完全為外國商人所奪占；臺灣乃在經濟商淪為殖民地的地位。”

臺灣開埠后，西方資本的確處于臺灣外貿主要進出口商品貿易鏈條的最高端，但也并非毫無風險，關于這一點，黃富三進行了考察。黃富三在1980年到1984年間，分三期在《臺灣風物》發表《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下）、（續補）。在《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一文《導言》中，黃富三申明了西方資本在晚清臺灣外貿中的地位：“東嘉生氏稱此時期為英美商業資本支配時代，頗為允當，雖稍嫌夸大。”可以看出黃富三對外商控制晚清臺灣外貿的觀點基本同意，但他認為東嘉生把西方資本的支配性稍微夸大了點。從美利士洋行倒閉這點來看，黃富三認為“可見外商在臺灣經商也非易事”，但黃并未推翻和否定外商控制臺灣貿易的論點。

大陸學者李祖基對西方在晚清臺灣外貿支配性做了詳細考察，這在其《近代臺灣地方對外貿易》得到了充分闡述。李祖基在論文中所采用的資料主要是淡水、打狗海關稅務司所編的貿易報告與貿易統計《TradeReports》和《TradeRetuins》、英國駐臺灣領事商務報告《CommercialReports》、各種有關檔案、方志以及筆記文集等。文中，李祖基認為，“近代臺灣對外貿易的一個最主要特點就是外商對外貿易的壟斷，各種主要商品的進出口貿易幾乎無一不是操諸外商之手。”他認為“在出口貿易方面，外商利用買辦，事先貸款預購、控制出口貨源等手段，逐步控制了臺灣地方的整個出口貿易。”在進口貿易中，“……基本上也為外商所控制”。外商控制的進口商品除了鴉片外，“紡織品和雜貨的進口貿易最初也為外商所獨占”。

總之，東嘉生、周憲文、李祖基等人都認為晚清臺灣外貿被西方資本實際所操控，即晚清臺灣外貿具有殖民地性，黃富三并未否定殖民地性的觀點，并補充了洋行的投資風險這一環節。與上述學者觀點相左的，是林滿紅的“現代化論”。

林滿紅的“現代化論”

1976年林滿紅從臺大歷史所畢業，其碩士畢業論文題為《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1860~1895）》。兩年后該文公開出版，后被編入《臺灣研究叢刊》（第115種）。該書考察的時間段是從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屬于晚清臺灣開埠之后。該書所引用的主要資料來自海關報告、領事報告、日本殖民政府據臺之初所作的調查報告、清代所修地方志等，“其中尤以海關報告與領事報告引用最多。”

文中，林滿紅也注意到“匯豐銀行洋行媽振館茶館”這樣的關系，但她對當時臺灣本地資本在茶業中扮演的角色相當自信，并不認為媽振館是買辦資本。她認為從“匯豐銀行洋行媽振館茶館”這樣的關系只持續到1875年，1875年之后不斷有華商加入茶業的經營。根據這些考察，她在第三篇中總結了臺灣開埠后的“好處”如“：創造就業，扶養人口”、“可賺取外匯，增加收入”“、促進城鎮之繁興”等。

繼《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1860~1895）》出版后，林滿紅又于1980年在《臺灣研究叢刊》第一輯上發表了《貿易與清末臺灣社會經濟的變遷》（1860~1895年）一文，該文專門批駁了“殖民主義論”。該文《前言》中，林滿紅列出了晚清臺灣貿易的兩種史觀：反方觀點和正方觀點，其實質“反方觀點”是“帝國主義侵略論”，而所謂的“正方觀點”就是“現代化論”。林滿紅反駁了傳統的“帝國主義侵略論”，認為因臺灣原來“手工業并不發達”，因此“幾乎沒有手工業被破壞的問題”；臺灣的進出口商品中，茶、糖、樟腦的價格都上升了，而非下降了，作為主要進口品的鴉片，價格變動卻不大（請注意，在這里，林滿紅將鴉片視作“普通商品”）；在鴉片貿易中，林滿紅使用冰冷的“客觀”語氣進行探討，認為“鴉片雖不是先進地區示范使用的消費品，確實先進地區推廣的消費品，而這項消費品的使用的確是減少了臺灣的儲蓄。”出口所換取的外匯，她認為“茶農、茶商、糖商、腦商獲利最多，蔗農、腦丁所得較少。”為此她解釋為：“根據馬若孟（R.Myers）統計，一個擁有兩畝地的茶農，其全部收入幾乎都吃掉，故茶農的儲蓄傾向不高。”而茶農作為半殖民地資本鏈條的最末端，“儲蓄傾向不高”的根本原因恐怕是無錢可儲。文中，林滿紅對“匯豐銀行洋行媽振館茶館”的資本鏈條不再提起。

林滿紅并不認為西方資本完全控制控制了晚清臺灣外貿，她對媽振館的獨立性和其資本力量的估計都遠遠高于東嘉生和周憲文，她還認為臺灣被迫開埠給當地帶來繁榮、增加了收入。

晚清開埠與改革開放背景的比較

林滿紅的“現代化論”似乎跟大陸改革開放理論相同，如外資的引進可以增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換取外匯等。事實上，晚清臺灣開埠與改革開放的背景完全不同：

第一，晚清西方資本憑借堅船利炮，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享受片面最惠國待遇。在中國喪失領土、司法、海關等主權的情況下，政府無法系統地實施扶植民族資本的政策或措施。大陸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時，不平等條約已經廢除，在轄境內行使完全的主權，因此可實施有利于本國的產業政策，外商的投資和貿易基本上是利大于弊。

第二，晚清西方資本進入中國時，中國基本上沒有現代工業，更無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改革開放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已經具有了跟外商競爭的能力，在與外商的競爭過程中，吸收了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此時中國還可根據本國經濟實力調整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以保護和扶植本地產業發展。

第三，二者的社會文化氛圍不同。晚清中國，社會風氣尚未開放，政府沒有引導經濟發展的完整而系統的理念與政策，沒有現代經濟管理能力，這種缺陷決定了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極易為西方資本所控制。

筆者認為東嘉生、周憲文、李祖基等學者的關于晚清臺灣對外貿易的論點站得住腳，黃富三對洋行的考察彌補了晚清在臺洋行投資風險的問題。而林滿紅的觀點有失偏頗，其論述只及于表面，未深入探討，有刻意為殖民主義脫罪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