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

　　眾所周知，我國現行的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的規定只有八條，包括：證據及其種類;證據收集的一般原則;運用證據的原則;向單位和個人收集證據;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的原則;證人證言的審查判斷;證人的資格與義務;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保護等。就以上八條規定的內容而言，原則、籠統、操作性不夠強。由于它是歷年來辦案經驗的原則性總結，加上當時的立法背景，這些規定多數是一般性的原則規定，與辦案的實際過程和具體運用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新出臺的兩個規定，針對刑事證據的收集、審查、定案等訴訟各個環節的運用，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一改過去的原則、籠統之弊。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對刑事訴訟法的修正和發展，是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前奏。

　　兩個規定的內容完全符合中央關于司法改革的決定。2008年中央批轉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完善刑事證據制度”，其具體內容包括：明確證據審查和采信規則及不同訴訟程序的證明標準;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和保護制度，明確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范圍和程序等。這些內容在《辦理死刑案件的證據規定》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定》中都有所體現，解決了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期盼已久而尚未解決的問題。例如，審理死刑案件過程中的證明標準問題，對各種證據的審查判斷問題，間接證據的定案問題，還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以及如何排除的問題，都很有針對性，都是對辦案中的實際困難的破解。這些做法完全體現了中央關于司法改革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死刑案件人命關天，質量問題特別重要。刑事錯案的發生主要是在事實認定、證據審查的運用方面出了差錯，并且絕大部分與刑訊逼供直接相關。兩個規定抓住這一核心問題，沿著刑事訴訟過程，從證據意識、證據觀念到證據的收集、固定、扣押、保管、移送、質證、認定等各個環節，作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只要辦案人員認真地加以貫徹落實，案件的質量就有了保證。

　　兩個規定所確立的證據規則，是對我國證據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的豐富和發展。《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的第一部分所確定的證據裁判原則、證據法定原則、證據質證原則，以及死刑案件證明標準的規定，都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學、證據法學，尤其是刑事訴訟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新內容，有的內容雖然在一些程序中已有所體現，但學理和立法中并未明示。這些原則都是一個民主與法治國家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程序，但長期以來，人們的認識和理解不一，沒有達成共識，只是在學理上有少數人提出，而立法并不明確。例如：對于證據裁判原則，許多人認為我們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沒必要規定證據裁判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司法實踐的經驗總結，用法制的標準衡量其科學性、規范性，特別對案件事實之認定，尚不明確。因為什么是事實，什么是案件事實，人們認識的差異，往往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而證據裁判原則，就比較明晰，易于操作。以事實為依據就是以“證據”為依據，只有證據才能證明犯罪，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此，《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二條明確指出：“認定案件事實，必須以證據為根據。”這一規定不僅在理論上堅持了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在實務工作中也澄清了許多錯誤的做法。把證據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和標準，它規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澄清了人們對案件事實的不同理解和認定方法。所以，這一規定是對我國證據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的一個豐富和發展。還有《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第三條規定的程序法定原則，第四條規定的質證原則，第五條對證明標準關于確實、充分的解釋等，都是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它將在我國刑事訴訟和證據制度發展史上產生重大影響，并發揮重大作用。

　　兩個規定倡導程序正義，凸顯程序價值。《辦理死刑案件證據規定》不僅規定對各種證據收集、審查判斷、去偽存真的程序，還規定嚴重違法所取得的證據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例如，第十二條明確規定“以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十九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尤其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什么是“非法”，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科學的界定，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諸如程序的啟動、法庭的初審、控方的證明、雙方的質證、法庭的處理結果等等。讓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看得見、看得清排除的過程，真正實現了公平、正義。因為只要有了過程，有了程序，實現了訴訟透明，人們才明白公平、正義的涵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