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畢業論文網絡反腐視域下的政治認同

　　隨著我國民主法治進程的推進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不僅拓寬了我國公民利益訴求表達和政治參與機制的制度管道，也因其獨特的技術優勢和“旋風式”的反腐效果成為新時期的反腐寵兒。本文主要針對網絡反腐視域下的政治認同進行了一些分析，文章是一篇碩士畢業論文范文。
　　摘要：作為社會現代化的產物，網絡已成為我國公民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重要平臺。在新時期反腐語境下，網絡以其自身獨特的技術優勢和“旋風式”的反腐效果愈來愈受到人民群眾的青睞。網絡反腐作為公民政治參與中出現的一種非制度化的參與渠道，也是一種新的政治現象。文章分析了在中國出現這樣一種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的原因，并指出多元化的網絡環境給新時期政治認同整合帶來的沖擊。在網絡反腐視域下，我國應通過加強網絡平臺“硬環境”和網絡意識形態“軟環境”建設，構筑起“網上網下，官民互動”的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反腐體系，進而提高認同指數，推動法理型政治認同建設和提高我國政治文明水準。

　　關鍵詞：網絡反腐,政治認同,網絡平臺建設

　　網絡反腐作為公民政治參與中出現的一種非制度化的參與渠道，也是一種新的政治現象。為什么在中國會出現這樣一種非正式但又十分重要的反腐渠道?它對于新時期政治認同的轉型和整合又會帶來什么樣的沖擊?本文試圖以網絡反腐為依據，探討在網絡反腐視域下如何加強政治認同建設。

　　一、網絡反腐的背景分析

　　作為新型的反腐樣式，網絡這一“零距離、零成本”的反腐形式，已成為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反腐路徑。所謂網絡反腐，就是廣大網民和國家專門機關通過網絡揭露、曝光和追查各類腐敗行為的活動[1]。從2003年中國輿論監督第一人李新德創立“中國輿論監督網”，到2008年被網友譽為“網絡反腐年”，再到2012年黨的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公報強調要健全網上輿論引導機制，發揮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在促進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網絡反腐作為新生事物，以其顯著的反腐成效實現了由民間反腐到官方反腐的嬗變。作為特定時期的反腐利器，網絡反腐的出現、發展是網絡技術優勢、新時期腐敗形式與特性、傳統政治參與渠道狹窄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投影與折射。

　　(一)網絡反腐是由網絡獨特的技術優勢決定的網絡作為新時期的反腐寵兒，在中國為什么會產生巨大的效應?這主要取決于網絡自身的匿名性、低成本、廣覆蓋等獨特優勢。網絡平臺能夠迅速地把分散化的意見匯聚成強大的網絡輿論壓力，進而將其轉化為政府的內生驅動力，并有效實現虛擬網絡環境中的官民互動，使網絡成為群眾監督的理想化工具。首先，相對于傳統的反腐方式而言，網絡具有匿名性和言論表達自由性的特點。網絡反腐主體可以運用數字化、符號化身份來減少與相關當事人的接觸機會，降低因舉報受到打擊報復的概率。同時，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可以讓網絡主體擯棄在現實社會中的顧慮，最大程度地提供生動形象、立體直觀、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反腐材料和證據，不需要出門和奔走舉報，輕點鼠標就可以實現以“不戰”而“反腐”之效果。其次，傳統的政治傳播渠道被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網絡則突破了這種單項式的政治信息傳播形式，具有快捷性和受眾廣的特點。網絡技術具有“全天候、連續性、實時性”的特性，它不僅打破了物理空間的界限，使網民不受時空的限制，實現信息瞬時生成、光速傳播的效果，還能吸引人們的眼球，引發民眾的同頻共振，匯聚成強大的網絡輿論，進而不斷發酵升溫，引起相關部門單位重視和調查，達到用“吐沫星子”來“淹死”腐敗分子的目的。最后，與現行的反腐機構眾多、程序繁瑣、效率低下這些現象不同的是，網絡空間具有反腐成本低廉性和操作簡便性的特點。網絡反腐既不需要眾多的“繁文縟節”，也不需要登記注冊、登門舉報、提供材料、繳納相關費用等相關程序，可以隨時隨地、圖文并茂地即寫即發，極大地簡化了舉報程序和節省了反腐成本。

　　(二)網絡反腐是由新時期腐敗特性決定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反腐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反腐倡廉建設取得巨大成效，形成了“不敢腐”的有效局面。但腐敗問題依然突出，群眾對反腐敗的過高期望值和腐敗現象短期內難以根治的矛盾依然突出，尤其是新時期腐敗行為呈現出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趨勢。由于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腐敗手段越來越多元化、智能化，腐敗分子利用網絡、金融交易等平臺，進行贓款電子轉移和洗黑錢等暗箱操作，用權力與經濟信息、市場股份等進行虛擬交易。網絡技術的應用使得腐敗方式愈來愈隱蔽、虛擬、復雜，加大了反腐的難度與成本。面對新時期的腐敗特性，我國必須加快打造一批業務精干的網絡警察隊伍，開發升級網絡反腐技術，提高網絡反腐戰斗力。

　　(三)網絡反腐順應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時代要求市場經濟在加速社會結構變遷和社會階層流動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培養了公民獨立的政治人格和權利意識。利益相關者作為政治主體在參與政治生活過程中，強調現實利益的獲得及最優的管理績效。新時期群眾對防腐治腐能力和行使監督權、參與權、表達權等公民權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網絡反腐恰恰滿足了公民參與的美好主觀意愿。網絡反腐拓寬了社情民意表達與官民反腐信息交換渠道，有效消除了一些群眾的對抗和逆反情緒，在網絡反腐的互動頻道中建立政治信任。網絡反腐的實質性效果使其成為中國特定時期的必然選擇，“信息技術和制度安排或組織安排互相關聯，它們既是自變量也是因變量，彼此之間互存因果關系，制度和組織使得信息技術得以執行。反過來，信息技術可以改造組織和制度” [2]。從這種意義上講，網絡技術在極大地遏制腐敗增量、減少腐敗存量的同時，也是現有政治參與渠道的有益補充，應盡快實現網絡反腐平臺與制度化反腐體制的制度耦合，提升反腐效力。

　　二、網絡反腐中的政治認同危機

　　政治認同是指人們對現實政治生活情感和意識的歸屬，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價值。它是組織和調動社會成員的凝聚劑，是政治組織或政治信仰保持生命力的構成要件。黨和政府在革命時期積累起來的革命資本以及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治理效績，獲得了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和認同，是政治資本的核心要素，從而使政治權力主體獲得更多的權力機會和權威影響。互聯網突破了原有的信息生產與傳播機制，網民可以在網上任意“沖浪”，自由馳騁地發表、傳播自身對腐敗現象的看法與意見。各種觀點，尤其是一些對腐敗現象缺乏科學認識的非理性化言論，在這個交互性的虛擬空間中高度共享、互相激蕩，引發網民共振。網絡所提供的自由化信息平臺，不僅外化于人們的政治行為，而且還內化于人們的政治思維方式，并在相當程度上動搖了群眾對政黨、體制、政策、政治信仰等方面的認同感及信任度。總而言之，由于在政治生活中未能充分反映公民基于利益人而衍生的政治主體地位，因而導致公民在多元化的網絡環境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認同危機，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黨認同削弱，政治信任資本消損

　　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發展邏輯沿著兩條不同的軌跡運行：西方先有民主國家，再有政黨競爭;中國則是先有政黨競爭，再有政治國家。中國共產黨通過在革命時期積累起來的政治信任資本，使其成為我國政治權力的領導者。但是，政治資本不是一成不變的，需要不斷地保值增值。在執政的歷史條件下，黨需要提高執政的有效性，以有效性推動合法性。在網絡化時代下，離散化的網絡體系正在沖擊著傳統的等級權力結構和瓦解著國家傳統政治媒體控制機制。在這個交互性和開放性的比特世界里，網民以“隱形人”的身份在網上自由操作，按照自身的思維邏輯和話語方式來表達對執政黨執政能力、政黨意識形態以及部分黨員干部腐敗現象的看法。由于網絡社會中“數字鴻溝”問題的存在和網民利益角度的多樣性，在這個自由表達的場域里往往摻雜了一些吸引力十足的價值觀念。正如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數字化世界是一片嶄新的疆土，可以釋放出難以形容的生產能量，但它也可能成為江湖巨騙的工具，或是彌天大謊和惡意中傷的大本營。”[3]網上的聲音映襯著網下社會問題。社會轉型時期腐敗現象的嚴重和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不同的社會群體基于理性經濟人的利益考量，勢必對我國反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當過高的期望值和現實的反腐成效形成鮮明的落差后，反腐效能的低下就會無形之中沖垮社會民眾的心理承受底線，使部分網民對政治民主和經濟生活預期的失望表現為對政黨認同的沖擊，進而逐漸對執政黨的執政資格產生質疑，并淡化對黨的忠誠感和歸屬感。基于此，政治行為體在現實政治生活的失落感會自然而然地投射在虛擬空間中，尋求志趣相投的網絡共同體，以此在網絡組織中得以釋懷。于是乎，基于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的興趣愛好、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或者是共同的價值追求，一些背景相似的網民通過網絡“鏈接”方式自發結合在一起，組成“虛擬共同體”或者“電子政黨”。

　　(二)體制認同弱化，制度資源配置欠佳

　　亨廷頓曾指出：“發展中國家公民政治參與的要求會隨著利益的分化而增長，如果其政治體系無法給個人或團體的政治參與提供渠道，個人和社會群體的政治行為就有可能沖破社會秩序，給社會帶來不穩定。”[4]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及公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公民權利意識及政治參與熱情不斷強化。但是，我國現存的政治參與渠道相對狹窄，制度資源配置狀況欠佳，存在著一定的制度真空和制度剩余的矛盾性制度結構，不能完全滿足不同社會階層日益強烈的參與需求和利益訴求。由于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經濟利益的摩擦和政治地位的變遷，制度的“失靈”勢必使部分群眾對體制心存疑慮，不斷由現實政治場所轉移到網絡空間，以此作為無聲的抗爭和自我保護。再加上制度供給主體單一性和制度供給過程相對封閉性的影響，部分制度在具體執行過程中還存在著暗箱操作、形式化等問題，制度的“失真”不僅給體制的公信力帶來致命的沖擊，更會進一步加速部分社會群體對體制的“離心離德”，加深其對體制的懷疑和反感，進而削弱制度認同的社會基礎。就我國當前的反腐制度體系而言，盡管我國構筑起了一整套的反腐機構、政策法規、監督體制等制度措施，但為什么還會出現反腐成效不高的現象呢?除了現行制度有效利用率不高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公民對現有反腐體制的冷漠和排斥。這也就意味著，如果公民無法通過既定的制度安排有效約束公權力的話，那么既定的體制機制就無法實現制度收益，甚至會自然而然地跌入“錢穆制度陷阱”錢穆制度陷阱是指中國政治制度演繹革新往往采取的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的模式。結果制度越來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執行困難，反而失去效率與效力。 。人民群眾是國家權力的歸屬者，理應對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監督，但困囿于政治參與渠道，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沒有起到政府與民眾的平衡杠桿作用，致使部分群眾對體制內的參與機制心存疑慮、困惑，難以使參與機制真正落地開花，網絡反腐的出現不乏為政治參與體制認同弱化下的“孵化物”。也就是說，制度化參與體制的僵化引發了非制度化的網絡參與反腐行為的高漲[5]。

　　(三)政治信仰動搖，多元社會觀點興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不斷發生變遷，社會分層化與利益多元化趨勢凸顯。與此同時，網絡技術的發展塑造了一個多元、開放的思想交流與碰撞的平臺。社會各個階層以自身的實際利益為標桿，在自由的網絡空間中，提煉、表達和尋求自身的價值理念，各種價值觀迅速傳播，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價值觀的示范效應下，我國主流政治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不斷呈現邊緣化狀態。原有的意識形態被不斷消解，新的意識形態還處于形成階段，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價值信仰真空”，導致不同社會群體在價值取向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混亂，衍生出迷茫感、無歸屬感和失落感，進而導致人們政治信仰的動搖和喪失。不同的思想文化熏陶，會造就不同的政治人格……思想文化環境對一個人的政治認知、情感和態度的影響往往是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形式來實現的[6]。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等價值觀迅速傳播，不斷地沖擊著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并強化了一部分官員和民眾盲目追求財富、及時行樂等功利心理，致使他們政治人格扭曲，并淡化了群眾對國家和社會目標的終極關懷。據一項超過10 000份的全國權威性問卷調查統計顯示，其中關于“你對哪些人的倫理道德狀況最不滿意”的調查令人沉思：政府官員高居榜首，達74.8%[7]。由此可見，公職人員的行政道德自律和官品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腐敗風氣，并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信仰危機。如何在網絡這個還不成熟的社會形態中構筑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判斷體系，用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引領、整合“碎片化”的信仰危機，實現多元化的有效整合是搶占網絡制高地的關鍵舉措。三、以公民網絡參與反腐行動促進政治認同信息時代下，網絡反腐是群眾對傳統反腐路徑鎖定的突破，如何更好地規避網絡反腐的負面效應，從而把民間反腐力量汲取到反腐制度資源配置的序列之中和促進政治認同是一項重大的時代課題。為此，政府應以網絡平臺和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為切入點，形成“網上網下，官民互動”的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反腐體系，實現社會多元化的有機整合，夯實政治認同基礎。 　　(一)加強網絡平臺建設，拓寬公民參與渠道在信息時代，網絡作為公民參政議政的重要平臺和載體，因覆蓋面廣、成本低、關注度高等特點，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我國政府應該以網絡平臺建設為工作起點，實現民間網絡反腐與體制內反腐系統的制度耦合，延伸擴展民間網絡反腐的內涵與外延，將制度化反腐工作的觸角深入到網絡之中，優化反腐制度資源。首先，各級紀檢監督機構要大力建設網絡信息平臺和網絡信息受理、分類、處理、反饋工作機制及發言人制度。具有“中國網絡反腐第一辦法”的湖南省株洲市紀委網站專門設置行政投訴中心、舉報信箱和反腐倡廉網絡信息中心，成立相應機構和明確專職人員工作職責;建立網絡信訪收集、受理、反饋機制和工作協調機制，選聘網民為網絡評論員等[8]。其次，建立健全網絡反腐立法。紀檢監察機構必須要建立具體的制度化措施來保護舉報人的人身、財產等權利，對提供重大線索者進行物質、名譽等獎勵，營造良好的網絡反腐倡廉文化氛圍。再次，注重專門網絡反腐機構和人才隊伍建設。建立相應的制度化、程序化的網絡輿情研判機制、線索啟動調查程序、信息處理反饋機制等，確保受理及時、調查公正、處理科學、反饋準確，從而提高網民的網絡反腐熱情和理性化，降低反腐成本，提高邊際效益。最后，拓寬公民參與制度渠道。網絡作為公民參與的良好平臺，提高了公民有序參與公共事務決策的機會，極大地拓展了公民參與渠道和有效化解了網絡空間中存在的“網絡民怨”，有效地規避了社會群體事件的發生，起到社會安全閥的緩沖作用，維持了社會良好的發展局面。

　　哈貝馬斯認為理想溝通的理性規則包括：每個人有權參加公共事務的討論;每個人有權表達自己的態度、意見、需要及偏好，可以質疑任何主張;任何人和組織不能妨礙參與者言論的權利。網絡社會自身獨特的公開化、平等性、互動性等特性，恰恰滿足了群眾政治參與、監督公權力和政府行為的良好主觀意愿，讓群眾在一個開放的互動情境下平等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討論。溫家寶曾提出必須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和行政復議制度，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9]。信息高速公路背景下的網絡社會，逐漸擴展公共政治參與的領域與范圍，實現公眾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形式的多元化，通過政府傾聽民聲和民眾體認政府的雙向溝通使得網絡輿論轉化為理性的公共意志，使公共權力得到理性化、規范化運作。(二)加強網絡輿情研判，強化網絡話語體系建設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以強大的輿論壓力來形塑政府及官員的政治行為的功能，又有滿足群眾參與政治生活的價值。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程度上的網民社會責任感缺失、網絡語言暴力泛濫和人肉搜索盛行等負面現象。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告訴我們，看待問題要堅持用全面、聯系、發展的觀點。基于此，筆者認為，網絡反腐作為群眾監督體系中不可分割的變量，勢必成為我國反腐制度資源序列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應該用發展的眼光正確對待網絡在反腐結構中的地位與價值，在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前提下有效管控其消極功能。首先，提升政府輿論控制力，鞏固主流輿論陣地。政府應在尊重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前提和要求下，厘定網絡內容審查的界限及完善內容審查、處理工作程序機制，確保國家安全和維護公共利益。此外，強化主流媒體及網絡媒體的社會責任，做到信息報道客觀、公正、理性、科學，真正使網絡輿論達到反映民意、利益表達、監督政府行為的效果。其次，加強公民道德法律教育。政治現代化不僅是指國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也是指人的現代化。公民道德素質和法律修養的水準是衡量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標準和尺度。我國政府應以中華傳統文化為紐帶，將文化因子注入到每個公民的血液管道之中，做好公民道德教育，提升“自律”意識，增進民族認同和文化自覺。加強法律知識普及教育，樹立憲法和法律權威，養成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觀念，發揮“他律”功能。通過網絡的社會教育功能開發，努力形成“自律”與“他律”內外聯動、上下動態協調的良性網絡反腐氛圍。最后，構建網絡話語體系，掌握網絡話語權。近年來，西方敵對勢力抓緊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政策。他們利用自身強大的技術、資金、文化等優勢，以網絡為“戰場”，肆意歪曲放大我國社會腐敗等丑惡現象，不斷搶占網絡輿論陣地的“制高點”和話語權。網絡民意作為公共輿論和社情民意在網絡媒介上的體現，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具有很大的擁躉群。各級政府部門必須加強網絡輿情的收集、研讀、分析、判斷工作機制，建立健全網絡測評預警機制，運用網絡手段加強預防腐敗工作，做好源頭治理工作，通過在網上采取問卷調查、設置網絡廉情直達點、建立網絡信息發布機制等形式，早發現、早提醒、早預防、早糾正，營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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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畢業論文發表期刊推薦《理論月刊》（月刊）創刊于1979年，是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大型社會科學綜合性學術刊物，現為中國期刊方陣雙效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CSSCI擴展版來源期刊和湖北省優秀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