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困境與出路

　　摘 要：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是我國反腐敗斗爭的重要內容，也是新形勢下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的重要形式。盡管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合作在國際追逃追贓中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仍然面臨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機制不健全、反洗錢法律機制缺失、中外法律制度差異大、引渡機制效果不佳等困境。對此可以考慮通過以下途徑解決：健全和完善區域性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機制，推動高效務實的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建設;健全和完善區域反洗錢合作機制，從源頭上打擊和預防向境外非法轉移腐敗資產行為;改變現有引渡機制效果不佳的狀況，積極探索其替代性解決措施;通過資產分享機制提高資產流入國協助追回腐敗資產的積極性。

　　黃樹標， 社會科學家 發表時間：2021-10-11

　　關鍵詞：腐敗犯罪;國際追逃追贓;刑事司法協助;反洗錢;引渡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持續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和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頂層設計，加強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反腐敗國際司法合作，我國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然而，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推進，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經貿、資金及人員往來日益密切，國內一些腐敗分子利用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特殊地理環境，頻繁發生攜款潛逃至東盟國家的事件，并且外逃呈現出新的手段、形式與特點，給我國反腐敗斗爭帶來了嚴峻挑戰。基于此，中國與東盟各國應廣泛開展刑事司法合作，締結雙邊或多邊條約，實現國內法律與國際規則的有效銜接，加強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機制化、規范化建設。

　　一、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現狀

　　(一)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法律基礎

　　1.共同簽署的國際公約。中國與東盟國家均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該公約是國際反腐敗領域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全球性法律文書，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目前已有 186 個締約國，在國際反腐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反腐敗國際司法合作實踐中，東盟各國主要依據《公約》在雙邊司法協助、引渡、腐敗資產追繳、資產分享等方面規定的義務，加強預防和打擊腐敗犯罪的合作與援助。其中，《公約》第五十三、五十四條分別規定了直接追回腐敗資產機制和間接追回腐敗資產機制兩種追贓機制，具體包括腐敗資產的監控、扣押、凍結、沒收及返還等環節。根據《公約》第五十三條的規定，直接追回機制有三種途徑：(1)請求國可以直接向被請求國法院提起民事訴訟，以主張該腐敗資產的所有權;(2)被請求國可以根據其國內法，直接要求犯罪分子向遭受侵害國進行補償或損害賠償;(3)締約國之間相互承認對方法院作出的沒收腐敗資產的判決效力[1] 。相比較而言，《公約》第五十四條規定的腐敗資產間接追回機制更側重于腐敗資產的沒收措施及程序，主要包括：腐敗資產沒收的依據、對象、司法協助以及請求程序等。當然，被請求國采用腐敗資產間接追回機制的前提，是請求國已經在其國內就腐敗分子的犯罪行為和腐敗資產沒收作出相應的法律裁決，并向資產所在國發出沒收令，請求該國給予協助執行。此外，《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國際法律文書和亞太經合組織有關宣言、決議中所要求的各成員經濟體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履行打擊跨國腐敗犯罪的義務，均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國際反腐敗追逃追贓合作的重要國際法律依據。

　　2.簽訂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協議。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化腐敗犯罪態勢，中國與東盟各國積極構建更有效、便捷的區域性國際司法合作框架，通過雙邊或者多邊的刑事司法合作形式打擊跨國腐敗犯罪。比如，2002 年 11 月，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了《中國與東盟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正式開啟了中國與東盟在打擊販毒、偷運非法移民、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宣言》明確了各國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展合作的目標、形式、參與的組織以及實施的計劃等，并提出制定中長期合作的計劃[2] 。2004 年 1 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曼谷簽訂了《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進一步深化了各國打擊跨國腐敗犯罪的合作[3] 。2017 年 11 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的第 20 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聯合發表了《中國-東盟全面加強反腐敗有效合作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這是中國與東盟首部國際性反腐敗專門法律文書;《聯合聲明》要求各國依據其國內法及國際法，履行好引渡、雙邊司法協助、追回腐敗資產和犯罪所得等方面的法定義務[4] 。2019 年 4 月，菲律賓總統反腐敗委員會與中國國家監委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共同承諾在預防和打擊腐敗、反腐敗全球治理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同年，柬埔寨、老撾、泰國等國家與中國共同發起《廉潔絲綢之路北京倡議》，倡導以有關國際公約和雙邊條約為基礎，推動各方在國際反腐敗領域開展多層次、高效率的合作。另外，中國與大多數東盟國家均是亞太反洗錢組織(APG)的成員，各國在 APG 相關協議框架下積極開展反洗錢國際交流與合作，不但有利于加強中國與亞太國家或東盟地區的反洗錢交流與合作，而且有助于各成員國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合作來應對腐敗資產的跨境流動問題[5] 。

　　3.締結的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條約。近年來我國為開展外逃腐敗分子境外追緝工作，積極推動與更多的東盟國家簽署引渡條約和司法互助協議，在打擊跨國腐敗及追繳腐敗資產方面廣泛開展國際司法合作，為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比如，1993 年中國最先與泰國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泰王國引渡條約》，這是中國對外締結的首個雙邊引渡條約;依據該引渡條約，2002 年我國成功將挪用公款 7.1 億元的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原總經理陳滿雄和法定代表人陳秋圓從泰國引渡回國[6] 。之后，我國又陸續與柬埔寨、菲律賓、老撾、印度尼西亞、越南簽訂了引渡條約。概括起來，上述引渡條約規定的主要內容包括：締約國的引渡義務、引渡的原因和情形、拒絕引渡的情形、引渡程序、相關資產的移交、引渡請求及所需材料等。此外，中國還與東盟國家積極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共同打擊外逃腐敗分子。截至目前，中國與越南、老撾、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和馬來西亞 6 個東盟國家締結了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尚有新加坡、文萊、緬甸、柬埔寨 4 個東盟國家未與我國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已經締結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主要規定了協助的范圍、相關案件證據的移交、司法文書送達、調查取證、外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等內容。

　　(二)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協商機制

　　當前，中國與東盟國際追逃追贓的協商機制主要包括正式的協商機制和非正式的協商機制兩種。正式的協商機制主要分別從組織架構、實現機制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提出東盟各國開展反腐敗國際執法合作的主要路徑，并以系列會議的成果形式予以確立。比如，2004 年 1 月，中國倡議召開的東盟與中日韓(10+3)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中國在會上提出建立和完善打擊跨國犯罪的地區合作機制等五項具體合作倡議，進一步擴大了東亞地區打擊跨國犯罪區域執法合作范圍，至今已連續召開八屆[7] 。另外，2009 年 11 月，首屆東盟與中國(10+1)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在柬埔寨舉行，會議就促進區域整體執法能力建設提出了倡議，中國在會上提出為東盟國家培訓 1000 名執法人員的計劃。又如 2004 年，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發起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旨在推動中國-東盟區域檢察機關合作機制的建立，共同構筑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執法網絡。2015 年 5 月，借助中國-東盟區域檢察機關合作機制，中國和新加坡檢察機關通力合作，通過“異地追訴實現境外緝捕”的方式將外逃人員李華波遣返回國，成為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成功案例。除了上述提及的幾種正式性會議會晤機制外，中國與東盟還積極探索建立多層次、多渠道的非正式協商機制。比如，舉辦中國-東盟法律合作與發展高層論壇、中國-東盟法律事務論壇、中國-東盟大法官論壇，以及設立中國-東盟國家法官交流培訓基地、中國-東盟檢察官交流培訓基地等等，增進了中國與東盟各國在反腐敗領域的司法交流與合作。

　　二、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腐敗資產查找難，反洗錢法律機制不完善

　　眾所周知，腐敗犯罪與洗錢犯罪密切相關，腐敗分子大多通過洗錢的方式向境外轉移資金，從而實現腐敗資產的“合法化”，加大了各國打擊腐敗犯罪和追繳腐敗資產的難度。中國-東盟自貿區推動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使得國家之間的人員和貨物流動更加便利①，但也隱含著巨大的洗錢風險。在 2020 年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巴黎會議上公布的需要加強洗錢監控的國家地區名單中，東盟地區的柬埔寨和緬甸位列其中[8] 。盡管中國與東盟國家已意識到跨境洗錢已經成為各國腐敗犯罪資產外流的主要途徑，并通過簽訂聯合宣言、行動綱領及會議的形式，就如何有效預防、監測和打擊跨境洗錢犯罪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執法合作。然而，一方面，中國與東盟并沒有簽訂區域性、國際性的反洗錢司法合作協議，也沒有負責組織、協調反洗錢的執法機構，各國在反洗錢溝通、協調和合作等方面難以形成統一、高效的應對機制。另一方面，由于東盟國家具有復雜多樣的金融體系及法律制度，關于洗錢犯罪的法律規定也存在較大差異，哪些犯罪是洗錢的上游犯罪，哪些主體可以構成洗錢犯罪，什么形式的犯罪可以構成洗錢犯罪等內容都不盡相同，使得防范和遏制腐敗犯罪資金跨境轉移面臨較大的法律障礙，影響了本地區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的國際合作。此外，即使一些國家已經意識到洗錢犯罪及資金跨境轉移帶來的危害性，但是由于腐敗犯罪資金的流入給這些國家帶來一定的短期經濟利益，所以也并未采取足夠的措施來應對，甚至有些國家還放任其國內的洗錢活動，導致這些國家的反洗錢監管措施都流于形式，增加了境外腐敗犯罪資產監控及追繳難度。

　　(二)中國與東盟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

　　當前，中國與東盟聯合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工作面臨非常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法律障礙，一方面，由于東盟各國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有的國家因意識形態問題對我國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存在偏見，增加了我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難度;另一方面，中國與東盟各國司法制度和證據體系存在較大差異，國際追逃追贓通常涉及一個或多個國家，境外證據的收集過程不僅程序煩瑣，而且因為缺乏統一的合法性認定標準，在同一案件中查獲的多項證據以及其他相關材料往往無法作為他國司法機關審判的證據使用，進而影響到國際追逃追贓工作的開展。從法系角度看，中國、老撾、泰國、越南大體屬大陸法系，以成文法作為法院判決的主要依據。新加坡和緬甸屬于英美法系，受到已有判例約束，接受并遵循先例所確定的原則或規則[9] 。菲律賓由于其法律制度受到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響較大，是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混合法系。印度尼西亞的法律制度深受歐洲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的影響，其法律文化呈現多元化的特點，并沒有建立統一的法律體系。文萊國內并存世俗法律和伊斯蘭法律兩套法律體系，這兩套法律體系相互獨立、平行適用[10] 。馬來西亞受英國統治時間較長，其法律制度屬于英美法系。然而，即使它們屬于同一法律體系，不同國家的法律也存在差異，如同屬大陸法系的中國、老撾、泰國和越南，同屬英美法系的新加坡和緬甸的法律制度相差都較大，各國在打擊跨國腐敗犯罪及追繳腐敗資產等相關問題上也常常產生法律沖突。從引渡條約內容看，雖然我國與部分東盟國家已經簽訂了引渡條約，但是根據“政治犯不引渡”的國際法原則，這些國家普遍將政治犯罪作為“應當拒絕引渡”的情形，再加上各國法律制度和社會背景的不同，以及對政治犯的定義理解存在一定差異，被請求國可以依據本國法律規定拒絕請求國的引渡請求。此外，世界各國大多將“死刑犯不引渡”作為引渡條約中一項重要的原則，然而在實踐中東盟各國對于“死刑犯不引渡”的理解尚存在分歧，簽署的相關引渡條約中對這一問題也并未明確，導致一些外逃腐敗分子長時間無法歸案。

　　(三)我國境外追逃追贓的相關國內立法缺失

　　目前我國境外追逃追贓的相關國內法制較為滯后，難以適應國際化追逃追贓工作的實際需要。首先，我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對相關部門的職能范圍規定得還不夠明確。我國 2018 年 10 月 26 日頒布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以下簡稱《刑事司法協助法》)作為國內第一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的專門立法，為我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提供了國內法律依據，但也應看到，該法在實踐操作中仍有不完善的地方。首先，《刑事司法協助法》以“主管機關”統稱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程序中的所有主體，然而“主管機關”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過程中的具體職能范圍不是非常的明確，尤其是人民法院、偵查機關、監察機關及相關主體之間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的分工問題還需進一步厘清。其次，《刑事司法協助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監察法》)、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還應進一步銜接，有關內容還有待細化和完善，如《刑事司法協助法》與《監察法》中監察機關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中的地位、職責和具體分工等方面如何進行銜接，以及如何明確各部門職責劃分、部門間協調機制等現實問題仍未解決。又如，我國《監察法》第六章反腐敗國際合作中只有引渡的表述，沒有遣返和勸返的規定，而《刑事司法協助法》也未明確遣返附帶追贓的規定，這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最后，缺席審判程序中訴訟主體的權利保障問題仍未解決。在 2018 年頒布《刑事司法協助法》的同時，我國還頒布了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并在《刑事訴訟法》第五編第三章增設了“缺席審判程序”。雖然缺席審判程序填補了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法律空白，豐富了追逃追贓的工作手段，為國際追逃追贓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和可靠的程序保障，但是在具體運用過程中，刑事缺席審判程序還涉及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送達的問題，實際送達的弱化有可能會導致當事人的權利保障難以實現。

　　(四)區域刑事司法合作法律機制不健全

　　簽訂雙邊或者多邊的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協議是中國與東盟國家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合作的重要法律依據。然而，目前中國與東盟成員國刑事司法合作范圍過于狹窄，與我國既簽訂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又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目前只有老撾、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因受多種因素影響，我國與新加坡、文萊、柬埔寨、緬甸 4 個東盟國家至今未能締結專門的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和引渡條約。盡管近幾年我國與新加坡、緬甸等國家在引渡問題上進行多次協商，但是至今仍未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所以，在實踐中一部分腐敗犯罪分子專門選擇與我國未簽訂引渡條約或刑事司法協助條約的東南亞國家出逃。以“百名紅通人員”為例，有將近 10%的外逃官員選擇了東南亞國家或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包括新加坡、緬甸等[11] 。另外，雖然中國與東盟國家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等國際公約框架下，積極通過東盟成員國總檢察長會議、東盟與中國(10+1)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東盟與中日韓(10+3)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等會晤機制增強了國家間的反腐敗刑事司法合作力度，為共同打擊跨國腐敗犯罪及腐敗資產追繳提供了合作的基礎，但是由于各國司法體系和法律制度存在差異，再加上沒有簽訂統一的區域性國際司法合作協議，各國在腐敗犯罪的追逃追贓、外逃官員的引渡等工作方面尚無具體的執行標準，跨境執法工作也缺乏統一的協調機制。所以，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辦案機構在跨國調取證據、證人取證、請求引渡潛逃犯罪嫌疑人以及請求相關國家執行搜查、扣押、凍結犯罪資產、移交犯罪所得和犯罪工具等方面缺乏充足的合作依據和基礎，信息情報交流還不夠通暢，合作渠道比較狹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盟各國開展反腐敗國家司法合作的深入。

　　三、關于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思考與建議

　　(一)健全和完善區域性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機制

　　1.締結統一的區域性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協議。一方面，我國應積極推進與未簽約國家的雙邊條約締約工作。目前我國與東盟各成員國還有一部分國家沒有簽訂雙邊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協議，一旦腐敗分子逃往這些國家，我國與這些國家往往因為缺乏引渡條約或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的依據難以開展追逃追贓工作。因此，我國應積極推進與未簽約國家的雙邊條約締約工作，尤其是與新加坡、緬甸、文萊等外逃人員相對集中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條約談判，盡可能實現引渡條約和刑事司法協助協議的簽訂。另一方面，中國與東盟各國應該繼續加大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力度，建立起更加統一、有效、便捷的司法協助機制。比如，歐盟成員國在簽署《歐洲引渡條約》的基礎上，于 2002 年通過了《歐盟理事會關于成員國間使用歐洲逮捕令和緝捕制度的框架性決定》，該決定廢除了各成員國之間傳統的引渡制度，代之以全新的逮捕令與移交制度，犯罪地國發出歐洲逮捕令后，歐盟各成員國之間根據相互承認原則使刑事決定在歐盟境內能夠得到快速執行[12] 。因此，中國與東盟各國可以借鑒歐盟的做法，在打擊跨國腐敗犯罪和資產追繳方面達成共同的利益和目標，盡快簽署本地區專門性反腐敗國際司法合作協議，推動高效務實的反腐敗執法合作機制的構建。

　　2.建立中國-東盟反腐敗執法合作機構。為強化中國-東盟反腐敗境外追逃追贓的長期機制，有效開展境外反腐敗合作，可以借鑒其他區域組織在打擊跨國犯罪時的經驗，建立一個統一的執法合作機構，承擔協助各成員國進行信息情報交換，參與準備相關國際追逃追贓的法律文件，建立境外追贓合理費用的扣除與分享機制，以及協助各成員國打擊跨國腐敗犯罪的技術合作和交流等職責，最大程度簡化對跨國腐敗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調查、抓捕、起訴和引渡程序以及追繳犯罪所得等相關手續，促進成員國各方主管機關在開展職務犯罪預防、打擊跨國腐敗犯罪、追繳腐敗犯罪所得等工作的相互協調[13] 。比如，于 2002 年 6 月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于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在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行動中加強協調與合作。又如歐盟國家在歐洲刑警組織的基礎上另外成立“歐盟警察局(Europol)”和“歐洲司法組織(Euro- just)”，這兩個機構專注于歐盟成員間的犯罪信息交流，支持跨國犯罪調查，開展境外打擊有組織犯罪合作[14] 。中國和東盟國家完全可以借鑒上海合作組織和歐盟的相關做法，建立專門的區域性刑事司法合作機構，形成一個預防和打擊跨國腐敗犯罪協調中心，為成員國針對腐敗資產的調查及追繳提供技術支持和專業知識。

　　(二)健全和完善區域反洗錢合作機制

　　中國與東盟國家可以借鑒歐盟反洗錢機制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在處理復雜、隱蔽的洗錢犯罪時，應該通過談判達成一致共識，簽署明確具體的雙邊或者多邊條約，以減少阻礙反洗錢合作的因素，形成打擊跨國洗錢犯罪的強大合力。比如，歐盟國家反洗錢的具體工作主要是由歐盟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 ①和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來主導的，自 1991 年以來，上述機構制定并頒布了多項反洗錢指令，并及時對這些指令進行修改和完善，以促進歐盟反洗錢規則及體系的建立。因此，為了有效打擊跨國洗錢犯罪，加強國際追逃追贓執法合作，中國與東盟應積極建立和完善本地區反洗錢合作機制：一是積極簽訂區域性反洗錢合作協議，構建反洗錢司法合作機制。中國與東盟應積極簽訂反洗錢司法合作雙邊條約，制定并執行本地區統一的反洗錢規則，及時調整國內反洗錢立法及執行標準，對本地區反洗錢刑事司法合作包括刑事管轄權、引渡、調查取證等內容進行修改完善，實現國內反洗錢法律與國際規則的有效銜接。同時，建議每年更新并發布東盟地區“洗錢風險評估報告”和“洗錢高風險國家和地區名單”，加強對高風險國家和地區進行反洗錢監控。二是建立完善反洗錢定期會晤機制。建立中國-東盟反洗錢執法機構高層會晤機制，加強各國間預防和打擊洗錢犯罪不同層次和不同領域的合作，協調有關職能部門開展反洗錢工作。三是設立專門的反洗錢組織機構，形成反洗錢快速反應機制。針對本地區反洗錢司法合作中暴露出的諸如執法協作程度不夠、信息溝通機制不足等問題，中國與東盟可以建立一個區域性反洗錢執法的單一機構，負責部署、組織、協調成員國之間反洗錢執法合作有關程序事宜，以確保反洗錢指令得到更徹底的執行。同時，該機構應該明確反洗錢的金融監管標準，不僅需要對本國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監管機制與流程進行規范，而且需要進一步加強國家間反洗錢情報交流，重點對所謂“投資移民”等資金外流情況進行分析、監管與風險控制。

　　(三)完善引渡機制及其替代性解決措施

　　首先，已經簽訂引渡條約的國家在“政治犯不引渡”“死刑不引渡”和“本國公民不引渡”等問題上尚需進一步完善和明確。在實踐中，一部分腐敗分子成功外逃后，往往向所在國當局申請政治難民以期獲得政治庇護，或者以本人一旦被引渡回國極有可能被判處死刑為由申請所在國不予引渡。有些國家往往將腐敗犯罪與“政治犯”混為一談，也有些國家不信任中國的死刑制度狀況及外交照會而拒絕引渡。筆者認為，中國和東盟各國應該進一步增進互信，減少猜忌，通過簽訂雙邊或者多邊協議，對拒絕引渡的情形和理由進行明確和規范，避免因理解分歧而造成引渡障礙。其次，積極推進與其他東盟國家簽署引渡條約。中國與未簽署引渡條約的東盟國家應盡可能克服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法律制度等因素的影響，積極進行協商和談判，爭取在引渡條約的簽訂及其他刑事司法合作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最后，克服“條約前置主義”的限制，通過互惠原則解決引渡條約缺失的問題。由于我國與部分東盟國家尚未簽署刑事司法協助協定和引渡條約，在沒有雙邊條約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互惠原則開展引渡。在以互惠原則開展引渡工作的過程中，如果我國被請求向其他國家提供引渡協助時，應當要求請求方給予互惠的承諾，即應當向我國作出如果我國政府也向其提出引渡協助，同樣予以協助的互惠的承諾的規定。此外，在國際追逃追贓實踐中，雖然引渡是開展境外追逃工作中最正式的渠道，但是與其他替代性措施如遣返、勸返、異地起訴相比較，引渡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能很好地解決國際追逃追贓面臨的問題。比如，2019 年 1 月 28 日“，天網 2018”行動戰果通報顯示全國共追回外逃者 1335 名，其中引渡追回的僅 17 名，占追回外逃人員總數的 1.2%[15] 。可見，實踐中我國直接采用引渡的方式追回外逃人員的數量并不多。因此，當引渡機制打不開局面的時候，可以采用驅逐出境或遣返出境、勸返、異地追訴等替代性措施予以解決。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應加強與東盟國家非法移民主管機關的溝通，主動向該國執法和司法機關提供涉案人員的相關犯罪證據材料，積極指導或協助該國執法當局作出驅逐或遣返外逃犯的決定。

　　(四)建立境外追贓合理費用扣除與資產分享機制

　　當前，境外追贓合理費用扣除與資產分享已成為國際追贓的國際慣例，我國在與加拿大①、美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國際追贓合作中已得到很好的實踐。比如，2009 年 11 月，澳大利亞向我國返還了經濟犯罪嫌疑人李繼祥涉案贓款 416 萬澳元，這是兩國警方合作追贓的首個成功案例[16] 。另外，我國《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十九條和第五十四條明確使用“分享”概念，這是我國首部規定國際追贓合作資產分享問題的國內法，充分表明了我國對跨國腐敗犯罪資產分享的積極態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五十七條也專門對境外追贓資產過程中犯罪資產分享等問題進行了規定;根據該條規定，被請求締約國可在依照本條規定返還或處分沒收的財產之前，扣除為此進行偵查、起訴或審判程序而發生的合理費用，也可以另外簽訂協議對犯罪資產的具體返還內容進行約定和安排。從國際追贓司法合作實踐來看，資產分享制度能有效激發資產流入國的積極性，被視為境外腐敗犯罪資產追繳的重要途徑。總之，健全和完善中國-東盟反腐敗境外追贓資產分享機制，首先，中國和東盟國家應依靠現有的刑事司法合作機制，通過簽訂共同打擊腐敗犯罪的司法協助協議，將跨國追繳和資產分享納入東盟區際刑事司法合作協議框架之內;同時，簽訂具體的資產追贓分享的協議，明確資產追繳與分享的數額、比例及請求程序，構建與完善區域性跨國追贓資產分享機制，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其次，東盟各國基于雙方簽訂的司法協助協議或者簽訂的區域性資產分享協議，可以在兩國對外聯系機關或者辦案機關建立一個追贓協調中心，或者設立中國-東盟反腐敗國際追贓聯絡中心，具體負責本地區腐敗犯罪資產的聯合調查、追繳和資產分享等工作，盡可能簡化辦案流程，提高追贓合作效率。最后，在中國-東盟反腐敗合作框架下，還可以專門設立國際反腐合作專項基金，用于不同國家的反腐敗執法培訓、境外追贓執法合作等項目，以提高各國開展國際追贓執法合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