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路徑、新方法與理論進展

　　提 要 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交叉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本文通過對國外語言景觀研究的經典文獻和最新成果進行梳理和分析，述評了語言景觀研究的傳統和最新路徑、方法和理論進展。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路徑關注X景觀、性別、性取向等交叉學科的議題。語言景觀的研究方法除了傳統的質性和量化研究外，還注重心理語言學實驗、APP等現代語言技術手段的應用。語言景觀的理論進展也呈現多元發展態勢，出現了以符號學、多語制等為基礎的不同理論模型和框架。文章最后結合中國研究現狀，探討了國外研究進展對中國相關研究的啟示。

　　關鍵詞 語言景觀;多語現象;符號學;X景觀

　　語言景觀是社會語言學和語言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面和熱點領域之一。近年來，語言景觀與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哲學等相互融通，呈現出交叉學科的發展態勢。語言景觀研究有定期召開的國際性學術會議，有專業學術期刊《語言景觀》(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有一定規模的研究隊伍，近年來還出版了大量的學術著述和論文。本文在對語言景觀研究經典文獻和最新成果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述評語言景觀研究的主要路徑、方法和理論進展。

　　一、研究路徑

　　語言景觀的研究路徑與語言景觀的定義、負載功能和研究議題密不可分。語言景觀被引用最多，也是最經典的定義是Landry & Bourhis(1997：25)提出的：“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之上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圍繞上述定義，一般認為語言景觀負載兩個功能，一個是信息功能，另一個是象征功能。信息功能主要指觀察和分析語言場景、言語社區的邊界，以及某一特定領域下面對面互動中的語言使用;象征功能主要指語言景觀承載一些元語言功能，反映一定族群語言群體的相關權力和地位(Lou 2016)。這兩種功能都能通過指代秩序(orders of indexicality)來解釋，即語言景觀一方面指示族群語言群體及其邊界，另一方面指示這一群體的相關權力和社會地位。此外，語言景觀還和一些隱性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過程相聯系，如社會結構中的權力層級和社會過程中的全球化等(Silverstein 2003;Lou 2016)。語言景觀還和語言政策聯系密切，Shohamy(2006)認為語言景觀是公共空間中的一種機制，而公共空間是一種能夠以隱性的方式影響、操控并強制推行語言政策的機制。從手段和目標上看，語言政策有顯性和隱性之分，而語言景觀既可以反映顯性的語言政策，又可以通過分析語言事實，揭示其背后隱性的語言政策(Vickers et al. 2015)。換言之，語言景觀的顯性研究議題包括語言沖突、全球化、多語制、語言生態、語言經濟、話語表征、瀕危語言等，隱性研究議題包括認同、權力和意識形態等。

　　(一)研究背景

　　語言景觀研究發源于社會語言學，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逐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尤其關注多語社會中的語言景觀。一般來說，語言景觀研究路徑主要指研究的主題和視角，研究主題主要指宏觀方面，研究視角多指微觀方面。例如，Purschke(2017)將語言景觀的研究主題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社會動態(如社會移動、超多樣性、移民等)、符號結構(如標牌、地點、人工制品、機構等的符號)、意識形態框架(包括語言政策、語言意識形態、語言態度等)、文化體驗(包括多模態感知、身體修飾和行動方式等)、電子轉換(包括社會媒體、在線空間等)。通過對文獻的梳理，筆者更關注于具體的研究視角，認為傳統研究視角主要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多語制，這是語言景觀研究最主要的一個方面。該主題關注官方語言景觀和非官方語言景觀的比較研究。官方語言景觀包括馬路標識、街道名稱等，非官方標識包括商店標識、廣告、涂鴉等。官方標識通常是自上而下的，而非官方標識是自下而上的(Ben-Rafael et al. 2006)。官方標識的指代秩序表現為官方權力大于語言使用;非官方標識并不顯示權威性，但由于不同的目的而呈現出多樣性(Gorter 2006;Backhaus 2006;Lou 2016)。該研究路徑的核心問題包括：什么因素導致多語制的出現?語言景觀在不同的語境中表現出哪些功能?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是如何操縱這些語言景觀的?多語景觀會產生哪些情感要素?早期的語言景觀研究主要通過圖片和文本的量化分析來關注語言主導和語言政策中涉及的問題，揭示語言和權力在人們生活的景觀中是如何再現的。后來這類研究又拓展到語言景觀中的符號意義，如Laihonen(2016)從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的關系角度探討了斯洛伐克兩個村莊的匈牙利裔私人領域的語言景觀問題，通過“小心狗”(beware of the dog)的標牌個案分析，揭示了在多語語境下私人領域的語言景觀是如何反映意識形態的。

　　二是英語作為一種全球語言與地方語言多樣性的關系，不同學者對其有不同的觀點。英語的使用既與語言競爭、語言沖突、語言傳播、語言活力等顯性話題密切相關，又與權力、認同、意識形態等隱性問題緊密相連，英語在語言景觀中的分布、地位和功能始終是語言景觀研究的熱點之一。《今日英語》期刊會不定期刊出語言景觀與英語使用的文章，如Yuan(2018)分析了中國城市里英語翻譯中的認同溝通問題。

　　三是語言景觀的認同研究。認同研究是社會語言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在語言景觀的視角下，研究者主要關注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在城市空間中是如何展現和競爭的。認同可以從國家、集體、機構、個人等不同維度來解讀，且這些認同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涉及文化、歷史、政治等不同因素。由于每一個社會參與者都不止有一種認同，因此在語言景觀中考察不同認同，以及認同之間是如何相互互動和沖突的，成為理解語言景觀中語言角色的重要聚焦點(Blackwood et al. 2016)。認同和沖突可以在語言景觀的符號實踐中再現，折射出語言政策制定的能動性特征。Blackwood et al.(2016)編寫了《語言景觀中協商和競爭的認同》，該論文集從5個方面對語言景觀中的認同進行了研究：一是語言景觀中認同構建的政治和經濟維度，二是語言景觀中的認同保護和競爭，三是協商中的區域和國家認同，四是協商中的集體認同，五是比較視角下的認同構建。此外，還有一些其他視角的研究進展。如Hult(2009)從語言生態的角度分析了瑞典城市語言多樣性問題。Blommaert(2013)探討了民族志、超多樣性和語言景觀的關系，特別是從語言景觀的視角切入標識、話語和語言民族志的關系，通過民族志的方法探討符號景觀背后意義建構的復雜性和超多樣性，這種建構過程是動態的，可以通過“有序指代”(ordered indexicalities)和“層級同時”(layered simultaneity)的概念來解釋。有序指代指多中心體系中的某些中心明顯占據某一特定級別，并成為規范性的中心;層級同時指交際中具有不同歷史性、進而具有不同指代容量(indexical loads)的資源被利用的情況，每一個交際共時行為都承載著歷史指代性(Blommaert 2013)。復雜性可以視為社會語言學超多樣性的實證特征。Gorter et al.(2012)分析了語言景觀中的少數民族語言問題。傳統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主要局限于語言維持、語言轉用、語言瀕危、語言活力等問題，而語言景觀為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帶來了新視角，因為公共空間領域少數民族語言的可見性經常被忽略，語言景觀視角研究有助于理解少數民族語言情景的動態性問題。Vickers et al.(2015)分析了安全標牌的語言景觀，聚焦于標牌上的書面語與現行語言政策的關系，具體分析了低產、中產和高產3個階層居住區在標牌文字使用上的不同，認為這些不同源自于社會的不平等。Rubdy et al.(2015)編寫的論文集中討論了語言景觀中的沖突、排外和異議問題，將語言景觀作為一種競爭舞臺，從話語分析、民族志、人口統計學、社會符號學、語言政策和語言意識形態等多視角，研究了語言景觀中的沖突與排外、異議與保護等議題。

　　(二)研究路徑的新進展

　　近年來，語言景觀研究路徑的新進展主要以X景觀研究為代表。X景觀可以理解為X因素影響下的語言景觀研究。X可以指數量上的或字母上的，符號上的或基于體驗的，過去的或將來的，不可知的或神秘的，也可以指某一具體的點(Thurlow & Gon?alves 2019)。Jaworski(2019)認為X是一種全球性(globalese)符號景觀，體驗了跨國主義、世界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符號意識形態。《語言景觀》期刊2019年第2期就以“X景觀：語言景觀研究的新視角”為題推出了專刊。筆者認為X景觀研究指不拘泥于傳統的語言景觀研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視角的、動態的研究，多指非典型語言景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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