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向度

　　[摘要]體認語言學是近年興起的本土語言學理論，已取得較多研究成果，其注重西方哲學承繼的傾向未免不利于該理論的本土化努力。本研究基于體認語言學的本體和方法，嘗試挖掘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向度。體認語言學的本體包含現實、認知和語言，能夠追溯到傳統哲學的名實、言意和知行觀;三者的右向決定關系溯源于五官、心征、說表的認識論;三者的左向影響關系在畢同畢異和白馬非馬的討論中發端。體認語言和形式語言的破立關系在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的抵牾和會通中找到最初形態。體認語言學未來的發展，可以秉持知行合一的傳統，進一步在現實、認知和語言的融合中探求語言的規律。

　　本文源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01期《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主要刊登國內外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文學和語言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本刊堅持基礎理論與應用研究并重的原則，關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為學校的學科建設、科研工作和人才培養服務，為推進我國的科教興國戰略、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和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關鍵詞]體認語言學;中國認知哲學;現實-認知-語言;知行合一

　　體認語言學是近年來由我國學者創立的語言學理論(王寅，2014;王寅，2019) ，自提出以來，逐漸形成相當的影響，陸續有學者結合體認語言學的思想對語言哲學、語言思維、語言本體、隱喻語言乃至語言教學進行了分析(魏在江，2019;廖光蓉，2019;王寅、王天翼，2019)。隨著體認語言學的發展，其有可能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理論。但既往體認語言學研究較重同西方哲學的承繼關系。實際上，體認語言學的核心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中國認知哲學中的若干核心命題。結合中國認知哲學向度，分析體認語言學和這些核心命題間的聯系和承繼，可以進一步彰顯體認語言學的本土特色，也能為體認語言學今后的勃興提供一些思路，使其真正植根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屹立世界語言理論之林。

　　一、體認語言學的核心理論和學術承繼

　　體認語言學是我國學者王寅于近年提出的一整套語言研究理論，涵蓋本體、方法和應用。體認語言學(英文譯作Embodied-cognitivelinguistics，簡稱為ECL) ，是在西方認知語言學(Cognitivelin-guistics，簡稱為CL)基礎上衍生而來的。如果說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認知語言研究是對形式語言研究的反動，那么體認語言研究就是對目下流行的認知語言研究的揚棄。在認知語言研究興起之前，形式語言研究大行其道。針對形式語言研究在“天賦觀”“自治觀”基礎上所提出的語言普遍性觀點和形式化研究方法(Chomsky，1988) ，認知語言研究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語言的“體驗觀”和“象征觀”，認為語言是人們在對客觀世界認知的基礎上形成的，本質上是象征性的(Langacker，1991)。這就實現了對形式語言研究的反動。而體認語言研究認為單純強調語言的認知基礎是不完整的，進一步強調語言的體驗基礎，實現了對認知語言研究的揚棄。

　　從本體看，體認語言學強調“體”和“認”，embodied一詞借自心理學，是具身之意，心理學上指生理體驗對心理感知的影響(Lawrence，2014，p.11) ，因此這里的“體”即指“體驗”，而“認”則指傳統的“認知”。實際上，體認語言學對“體”和“認”的界定，也有過變化。前期研究中偏重從哲學角度，將“體”和“認”分別界定為“存在”和“思維”，認為除了有一種憑借“看 見”(SEE)現 實 來 認 識 世 界 的“體”方式，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看似”(SEEAS)概 念 隱 喻 式 的“認”機 制(王 寅，2014，第36頁)。綜合看，SEE起到的是“體”(存在)作用，AS起到的是“認(思維)”功能。近期研究更加注重語言本體的視角，認為“體”重在“身體力行”，凸顯“互動體驗”之義，“認”強調“認知加工”，兩者結合，既強調了“物質決定精神”的唯物論立場，也凸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體現了辯證法原則，這樣就將客觀與主觀有機地結合起來，可更好地解釋語言之本質(王寅，2019，第54頁)。因此，體認語言學在本體論上對語言研究的貢獻是在既有認知語言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體”的因素，以分析語言背后除主觀認知之外的客觀實踐因素。

　　從方法論看，體認語言學奉行“現實-認知-語言”的原則。從左向右為“決定作用”:現實決定認知，認知決定語言。語言和知識是人們基于對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而形成的，體認觀完全符合唯物論和人本觀的基本原理。從右向左為“影響作用”:語言影響認知，認知影響現實。前半句與“弱式語言世界觀”相吻合;后半句與辯證法相一致，即人們一旦獲得正確的認識，掌握了正確的理論，便可改變世界。

　　從應用看，體認語言學“現實-認知-語言”的原則，在語言研究中，具備綜合性、層次性和實踐性的特征。綜合性在于體認語言學有助于實現語言分支學科的融合;層次性在于語言研究的各個層面，如語音、詞匯、語義、詞法、句法、篇章都可以結合實踐、認知分析語言現象的理據;反過來也可以思考各個層次語言現象對認知和實踐的影響;實踐性在于通過挖掘語言背后的認知、實踐理據，促進語言的教和學。

　　體認語言學在本體、方法以及應用層面已蔚然成形。但其前期研究偏重同西方語言哲學的承繼關系，有多篇文獻系統梳理了體認語言學同西方語言哲學，特別是分析哲學及后現代哲學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學理傳承。如王寅明確指出“基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體驗哲學及認知語言學之上建立起來的體認語言學，當視為西語哲之延續”(王寅，2018，第132頁)。而彭志斌(2019，第30頁)的研究在對體認語言學進行哲學溯源時，也明確了體認語言學的西方哲學立場。

　　迄今為止，尚無一篇體認語言學的研究文獻挖掘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源流，這和體認語言學建構本土理論的初衷并不一致。本文即嘗試討論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向度，一方面希冀找到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淵源，進一步確立體認語言學的本土性;另一方面也希冀體認語言學能從中國認知哲學中獲得啟發，豐富和發展理論體系，實現“立民族之林”的目標。

　　二、名實、言意、知行———體認語言學的本體溯源

　　中國哲學歷經幾千年演變，形成了豐富的認識論思想，匯聚成為中國認知哲學。中國哲學所謂的認知，注重探討名實、言意、知行等重要概念，這和體認語言學確立的現實、認知、語言三個本體高度契合。

　　首先，體認語言學“現實-語言”的本體維度契合中國認知哲學中的名實觀。“名”就是語言，“實”841就是現實。中國認知哲學認為，名有謂實的功能，如《墨子·小取》說“以名舉實”;《經上》也說“舉，擬實也”;《經說上》又說“告以文名，舉彼實也”(張永祥、肖霞，2015，第87、131頁)。“名謂實”就是說語言對現實的反應關系。這里的“實”可以指個別事物或事件，可以指類別的事物或事件，也可以指抽象的事理。抽象事理由于其特殊性，引起了古哲先賢額外的興趣，如《經上說》舉例說，“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誠得金”(張永祥、肖霞，2015，第134頁) ，誠、金各有所指，以金喻誠，即以隱喻思維反應抽象事理。這就引出了名實關系的另一面，“名”雖依“實”而有，但并不等同于“實”，如《尹文·大道上》說，“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這里就是強調名實有別(厲時熙，1977，第94頁)。綜合這些認知觀點看，“實”是認識的對象，或對象的本質;“名”則是認識的結果，或認識結果的表達。在這中間，認知起著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對于抽象事理往往依賴隱喻機制實現。凡此種種，都和體認語言學“現實-語言”的本體互動以及體認語言學對隱喻機制的高度關注相吻合。

　　其次，體認語言學的“認知-語言”維度契合中國認知哲學中的言意觀，“言”就是語言，“意”就是認知。中國認知哲學向來關注言意間的關系。墨家很早就提出“以辭抒意”的思想，就是指用語言表達認知層面的心思意念。如王弼從《周易》解讀出發，提出了“言不盡意”和“得意忘言”(王曉毅，1996)。表面看，王弼似乎在強調意重而言輕，否定語言的流播價值。但正如夏甄陶(1996)的分析，王弼所強調的重點是認知對語言的決定作用。與王弼相反，歐陽建提出“而古今務于正名，圣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這就是強調語言對認知乃至于對現實的反向影響(李才遠，1979，第16頁)。綜上可見，中國認知哲學的言意辯證觀也和體認語言學“認知-語言”本體互動一致。

　　最后，體認語言學的“現實-認知”維度契合中國認知哲學中的知行觀，“知”就是認知，“行”就是現實。知行觀是中國認知哲學的重要理念，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全在“知行”上下功夫(劉大鈞，2007，第27頁)。在知行關系的問題上，宋代以來的認知哲學大致形成了三種不同的看法，王船山和顏習齋認為習是知的基礎，離行則無知，有行則有知;程朱理學則認為知是行的基礎，有知則能行，無知則不能行;陽明心學則認為知行無別，知行合一(方克立，1982)。拋卻上述觀點的違心成分，在知行辯證關系上，體認語言學強調體認結合的論述和知行觀一脈相承。

　　綜上，體認語言學在本體論層面對中國傳統認知哲學的名實、言意、知行觀進行了整合，并在整合的基礎上進行了揚棄，以語言研究為核心，對語言、認知和現實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和厘清。在一定意義上，可謂集傳統認知哲學之大成。本研究認為，這恰恰是體認語言學本土特色最鮮明的體現，也將成為其發展活力的不竭源泉。而體認語言學應更注重挖掘認知哲學本體觀資源，進一步拓展“實(行)-意(知)-名(言)”或“現實-認知-語言”辯證邏輯內涵，為構建中國特色語言研究話語體系努力。

　　三、五官、心征、說表———體認語言學的右向決定論溯源

　　中國認知哲學向來重視對于認識來源和性質問題的思考。在體認語言學奉行的從現實到認知再到語言的原則中，右向的為決定作用。討論認識來源和性質在本質上體現為現實如何決定認知，繼而決定語言。因此，兩者存在契合。

　　在認識來源和性質問題上，中國認知哲學也有不同的觀點。有些觀點持外在說，即認識的來源和性質均取決于外。有代表性的如荀子，如《荀子·正名》篇中說，“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無說表，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荀況，2018，第36頁)。這里的論述和體認語言學的觀點決然類似，強調“五官”的外感對形成認知的決定作用，然后通過“心征”的認知對語言的“說表”形成決定作用。體認語言學涉及語言本體研究的諸多應用層面，實際就是發掘感官對認知，再對語言所起的作用。如941體認語言學認為漢語常按動作順序組句，體現的就是視覺形成的認知和表達效果(王寅，2015)。還有些觀點持內在說，如朱熹的格物、致知、窮理觀，朱熹認為，人心本有知，這種知與外物相接(格物)之后才能求物之理(致知) ，而窮萬物之理(窮理)之后，方得大用。朱熹的學說雖然沒有直接涉及語言，但其基本思想頗類形式語言學研究的思想，也和體認語言學存在一定的邏輯關聯，本文將在第五小節進一步深入分析。另有一類觀點是對內外觀點的綜合，即認為從來源和性質看，認識既有外在，也有內在來源。如王船山在《正蒙注》里說，“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故由性生知，由知知性”，這里“三相遇而知覺乃發”的觀點實際表明，認知包括語言都是內外兼修的結果，王船山認為，大部分知識有賴外在格物，也有很多知識是“吾心固有而無待與格物”的(蕭萐父、許蘇民，2002，第64、75、97頁)。內外交互的思想同體認語言學體認結合的原則在辯證、聯系的思想內核上一致。

　　上述分析表明，從方法論看，體認語言學重視“現實-認知-語言”右向決定原則和中國認知哲學中有關認知來源和性質的論述血脈相承，其和荀子的認知論觀點非常契合;而朱熹的學說雖然和體認語言學的右向決定論有所不同，但存在會通的可能(下文詳述) ;王船山的學說在內在邏輯上和體認結合的思想一致。體認語言學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從這些觀點中汲取營養，豐富自身。中國認知哲學有關認知來源和性質的理論表明，可以更加辯證地看待所謂的決定作用，即在“現實-認知-語言”三者之間的關系探討中，在肯定前者對后者決定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否認認知和語言中的一些自主能動因素。以語言的構詞為例，比如英文“unicorn”(獨角獸)一詞現實世界里并不存在，全賴認知中的想象因素構造(Lemmens，2016，p.275)。實際上，基于想象的文學語言能提供大量體現認知和語言自主能動性的實例。

　　四、畢同畢異和白馬非馬———體認語言學的左向影響論溯源

　　上文分析中國認知哲學對認知來源和性質的論述，重點強調來源即現實，強調現實對認知、認知對語言的決定作用。那么，中國認知哲學中還有一些觀點，側重分析認識的方式和過程，這就把重點切換到了認知和語言上，即語言如何反過來影響認知，認知如何反過來影響現實，也就是體認語言學的左向影響論。我們發現，體認語言學的左向影響論和中國古代的哲學智慧也頗多契合。

　　先看認知對現實的影響，在中國認知哲學看來，認知的實現方式深刻地影響了對現實的構建。如惠施認為，就認知對現實的構建而言，任何現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認知通過在現實中找到共通的性質，發現“同”“異”兩大共通性，就完成了對現實的構建。在“同”“異”的探尋中，認知深刻地影響了現實?；菔┱f，“大同而與小同異，此 之 謂 小 同 異;萬 物 畢 同 畢 異，此 之 謂 大 同 異”。“小 同 異”與“大同異”中其實包含了豐富的認知聯系論和辯證法。“小同異”的要義在于用分級的方式，以大類小類逐級明確概念;“大同異”觀則肯定一切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相同和相異(錢穆，1992，第63頁)。

　　體認語言學中認識對現實的影響向度深刻反應了“畢同畢異”中的“大小同異”觀點。體認語言學十分注重的隱喻機制實際就是以“同”求知，以“同”影響認知;而作為體認語言學發端的認知語言學強調以任何語言表達的差異反觀認知、現實差異，實際上也是以“畢異”觀構建、影響現實的具體體現。而體認語言學中語音、語義、句法、語篇層面通過層級分類方法還原認知、現實的方式，也體現了“小同異”的思想。

　　再看語言對認知的影響。在中國認知哲學看來，語言的表達方式也會深刻影響認知的構建。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公孫龍的白馬非馬觀。白馬非馬看似詭辯，夸大“個別”與“一般”的差異。但如果結合認知和語言的關系看，白馬非馬的觀點反應了語言對認知的影響。體認語言學在結合分析哲學探討哲學基礎時，專門強調了羅素“摹狀語理論”對體認語言學的影響。羅 素 區 分 了“限 摹vs專051名”“語法形式vs邏輯形式”這兩對概念，前者對應認知，后者對 應 語 言。專 名 可 被 親 知，為 直 接 知識;限摹為摹狀性描寫，為間接知識(苑莉均，1996，第621頁)。因此語言上通過在體現專名的邏輯式前加限定成分的語法形式，深刻反應了語言對認知的影響，即通過語言增加認知的豐富度。盡管體認語言學再三強調羅素哲學觀在體認語言學“語言加工”觀點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但這一觀點在中國早期認知哲學觀中的白馬非馬觀中已經發端，足見體認語言學與中國認知哲學的內在聯系。在語言對認知的影響研究上，體認語言學大有可為。體認語言學注重不同民族的體認方式如何決定了語言的差異。實際上，不同民族語言的差別也深刻影響和改變了人們體認的方式。如過去認知語義對動詞框架和衛星框架的區分，實際深刻反應了語言對認知的影響(Talmy，2000)。

　　綜上，從體認語言學的左向影響論看，其主要觀點也都能在中國認知哲學中見到端倪，傳統認知哲學的若干理念也能為豐富和發展體認語言學的左向影響論提供有益借鑒。

　　五、理學和心學的砥礪與會通———體認語言學之于形式語言學

　　眾所周知，在中國認知哲學的數千年發展史中，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都是重要的代表性流派。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存在重要的差別，但也存在交流融通的可能，此所謂兩者的砥礪與會通。本研究發現，程朱理學關于認知的若干重要觀點和形式語言學的基本架構頗有幾分相似;而陽明心學的核心概念———知行合一觀，在本質上同體認語言學相通。這里將兩者進行比較分析，一是進一步明確體認語言學的中國認知哲學向度;二是希冀體認語言學能夠進一步發揚陽明心學知行合一的傳統，更有效地將現實、認知、語言進行融合。

　　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存在深刻而復雜的差異，簡言之，程朱理學的認識論認為認識就是天理，天理是不植根于內心的一整套普遍的道德規范，即所謂“存天理，去人欲”之意。因此朱熹的思想被認為帶有強烈的客觀唯心主義色彩。而陽明心學的認識論認為認識就是人心，需要用心體悟，方能成就人格完善和自我實現。所以王陽明的思想被認為帶有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如何用心體悟?陽明心學認為知行合一是實現體悟的重要修為。在行的基礎上獲得知，以知來豐富、完善、指導行，形成知行相互補益和交替上升是用心體悟的要義(郭美華，2002)。綜上，“格窮天理”還是“用心體認”是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在認知論上的本質差異。但兩者也有會通的可能。理學和心學會通的基礎在于兩者同屬認識論范疇，會 通 的 途 徑 是 在 知 行 合 一，用 心 體 認 的 基 礎 上 趨 近 對 真 理 的 認 識(劉 艷，2019，第32頁)。

　　回歸語言研究，理學和形式語言研究相類;心學和體認語言研究相類。眾所周知，以體認語言學為代表的認知語言研究是在批判形式語言研究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形式語言研究，核心的觀點是大腦先天就有自治的“句法模塊”，且存在一套普遍的句法原則(universalgrammar) (李曙光，2020)。這兩個核心觀點深刻影響了形式語言學對語言結構、語言認知和語言習得的分析，在形式語言那里，現實和認知的互動是缺失的，語言就是作為一套自治句法原則的認知機制作用的結果(Chomsky，2000)。這和朱熹對天理的看法很相近。而體認語言學則明確反對句法的自治性和普遍性，明確不存在先天的句法模塊，語言都是在現實和認知的互動體驗中形成的，語言的差異反映了認知的差異，也反映了現實的差異。語言的互動體驗觀十分接近陽明心學的用心體悟、知行合一觀點。但是形式和體認的會通也是可能的，會通的前提是兩者均在現代認知科學的背景下發展起來(形式屬于第一代認知科學，體認屬于第二代認知科學) ，會通的方法和途徑是:在對先天自治“句法模塊”揚棄的基礎上，通過深入挖掘現實、認知、語言的互動關系，從細微的差異入手，逐漸探尋有一定普適意義的語言規律。

　　以上研究表明，體認語言學之于形式語言學的破立關系在傳統認知哲學中也有本可源。在當下語言學亟待確立本土特色、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過程中，體認語言學要得到進一步發展，應該將知行合一的傳統進一步發揚光大，應該進一步融合現實、認知和語言，在現實層面強調“互動體驗”，在認知層面強調“認知加工”，在 語 言 層 面 強 調“語 言 體 認”，以 語 言 反 觀 認 知，反 觀 現 實;以 現 實 豐 富 認知，豐富語言。三者充分的融合互動，既做體認細微差異的小文章，又做體認宏觀規律的大文章。

　　六、結論

　　體認語言學代表了我國學者嘗試構建本土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努力，經過多年的發展，體認語言學理論逐漸成熟，在本體論、方法論和針對語言分析的實踐應用層面都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本研究則進行了一次系統挖掘體認語言研究的中國認知哲學向度的嘗試，希冀構建體認語言學的本土之壤和中華之根，以進一步確立這一理論體系的傳承性和開創性。同時，更重要的是，希冀體認語言學能夠進一步從中國傳統認知哲學中吸收有益成分，開拓研究視野，挑戰理論難題，為繁榮我國的語言研究做進一步的貢獻。本研究屬于嘗試，且由于企盼面面俱到，終不免掛一漏萬，這方面的深入研究還有待體認語言學者和所有有志構建中國特色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學者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