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

　　摘 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崇高的，益趨現實的概念，是未來世界格局的發展方向。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正義的事業，維系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合適的治理方式，現代國家社會必然遵循法治，探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的關系，使二者共同實現全人類的福祉，通過探尋契合人類命運共同的法治治理模式，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的融洽，相輔相成，以期世界邁向新的，美好的，正義的時代。

　　何佳琦，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8-31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法治;正義

　　一、引言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于 2017 年 10 月寫入中國共產黨黨章，在 2018 年修憲時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是中國把握世界潮流的智慧體現。 在新冠肆虐的背景下，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應團結互助，擯棄各自的偏見，全力化解新冠疫情的威脅，恢復各國有序安全的社會生活。 努力把養育我們的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實現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生活。

　　人類命運共同體益趨現實，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是全人類的共識，僅僅是概念是不能有效實現其功能，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具現，需要規范維系，為世界各國都能接受。 自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法治是各國倡導推崇的治理模式， 那么人類命運共同體能與法治結合在一起，能實現良好的規范之治與全人類的美好愿景嗎? 探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不僅要俯瞰國內的法治建設，還要思慮全球的法治聯系、銜接以及建設。 面對矛盾沖突，更要思慮公平公正的解決之道，希冀中國通過實踐符合自身特色與正義的法治之道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引領世界人民謀求，追求并實現幸福美好的生活。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意義與法治意識形態挑戰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意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是中國對外關系的要旨，也是對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的精準把握，更是未來國際關系的指導準則。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歷經時代發展并結合自身特色而綻放出的偉大理論。 不僅是古老的天下大同以及“和”思想的復興，更是理論聯系實際的進一步的發展，亦是中國文化愈發自信的表征。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是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天下體系”創造性轉型。 由“家族—國家—天下” 的古典中國政治體系轉型至 “個人—國家—世界”的現代國際政治框架， “個人”指的是超越西方個人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意義上的全人類。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核心是推進并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可以看出這份事業的偉大，亦是體現中國的大國擔當。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熱忱之心，在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看來，卻是荒誕的，不可相信的，甚至具有威脅性，為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造成負面效應， 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思路造成挑戰。

　　(二)法治意識形態的挑戰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借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設想的終極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社會， 繼而人能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建構的世界符合馬克思對人類世界發展的理解，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應當為之奮斗的事業。 通過社會性的方式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建構和諧的世界關系。最佳的社會性的方式就是法治，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在法哲學領域給予法治何種啟示? 那么就要探尋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各自的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的是和平、安全、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具有多元化。法治追求的是什么?通過觀察奉行自由主義法哲學精神的國家，自由主義法哲學關注的重點是個人理性，個人是國家與社會的根源，法律與個人自由息息相關，所以，自由主義法哲學可謂是個人論法哲學。以個人理性基礎為的法哲學指導下，以自由與人權為基石建立國家政治法律制度，其法治追求的就是自由。我國的官方的法哲學是馬克思主義法哲學， 馬克思主義法哲學探尋的法的根源是社會生產關系，繼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基礎，法律是階級意志的體現的分析邏輯，所以，馬克思主義法哲學是階級論法哲學，繼而確立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國的法治追求是人民的幸福，社會的穩定以及國家的富強。自由主義法哲學關注個人理性，馬克思主義法哲學關注社會階級，不同的底色，就注定不同的法治追求。就以人權來說，自由主義法哲學便是推崇個人自由的保障，而對于我國來說，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我國對于人權的理解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奉行自由主義的國家對于人權的觀念本質就是對自由的倡導。

　　可以說，法治意識形態的沖突是最大挑戰，再加上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霸權主義的作祟等等消極因素，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何種法治模式才能彌補這世界化的裂痕。 尤其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自私功利占據主導地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體現的是全人類的榮辱與共的“超我”意識，不僅要利己， 還要利他。自由主義的法治意識形態追求的是人的自然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要求的是人的社會性。在人性中，自然性與社會性對立。在法治意識形態中，自由主義與馬克思是主義針鋒相對的。 哲學的本質是窮盡事物的道理，所以，法哲學的本質就是窮盡法律本身的道理， 法律本身的道理就是法的真與善。那么法治的應當表達的是什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匹配的法治模式應當是什么?唯有探尋清楚，才有利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法治的研究路徑與目的

　　(一)法治的研究路徑

　　黑格爾說過，法是自在的，法律需要被設定才能存在。 然而，自在法必須體現的是人的自由意志嗎? 其實，并沒有這么復雜，澳門學者黎曉平教授對此作過經典的表述“法律是社會關系的內在表達”，表達的是人與人之間有序的交往與交換的正常關系。 自啟蒙時代以來，法的觀念總與自由相關，然而自由不是放縱，起初更多的是強調的自律。 隨著時代發展，自由的邊際在不斷擴大，人權亦是以自由為基礎而受到推崇。有學者認為人類命運依靠人權維系， 人權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總結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人權的共同體。如果這般定義，是不能有效契合并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如果依靠人權就能維系，如今的世界就不會是如此亂象。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人類的共同善， 法與法律也應當體現這種善，法治是對這種善的維護與關懷。 哪里有社會，哪里就有法律。法治只會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社會是人和人之間交往、交換活動而構成的整體，社會的存在就是人與人、人與群等種種關系的內在要求， 法治如何維護與關懷這種內在的要求，首先要設定法律讓人們服從，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該法律必須是良好的法，基于對善的追求，法治體現的良法之治。為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共同善， 法治的研究路徑也必須是社會關系， 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治理國際關系國內關系的兩個面向。解決國內關系和國際關系產生的矛盾，本質就是公正地分配各方的應得利益。以全人類社會發展為研究對象，國家、民族以及個人產生沖突的根源可列為四大沖突：其一，宗教信仰的沖突，如十字軍東征;其二，資源和戰略的沖突，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其三，意識形態的沖突，如美蘇冷戰;其四，中西之間的文化沖突。 可惜的是，總結的四類沖突迄今為止都沒有完全消除， 以至于拉茲教授在優雅地總結法的規范作用之后，沒有完善地總結法的社會作用，其理由就是社會不同，難以觀察其共性。兼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應當通過國內與國際兩個面向社會關系的作用進行觀察， 方能全面清晰合理的分析。風險社會理論的興起，之所以不少學者借鑒德國社會學家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提出自己的見解， 是因為該理論認為風險依賴于觀察系統的社會建構，具有一定的優勢。隨著全球化不斷進展， 法社會學也不斷蓬勃發展。 在帕特麗夏·尤伊克和奧斯汀·薩拉特主編的《法社會學手冊》，詳盡說明了作為社會現象的法律文化研究的路徑包括三種：敘事、身份、可視性，尤其身份路徑的法律文化研究對美國的法律以及政治領域影響深遠，既成就美國民主黨的政治優勢，也為美國將來的撕裂埋下伏筆。面對法律愈發技術雜燴的趨向，伯爾曼教授認為目前只有走向一種法的社會理論，才能擺脫 20 世紀后期的西方法律傳統所面臨的危機。 “法治”， 意味著法的統治，羅馬法曾言，所有的法律都是為人而設的，可以說，法治的本質最終是對人的統治。 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存在決定人的社會意識，我們需要通過人類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質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對人類的共同命運有更深層次的理解， 制定的法律更適應全人類社會關系的互動。法治的研究路徑必須是注重全人類的社會關系，繼而進行全局性思考，求同存異，方能構建美好的世界。在某種意義上，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法治模式， 必然是維護與關懷全人類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并發展。

　　(二)法治的目的

　　法治要維護與關懷全人類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并發展，法治需要表達何種目的方能做到?先暫且不表。法治的目的取決于法的目的，法的目的是什么，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維萊教授認為法的目的應當是正義， 并關聯特殊正義。 何謂特殊正義?是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所界定的：特殊正義包括分配正義、 矯正正義和交換正義三種。 根據澳門學者黎曉平教授認為，“特殊正義”實質上是以“法”為對象并對其加以定義。 “特殊正義”的客體不是人的行為，而是“物”，是必須在社會生活中進行分配的“物”：包括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精神的，如財產、義務、榮譽、懲罰等等;關注的是“物”的正當;尋求的目的就是使每個人得其所應得，秉持的是比例的平等，保持一定的適度，避免過之而不及，進行中道公允的分配。 可以說法本身就是代表著正義，在歐陸不少民族語言中，法與正義是同義的。 羅馬法的基本精神中蘊含正義的原初之意，那就是“各得其所”。雖然康德先生認為是各人之所得能夠保證不能被他人行為侵犯。 但是，不管何種觀點依舊掩蓋不了法的本質，就是要公正的保證人自主地對物的占有。如何公正地保證，就是要秉持分配正義。 在自然狀態下，這種是無序混亂的爭奪，在社會狀態下，根據國家社會設定的法律，每個人平等地享有自己應有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 人不僅要憑借權利去占有應得之 “物”，還要保證不侵犯他人應有之“物”。美國的德沃金教授創立了以平等為基礎的自由的權利論，希望調節二者的矛盾，然而，平等與自由是天然對立的，正如鄂振輝學者一針見血的評價，“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的鎮靜劑，而并非良藥。 ” 以平等為起點，終點在哪里?不少學者都決定走向通往自由的大路，然而，古代的先賢早已經指明了終點之處——正義。 古希臘先賢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是人們在社會關系生產的美德。 在古希臘時代，法律就等同于正義，規范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 華夏雖未能產生法學，卻也孕育了禮學，禮學之要義在于“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可以說無論法學還是禮學，其目的在于規范社會秩序，有效維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交換等等關系。借此，法本身的目的就是正義，自在的法應是正義的法，法的目的決定法律的價值，法律價值是通過人們的法律實踐顯示出來的， 法律實踐本身就法律在社會關系中的運作。 因此，被設定的法律應具有正義價值，才能讓社會成員各得其所。 在這一層面上，為了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法治就必須實現正義之治。 不少學者認為通過不同國家的法律互相借鑒，彌補制度缺漏，進而完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化。然而，這只是技術層面的，以目前的全球的局勢，可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局限于術、用層面的法律互鑒，并不能有效彌補目前全球化的導致裂痕，畢竟，真正的正義價值已被忽略近兩百年之久了，實現正義仿佛就是實現自由，在如今自由主義法哲學占據上風的時代，自由成為這個時代的法律精神與原理，即便正在遭受現實的慘痛代價。 2020 年 11 月份，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泰勒·科文在彭博社的專欄里發表的文章《新冠疫情正在促使美國的領導力超過中國》中稱：“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經驗表明，美國這個國家承受得起傷亡。 ”人民的生命安全在美國某些“精英”眼里根本不值一提，20 多萬人的死亡在美國政府眼里就是數字而已， 卻依舊鼓吹人權與自由，這是多么大的諷刺!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維萊認為現在的法的目的不再是正義的，而是為“個人利益”服務，人權價值在他看來，是發明的一種“意識形態”的虛假承諾。正如習近平同志提出要樹立的正確的義利觀， 中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造福世界，就需要喚醒法本身的正義價值，使法治符合正義價值取向，而不是自由價值。

　　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立足于階級論，以經濟基礎為視角，認為正義價值是經濟交易內容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經濟公正，經濟公正的終極目標是成就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法哲學提出從按勞進階至按需的分配的方式，本質是“得其所得進階至得其所需。 ”契合法之正義的原初內涵。 法治需要以正義價值為核心來建構一套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體系，使其成為可運行框架，最終成為可操作的機制，在未來能夠團結更多的國家與人民來齊心建設美好的世界， 法律的價值應是正義， 唯有正義之治才能夠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和關懷全人類社會，塑造正確的義利觀，緩和并解決人際關系、國際關系、人類與生態關系以及代際關系的矛盾，雖然馬克思說過，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經。 但是兩者并不等同，馬克思對自由的理解比自由主義法哲學高一步。 人權不是法律追求的最高價值，是非道德的要求，目前宣揚人權與自由的時代，正如米歇爾·維萊教授尖銳的批判，這是法的墮落。 法治之目的符合正義價值，才是符合法之道體，保證人類命運共同體名副其實。法國哲學家盧梭從社會契約論出發，認為法律是公意的行為， 基于其意志和對象的普遍性， 服從法律就服從本人的意志。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語境下，其法律表達的是全人類的共同善，服從它，就必須服從全人類的善的意志，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的概念， 對西方法的個人主義思想就帶有一定的沖擊性。 然而，我們依舊要遵循事物本身的道理，法的目的存在于法本身之中，唯有確立以正義為目的的法治，才有利于完成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事業。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問題與法治模式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問題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更顯得彌足珍貴。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寓意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就必須要清楚我們要關注并解決的基礎問題，構建和平、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僅僅依靠中國自己，只能做到獨善其身，所以全世界的國家、民族以及個人需要一起加入。 怎樣才能讓全世界積極響應，法的道理給予答案，就是分配!比如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國對自己開發的新冠疫苗在全世界如何分配。 平等是法的基礎性概念，平等與自由是對立，過分追求自由往往意味著不平等。 個人論的自由法哲學是存在天然缺陷， 盡管它通過經濟全球化造就了一個經濟繁榮的市場經濟時代，卻也留下滿目瘡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現象，使社會關系惡性互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想讓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感受其正義，必須要有一套相應的良好分配制度。在前文已經述明，以平等為基礎屬性法律必然以正義為導向，并且是世界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正義法治維護，就更應當體現分配正義， 不是基于自由與人權的， 是基于平等的分配正義。 哪里有平等，哪里才有法律! 關注分配問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不少學者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基礎，很多學者從政治角度、經濟角度、文化角度以及法律角度，提出共同權利、價值共同體、共同體模型等等概念，來完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 然而最基礎，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 是分配! 國內社會如此，放之于國際社會更是如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做到良好的分配，讓各人、各民族、各國家都能得其應得之“物”。 自由主義支配下的經濟全球化為何會持續加劇社會財富分化，其根源是按資分配的弊端所導致的。完全放開的市場經濟，必將導致不公不義的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實現世界的共同繁榮，對于市場經濟就必須要審慎地看待，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是必須要保持的。 我國的按勞分配制度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法哲學中的經濟公正思想， 亦符合了法之正義的原初，是具有極大優越性的分配制度。 市場全球化的今天，最顯著特征是資本的跨境流動和金融資本的高速膨脹， 前者讓資本越來越趨向于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或地區，然而，勞動力不能有效的全球范圍流動。 后者讓不少國家或地區的產業高度空心化， 導致不少人失業， 亦讓不少中產家庭趨向于破產境地。我國致力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實現世界的共同繁榮，必須要盡最大努力調控國內的市場經濟， 避免金融資本過度吞噬，為國際社會的金融監管做出榜樣。 自啟蒙時代之后，人類極力地限制政府的權力，卻不限制資本的擴張。不患寡而會不均，資本無限地擴張，正在侵蝕人類生存繁衍的根基。 先賢亞里士多德觀察希臘城邦， 每個城邦都會面臨如何將社所有類似利益的事物和類似負擔的事物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配置安排。簡而言之，就是分配。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從古代到現代，亦是如此。 自 1648 年以來，哪個國家遵循分配正義的理念，再順應生產力的發展和時代潮流，成為二者的有利推手，其發展路徑的戰略與政策再契合生產力的要求， 四者達到同步時，該國將會迎來自己的國運，如大日東升，磅礴昂揚，勢不可擋! 當國運衰退時， 其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首先出現問題， 無論是羅馬帝國， 還是目前歐美地區出現的反全球化浪潮，就是最重要的證明。 不斷攀升的失業率，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利益集團手中，這種惡性的分配制度，不是平等的體現，也不是正義的要求，更不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追求。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實質就是對平等追求，契約要保證交換正義才是平等的契約，反之，則是不正義的，是沒有實現各得其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就是分配，唯有重視分配，才能關注到各個階層的所需，方能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貫徹正義，有效的解決財富分化問題， 能夠給予每一個人機會， 不僅要分配利益，還要分配負擔，這才是正義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構想的共同善， 必須是全世界各國、 各民族以及各人的權利義務的統一，繼而保證全人類社會關系良性互動，推動全人類的社會秩序良性運行。

　　(二)法治模式

　　構建維護與關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模式， 其目的必須是正義，既是正義，必是正義之法治。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進程不斷加速，取得了重大進展。隨著新冠疫情的威脅不斷擴大， 自由主義支配下的國家系統顯示出超越正常認知的疲態與混亂，人類命運共同體著眼于全人類，超越個人理性的自私趨利，與地球的全人類同呼吸，共榮辱。 是超越人的自然性，呼吁并推崇人的社會性。基于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法治，關注社會階級，其目標是保障人民民主當政與人民幸福生活。 自由主義鼓吹的人權與自由，在新冠疫情面前，遭受極大挫折，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制度出了問題，以其法哲學原理分析，其問題的爆發恰恰反映其制度內在的精神與原理的缺陷，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法律上的， 建立在個人理性基礎上的法哲學，充滿了功利性與自我性，加之民粹主義的推波助瀾，使其更加極端化。 如果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依舊以關注個人，注重自由的法哲學思想來構建其法治，是很難做到共治共享。

　　法律是免于情欲影響的理智或智慧， 法治更是將這種智慧體現于治理過程中，為了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了善法善治，通過道術體用合一的分析，這份智慧必然是正義的智慧，盲目推崇自由主義支配下的法律觀，這樣的規范，這樣的治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歧途，是沒有出路的。 正以之法治的目標是通過改善人類社會關系， 并促進全人類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繼而造福個人、民族、國家，最終使全人類共享美麗世界。馬克思主義法哲學是階級論法哲學，洞察了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令人清醒和務實。社會層面是法治關注的重要面向， 客觀理解本國的社會實情， 方能構建良善的法治。 借此，為了維護與關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法治模式必須要遵循兩點，即黨領之治和正義憲章之治。

　　1. 黨領之治

　　黨領之治，簡而言之，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下的法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在建設國內法治時要堅持，同理，構建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模式亦要堅持，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決定的，不能以西方自由主義的標準進行評判。 即便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的法治具有國際意義，堅持黨領，亦是不可動搖!如黎曉平教授所說，民族的復興， 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的深層次的信念，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使命，是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執政，讓中國共產黨承擔其歷史賦予的使命，這是近代以來任何一個政權都沒有獲得的使命，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天命，讓中國共產黨具有擔當， 正正當當引領和領導中華民族走在民族復興的大道上，在未來，會是引領整個人類文明走在光明的正道上。

　　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的法治兼具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中國提出這種共同善的理論， 是引領整個人類和人類社會走在文明發展的正確道路上。立足于國內的社會實情，放眼于如今的國際社會形勢，應當支持黨的領導，從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經濟崩潰到如今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納卡沖突， 國家的強大，才能維護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的安全。 沒有社會，法治就無從談起。 沒有社會的存在，就會淪落為自然狀態，個人的生存充滿危險，是獸性暴露，充滿暴力和無序，自在的法也就無法出現。現任的國務卿蓬佩奧推出的《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這種帶有反華性質斗爭的報告， 雖然歷史會證明這是一篇腐朽且落后的報告，但是，管中窺豹，即便經歷了新冠疫情的肆虐，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漸從觀念變成現實，卻依舊有違背時代發展主旋律的不和諧音符，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進行非難。亦如沈逸教授所說的， 中國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國擔當大國責任的體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是認真的，中國共產黨不怕誤解，不介意通過實踐向世界證明自己的主張。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模式，需要的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尤為必要的，中國的政治文明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沉寂了兩三百年，蘇醒后依舊會走向世界前列。同理，中國的法學體系亦會創新出比西方自由主義更高級，更正義的法學體系。 在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團結一致，無懼外界的挑戰，我們走的路是大路，走的道是正道，一定會通向光明的未來。

　　2. 正義憲章之治

　　正義憲章之治， 受澳門學者黎曉平教授提倡的文明憲章理論的啟示，黎曉平教授在論述中國治道時，認為中國之道可謂是仁愛、和諧、公義和統一，在現代社會中，每個國家都會制定憲法典或憲法性法律文件，在法學意義上，中國之道就是我國的大憲章，體現自然和規范的秩序，存于遠古，適于今時，相伴與人類文明歷史的進展。在文明憲章之治下，諸多治式如法治、德治、禮治等綜合衡平運用。 契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義憲章，著眼于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 不同的社會體系，不同的文明歷史，不同的法哲學教義，不同之間的文化激蕩碰撞，需要正義憲章彌合分歧，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前，自由與人權成了這個時代支配性的精神與原理，滲透于各個領域，弗朗西斯· 福山教授的著名思想歷史終結論就認為資本主義應當被定于一尊，是歷史的終極形態，不會被超越。然而，凡事都不是絕對的，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基本承認新自由主義模式已到末路。 當中國以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完成工業化，崛起于世界東方，具備與西方列強在未來第四次工業革命平臺上同臺競技的實力時， 西方列強先是感到不解迷惑，然后就是恐慌，一如當初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信奉 “叢林法則”西方列強，深陷“修昔底德陷阱”，將中國民族復興的契機當作潛在的威脅，中國一直奉行的是不稱霸，對單極霸權， 兩極分治以及少數人關起門來魚肉全世界的統治模式抱有反對態度，因為我們曾是受害者，這是不正義的，我國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美好的世界，與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協商、合作、共建、共享以及共治，這份理想是植根于中國人血脈里的仁愛、和諧、公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項正義的事業，其法治也必然要遵循正義憲章，在法哲學意義上，正義應是最高的價值，正義憲章必然是全人類社會的大憲章，體現法的真正精神與原理，法典應是保證人民實現正義的圣經!

　　正義憲章必然體現綜合衡平的比例平等的分配正義，以及算數比例矯正正義與交換正義，然而，隨著時代發展，網絡信息的逐漸涉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 資本更是與其結合形成如今興盛的金融資本，造就了繁榮，亦帶來了蕭條，事后的分配無法有效實現正義，甚至無法都無法做到良性分配，繼而導致矯正失衡，交換的回報明顯不對等。正如亞馬遜的壟斷地位的界定， 如今盛行美國的芝加哥學派以消費者福利與市場經濟效應界定壟斷地位，傳統的市場份額占比界定趨于沒落，可以說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分析法契合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當然，這樣的方法是否正當，是否正義? 暫且不論。 自啟蒙運動到如今， 人類對于政府權力的限制提出諸多有益的制度，然而，對于自由與人權是高歌提倡，并無限追求。 放置、甚至放縱資本的無限擴張。 2020 年 12 月 11 日，我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 2021 年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之一就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資本的無序擴張不僅是我國亟須應對的問題，更是世界面臨的難題。究其根本原因是西方法犧牲了正義價值，而選擇了追求資本的自由發展，為資本自由擴張服務。

　　傳統的法治，保障私權利不受侵犯，然而，當今世界，資本以私權為衣，利用公權為其服務。因此，正義憲章之治，必須要治資本權力， 才能讓處于亂象的全球人們對世界秩序重燃希望，除了要做到亞里士多德教導的特殊正義，還要做到控制正義。 分配正義是對“物”的分配，控制正義在分配正義的基礎上，是對“取物的行為”和“得物的結果”的控制，遵循比例的平等，對強大一方的不正義行為嚴加控制，弱勢一方的正義行為寬松控制，保持社會關系內的力量動態衡平，維系一種適度，強大的一方不會因其強大而肆意妄為， 弱小的一方也有茁壯成長的機會， 不會被扼殺于搖籃之中， 所有社會成員得到的 “物”是否符合共同善的道理，不符合應當再次分配。控制正義關注的是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的各類關系行為， 尤其是資本的肆意收割財富的行為， 這類畸形的社會關系行為如果會對一國乃至全世界造成極大風險， 無論這個關系行為多么契合普世價值或形式合法，還是有必要對其規制、糾正并建設，資本的運行應當有益于全人類共同命運，追求全人類的共同善，而不是為某個人、某集團或某國家的利益服務。法治目的就是敦促眾人守法、服從法律，在自由主義法哲學的法律證成中，個人服從法律， 實質是為了本身的自由。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各個人乃至國家服從全人類的共同的美好意志，如果從哲學角度認為分配正義是各得其所應得, 矯正正義是各失其所應失，交換正義是各(自主均等)換各自所得。控制正義就是控各取其所得的取之比例和制各得其所的得之比例， 遵循比例的平等，禁止巧取豪奪，杜絕財富兩極分化，進而改善分配正義， 使其更加合理。 亞里士多德提倡的個人品質就有自制，控制正義就是國家，社會以及公民的自制。 亞里士多德的分配正義基于社群關系， 為后世的正義理論建立奠定堅實的基礎，然而，隨著自由主義的盛行，正義理論的著落點漸漸移向個人與資本，如魯道夫?施塔姆勒的正義法四大原則昭示的人之為人的尊嚴自由，休謨的分配正義理論以財產權為核心，亞當·斯密的分配正義理論以交互正義為基礎，羅爾斯意識到分配正義的實現取決于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社會合作而產生的利益劃分。 然而，羅爾斯仍然以自由優先，依舊沒有跳脫自由主義的淵藪。 唯有馬克思通過關注資本主義的整體關系， 發現資本主義體系在本體論上就是一般的不正義，是對人的強制異化。正義憲章之治的實現離不開在社會關系的運用， 如今的時代最為沖突社會關系就是代際關系的矛盾，人與生態關系的矛盾以及國際關系的矛盾，影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法治來消除這些矛盾，如何消除，遵循控制正義與特殊正義，控制人類對自然生態的利用、控制這代人對下一代人的有限資源的過度開發， 禁止他國對他國的凌弱挑釁等。 尊重各國的自主獨立，讓各國在享有相應權利的同時，亦承擔相應的義務，并對各國的控制進行合理的安排，大國應有大國的責任擔當，小國應遵守自己的本分，和平協商。 控制正義是在分配正義的前后，本質是對分配正義的改善，使分配正義獲得形式與實質的合一，緩和解決社會關系的矛盾，獲得社會的共同善，繼而，不論是國內社會，還是國際社會，、全世界的人類不管來自哪里，都可以獲得分享這種共同善。這是法治所追求的道理，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的道理，更是正義憲章之治追求的道理。

　　正義憲章就是正義之理，是法律人的血脈、事業和理想，指引法、法律以及法治的前進方向，簡而言之，正義憲章之治就是控制正義，分配正義，矯正正義和交換正義的綜合衡平適用的治理模式。

　　五、結語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今日之世界格局堪稱百年未有之變局， 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合作才能造就比往昔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促進法之正義價值的復興。對于全人類命運的共同善，只有正義之治，才能做到!歷史終將證明，西方自由主義的現代化道路必是錯誤的，堅持黨領之治，走符合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方是正確的。正義是法的根本道理，也是政治的基本道理，更是社會生活的基本道理，未來的時代必然是正義構成其基本的精神與原理。遵循正義憲章之治， 對維護與關懷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需的成本與時間，并作合理的、正當的規劃、統籌、協調以及分配，繼而促進全人類的社會關系的良性循環。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法治的共同目標是造就正義的世界，使全人類都能平等的共享共同善， 中國應有自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黨領之治和正義憲章之治，引領世界邁入公平正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