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我的社會語言學治學之路

　　我做了一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但是做得并不是很好。今天我想敞開心扉具體談談我的學術生涯和一些想法與體會，像這樣比較詳細具體地講還是第一次。雖然過去報紙、雜志上或某些專書對我也有所介紹，但是我還沒有接受過這樣一種座談式的訪談。

　　陳章太 語言戰略研究 2022-01-04

　　一、我的學術成長歷程

　　我想首先向大家介紹我的個人身世，因為這個跟我后來走上社會語言學道路有關系。我生長在閩南地區一個貧窮偏僻的山村。大家知道閩南是僑鄉，我也有華僑背景，但是華僑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都很富有。閩南地區的僑民大都居住在東南亞地區，如菲律賓、泰國、緬甸等，我的家人主要是居住在菲律賓。自我懂事以后，祖父與伯父先后去世，老實忠厚的父親不善于生意的經營，原來日子不錯的家世開始衰敗。我小時候的生活很苦，在農村所有的農活都做過，砍柴、割草、放牛、挑擔什么都干過。講這個的原因，是想說我母親雖然只念過一點私塾，但是在這種非常苦的日子里，一直想辦法讓我讀書。而這種苦難的經歷也培養了我一種樂觀、頑強、奮斗的人生態度。母親時常教育我： “人活在世上要不怕苦”，“路是自己走出來的”。這樣一種教育，對我后來的人生道路影響很大。

　　那時候讀書學費很低的，但就我家的困難來說，那很少的學費都很難支付，我母親就是在這種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支持我念書，一直讀到高中。1951 年，我高中二年級還沒有畢業，但由于新中國剛成立，急需培養人才，大學招生時可以提前報考—— 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樣我高二還沒有畢業就考上了大學。作為國家培養的大學生，吃、住等一切生活費都由國家包了，又不用交學費，像我這樣的窮學生，每個月還有 7 元的助學金。因此可以說，我完全是國家培養出來的。從走過的這些路來看，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一個人對自己來說要樂觀自信、頑強奮斗，對社會、對國家要有一種感激、報恩的心情。從我的經歷來說，在社會進步、國家發展那么艱難的情況下培養我們是多么不容易啊，我應該關心社會、回報社會。因此我比較熱心社會工作，從中學到大學，我一直在班級、學校擔任一些社會工作，與同學、老師及校外的一些人接觸較多，又常常走進社會，現在想來這也許與后來走上社會語言學研究之路有一定的關系。由于平時與社會接觸較多，感覺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之間密切關系的，有些研究與我平時所見所想有所接近， 這就引發了我對社會語言學的興趣。

　　在大學期間，語言學與文學專業沒有分開，課程的設置也是文學較多，平時讀書、寫文章，大家也都會選擇文學，沒有人選擇語言學。當時廈門大學的洪篤仁先生(《漢語大詞典》的副主編之一)、黃典誠先生對語言學研究造詣較深、知識面廣，對我們也很有影響。洪先生出題的論文要求較高，同學們面對論文題目比較畏難，而且平時重文學，所以都不愿選擇語言學的論題做論文。當時我是學生干部(校學生會副主席)，又是班里僅有的兩名中共黨員之一，要起帶頭作用，別人不愿意做的，我們來做，所以我和鄭文貞都選了語言學題目。他的論文題目好像是修辭方面的，我的題目是《從漢字形、音、義的矛盾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還有其他兩三篇語言學題目，如畢業后分配到中山大學、后來又調到暨南大學的陳垂民教授做的是現代漢語語法的題目。沒有想到的是，我們以后所走的道路與大學期間做的這些論文題目很有關系。說實話，那時候我對語言學研究是不懂的，讀書也不多，于是為了完成論文，我整天泡在圖書館、閱覽室，特別是星期天，查閱了大量的資料。那時候有關文字改革的著作比較多，報紙、雜志上發表的相關文章也很多，條件相對較好。在很短的時間里，大約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樣子，我看了不少有關的書和資料，思考了有關問題，最后按洪篤仁先生原定的題目寫成論文，被評為優等。論文原稿至今還保存完好。

　　事實上我的學術背景還是漢語口語和漢語方言。大學畢業以后我留校部做干事，同時擔任中文系主任林鶯教授的助教，輔導民間文學課。盡管這與后來的語言學研究有距離，但這段經歷對我以后的方言研究是有幫助的，可以說是打下了一個無形基礎，因為民間文學所接觸的民間文化很多、很豐富，與方言有密切關系。在廈門大學工作一年后被調到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當時羅常培先生任所長，呂叔湘先生任副所長，主持日常工作。呂先生安排我和龔千炎當王力先生的助手，跟王先生學習研究古漢語詞匯。王先生那時兼任語言所的研究員，他具體指導我們研究《論語》詞匯，并安排我們在北大中文系進修。幾個月后，教育部與語言所合辦的“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第三期開學，呂先生在征得王力先生同意后，調我們回所參加語音研究班學習。我之所以說我的學術背景是漢語口語和漢語方言，是因為在這段時間我接受了語言學的嚴格訓練，而且從此逐步確立了學術研究的方向。當時給我們上課的有很好的老師，丁聲樹先生教我們音韻學，李榮先生教方言調查，徐世榮先生教北京語音，周殿福先生教國際音標，這幾位先生都非常盡心，整天都住在研究班教我們。還有兩個師資很強的輔導組：比如方言音韻組，有侯精一、張盛裕、金有景、高玉振、白婉如、錢曾怡等;北京語音輔導組有孫修章等。除此之外，經常來講課的還有呂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張志公先生、吳宗濟先生等。那時候我們幾乎沒有星期天和休息日，差不多每天都從早到晚接受語言學的嚴格訓練。學習結束后，我被派到方言研究組，跟隨丁聲樹先生、李榮先生學習調查研究方言，從那時起真正開始了漢語方言調查和研究，主要是參加昌黎方言調查。李榮先生認為，我是福建人，要想把方言研究好，首先要把自己的母方言研究好。他要求我調查研究閩南話和福建方言。那時全國正開展方言普查、整理，要對已調查的方言材料進行復查，并編寫方言概況。我參加了整理福建方言的工作，于是就有機會深入閩中、閩北，在一些縣里調查、復查方言，并參與編寫《福建省漢語方言概況》。方言調查研究，既要研究、分析方言，也要接觸了解社會，所以方言調查研究成為我以后研究社會語言學很重要的一個基礎。在這個過程中，我對口語研究也產生了興趣，因而寫了幾篇口語方面的文章，如《談談口語問題》，以及關于語言美問題的文章，還有 1983 年在《中國語文》發表的《略論漢語口語的規范》，較早提出了漢語口語的規范及普通話水平分等級的觀點，等等。以上這些都是我進行社會語言學研究有利的方面。因為研究方言首先要進行方言調查，在調查的過程中又要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以及相關的地域文化。方言調查中自然要接觸社會，并研究方言變化與社會變化的關系。口語也是一樣的，口語是語言表達的重要形式，與社會生活關系密切，口語變異現象非常豐富，這些與社會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即語言與社會的共變關系是相吻合的。這些對我研究社會語言學都是非常有利的條件。

　　二、我是怎樣對社會語言學產生興趣的

　　本來我對社會語言學一無所知，雖然讀過一些國內有關社會語言學的著作，比如羅常培先生的《語言與文化》、趙元任先生的《語言問題》、陳原先生的《語言與社會生活》等，但是讀得都不深入。上世紀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后各學術領域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那時我在語言所和《中國語文》雜志工作，閱讀了國外語言學資料與其他雜志上介紹社會語言學的文章，還有祝畹瑾先生翻譯的國外社會語言學的論文，包括她編輯的《社會語言學譯文集》。我一看到這些文章就非常感興趣，不自覺地接受了社會語言學的影響。由于當時的外文資料很少，加上我的外語水平受限制，不能讀原著，因而凡是看到有關的翻譯資料都借來閱讀研究，我深深感到社會語言學是研究語言與社會及文化的關系的，是研究社會語言變異現象的，是很有活力、很有發展前途的學科。前面已經講過，我從小關心社會，個人經歷中接觸社會也較多，長期以來比較關注方言與口語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深深感到我國的語言與語言生活豐富復雜，社會語言的變異多種多樣，可供研究的課題很多，因此我不自覺地喜歡上了社會語言學。

　　社會語言學的涉及面很廣，有宏觀社會語言學，也有微觀社會語言學;有理論社會語言學，也有應用社會語言學。我本人對兩個問題比較關注，就是社會語言變異和語言規劃。之所以對這兩個問題感興趣，與我的工作和個人興趣有關。社會語言千變萬化，而我平時又較關心社會語言的使用和社會語言的問題，因為我一直認為研究語言主要是為了更好地使用語言。從事社會語言的研究，其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使用語言;而語言的使用有各種各樣的變化與差異，這就必須進行很好的研究與規范。因此我很關注語言變異與語言規范，在這方面寫了一些東西。

　　上世紀 80 年代初，我參加關于語言美的活動，并就這方面寫的幾篇文章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完成的。還與于根元合寫了《語言美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小冊子，羅竹風先生在作序的時候評價說：“這實際上是一本普及社會語言學的書。”在調查研究方言的時候，比較早寫的與社會語言學有關的，是 1982 年與李如龍教授合寫的《碗窯閩南方言島二百多年間的變化》。那時我同李如龍教授去福建寧德調查方言，也想了解那里的畬語情況，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發現了碗窯閩南方言島這個值得研究的課題。那時正值春節，我在去參觀軍港碼頭的路上，聽到一個小學生說的方言不是當地的寧德話，而是閩南話。我就問這個小學生怎么會說閩南話，是不是從閩南來的，他告訴我他們全村都是說閩南話的。當時我就猜測這可能是由閩南移民形成的方言島。于是第二天我先去村里做調查。村子很大，村民大都是從閩南的南安和永春一帶來的移民，大都以燒制陶瓷為生，幾乎都說閩南話。大家知道，閩方言之間的差別是很大的，方言與方言之間不能溝通，閩南話與屬于閩東話的寧德話也不能通話。但是這個地方的人們語言能力很強，與當地人基本可以達到溝通的目的，這除了他們學習當地寧德話的原因外，可能和原來的方言已受當地方言的影響而發生變化有關，后來的調查結果驗證了我的猜測。我發現碗窯話的語音、詞匯系統，特別是韻母和常用詞匯的變化很大。就韻母來說，年輕人比老年人可能少 20 多個，初步分析與語言的社會應用有密切關系，于是用碗窯話與泉州話的韻書和地方戲曲腳本相比較，發現碗窯地方老一輩人所使用的閩南話比 200 多年前的泉州話還要古老，而青年一代的碗窯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般來說，語言遷移離母地越遠，可能保存母地語言的成分就越完整，如閩方言在語音方面，粵方言在詞匯方面保存中原地區和中古時期的語言成分最多，就是因為離母地遠了，母地語言已經發生變化，而遷移的語言受到這種變化的影響較少。當然，在語言的演變上，有些相關的理論可以進一步探討。我想通過這個例子說明有關碗窯方言島的研究看似是方言研究，實際也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

　　后來我又寫了一些社會語言學方面的文章。比如《漢語的人名和人名用字》《略論漢字與漢字文化的關系》《方言與民俗》《語言變異與社會及社會心理》《四代同堂的語言生活—— 陳延年一家語言使用的初步考察》《叫賣語言初探》等。《叫賣語言初探》這篇文章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錄制叫賣聲的基礎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后寫成的。叫賣語言是一種單向的言語交際，屬于社會語言學的領域語言研究范圍，過去沒有人從語言學角度涉獵這方面的問題。之后，我同胡士云、徐幼軍合寫一本研究叫賣語言的書稿，初步探討了叫賣語言的特點與規律。1998 年，我與許嘉璐先生主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叢書”時要收這本書，但是我自己對它不太滿意，覺得書稿有點高不成低不就，要改得好一些，恰逢那時我身體不好，沒有修改完成，所以這部書稿一直沒拿出去出版，作為未刊稿保存，等以后再說。叫賣語言是一種領域語言，應當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當時有人批評我，不對當務之急的問題進行研究，而去研究叫賣語言是不務正業。聽了這些批評，我不服氣，認為這是對這個研究的價值不了解，對領域語言研究的不理解。近期我還寫了《略論我國新時期的語言變異》等文章。我總認為，研究語言是為了豐富和發展社會語言生活，在調查研究叫賣語言時也有這種思想。

　　三、我研究社會語言學的幾點體會

　　首先，研究社會語言學要關注、研究、借鑒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與理論方法。社會語言學作為獨立完整的學科，是從國外引進的。盡管國外的社會與社會語言生活和中國社會與社會語言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但總有某些共同的規律可循。對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理論方法不僅過去學習、借鑒，今后還要不斷地關注、借鑒。當然，這種借鑒要有研究的基礎。目前我們的研究存在一個誤區，有一種盲目迷信國外學術的傾向，對國外的理論與方法研究不夠深入，而是生搬硬套。有些借鑒國外理論、方法的研究性文章內容空空洞洞，讓人讀來如墜云霧之中，表面上很唬人，但不解決問題，因為沒有立足于中國社會和社會語言生活的實際，這對我們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發展是很不利的。現在我們對國外的研究不夠，甚至介紹也不夠，也就不可能真正消化、借鑒它。吸收國外學術有用的成分，這應該是我國社會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當然國外的社會語言學理論方法不斷變化，總是花樣翻新，并非所有國外的東西都有價值，社會語言學也如此，如國外的階級、階層理論，有的對我們就不適用。所以我們在引進、借鑒國外社會語言學成果、理論時，需要進行認真研究與鑒別。

　　其次，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我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應立足于國內社會語言與語言生活，隨時觀察研究社會生活與語言生活的實際，而且要經常化。這種觀察能力的培養也是一種個人研究能力的培養。要不斷地創新，捕捉社會語言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進行調查研究，這樣才會有心得、有成果。這個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較難，要從年輕的時候就注意培養。尤其是現在，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生活變化很大，社會語言資源豐富，可供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問題非常多，如語言生活的變化與語言問題、城市社會方言問題、農村城鎮化的語言問題、西部大開發的語言問題、農民工進城的語言問題等。調查研究這些問題，可以為了解、解決社會問題提供幫助。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可能與我本人比較關心社會且熱心社會工作有關，我總不愿意把自己囿于一個狹隘的小圈子里。例如，幾代同堂是我們中國家庭生活的傳統模式，我一直關注幾代同堂的語言生活，1989 年也寫了一篇《四代同堂的語言生活》的文章，由于當時沒有更多的精力進一步做調查研究，這個問題只能摸一下就放下了。如果有精力的話，這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可以做成一篇很有價值的大論文。那時我在閩北調查方言，有一位發音人叫陳延年，他是小學教師，會講普通話，也會講閩南話，還會說屬于閩北方言的當地方言—— 順昌話，他家里的人會說好幾種話。我對他家的語言生活進行調查后了解到，原來這位教師的家庭關系比較復雜，語言生活非常豐富。他們村里大多數人家是從閩南搬來的，家里的老爺子本人只講閩南話，而且嚴格要求家人在家里使用閩南話。老太太是當地人，在老爺子占家庭核心地位的情況下學習使用閩南話。第二代有 3 個兒子，3 個人的職業分別為小學教師、生意人和農民。3 個兒子在家講閩南話，平時與當地人的交流都用當地的順昌話，外出時也說普通話，大兒子還會福州話。3 個兒媳的情況比較復雜：一個是福州人，娘家經濟條件比較好，本人又有文化，會說普通話、福州話，也會說閩南話，同丈夫、兒子一般說福州話，同公公婆婆說閩南話，同其他人一般說普通話;一個是江西人，娘家較窮，本人沒有文化，在家中一般說閩南話，也會順昌話，從不說江西話;一個是當地人，在家中說閩南話和順昌話。第三代的語言使用情況更為復雜，但總體上是講普通話較多，順昌話和閩南話必要時使用，可以說是一個過渡代。第四代則基本上是以普通話為主了，而閩南話僅懂一點，同爺爺奶奶交談時勉強說說，有時還會夾用普通話。就是在這樣一個語言環境復雜的大家庭里，語言交際卻是自如運轉的。各代使用語言的情況不一樣，但可以說閩南話與普通話是勢均力敵的，普通話正逐漸成為家庭中的第一語言。如果在他們家庭聚會時，觀察這一家庭的語言使用，一定會發現一些有價值的社會語言學問題，比如復雜的語碼轉換、語言變異現象、語音混合、詞匯語法混用，以及語言交際、語言變異與話題、語境、場合、對象的關系，等等。《四代同堂的語言生活》的研究可以說是為研究方言復雜地區的家庭語言生活摸索路子，即觀察社會生活與語言生活的變化趨勢，并進一步思考研究社會語言問題。在觀察時要善于考慮怎樣進行研究，研究哪些有價值的問題。觀察研究需要多方面的知識支持，包括語言學、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等等。只有具備較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相關知識，才有可能發現有研究價值的社會語言學問題。

　　第三，研究社會語言學需要具備較豐富的社會與相關學科知識。知識越豐富，研究的領域越廣闊、越深入。這里講的相關知識，不僅包括語言學理論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學、哲學、政治學等理論知識。各方面理論知識修養的儲備，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創新起很大作用。

　　最后一點，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相當寬泛的，研究應當抓住重點。每個人的視野、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主張集中精力深入地研究一兩個有理論意義與實用價值的社會語言問題，這種相對集中的研究，可以做出扎扎實實的成果，要比寬泛的什么都研究更有價值。例如國外微觀社會語言學的代表人物拉波夫，主要抓住了城市社會方言變異來研究，取得很多有價值的成果，并提出不少重要的理論，對社會語言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而宏觀社會語言學的代表人物費什曼也主要就語言規劃這些專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成就也很大。

　　四、我學術研究的局限性及研究中需要重視的幾個問題

　　首先，我的知識結構不夠完整，沒有受過嚴格的社會語言學訓練，社會語言學理論準備不足，對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理論、方法的研究、借鑒不夠。

　　其次，是受到外語能力的局限。我雖然學過英、俄、日 3 種外語，但是沒有一種能自由運用，不能自由閱讀。當時受到特定的歷史條件的限制，新中國成立前學習英語，新中國成立后認為英語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語言就不教了，所以沒有繼續學。大學及工作后學習俄語，有點起色，能夠閱讀翻譯一般專業著作，又趕上中蘇關系惡化，俄語又不用了，久而久之也就丟得差不多了。后來改學日語，能看一般的書報，但礙于面子不肯張口說，口語表達不太行，所以也沒有達到自由交流的程度。最重要的是當時社會不需要外語，自己又缺乏遠見，外語沒有掌握好，研究工作自然受到局限。你們年輕人處于一個開放的社會，交流的機會很多，外語一定要過關，而且要盡量多掌握一兩種外語。所謂過關，就是聽說讀寫都要達到一定水平，最好能自由交流。老一輩學者中有些外語就很好，所以他們能學貫中西，在學術研究上自由飛翔。陳原先生不是學語言學的，他之所以在社會語言學的領域有所建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外語很好，加上他的社會知識、文化知識豐富，學術功底深厚，且善于思考，將各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活學活用，因此才會在引進、建立社會語言學方面做出重要貢獻。我講這些話就是希望你們年輕人一定要豐富自己的知識，重視綜合能力，特別是外語能力的訓練與培養，能夠在學術領域里自由飛翔!

　　第三，要注重社會語言學的量化研究和分布研究。社會語言學研究語言與社會的關系，社會有不同的群體，不同群體使用語言會有所不同，語言變異的分布便不一致，這就需要更多地使用定量統計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語言變異的分布。在我的文章中，雖然也有一些定量的分析，但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定量統計分析。因而我要求我的學生要掌握這一研究方法。抽樣調查的方法也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有隨機的，也有非隨機的調查。1995 ～ 1996 年我曾經主持搞過當代語言生活調查，就是按嚴格的社會語言學隨機抽樣的調查統計方法進行，是由專家進行設計的，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和初步研究，后來因為各種原因而停止，深感遺憾。好在后來國家語委報請國務院批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這項調查嚴格按隨機抽樣方法進行，獲得了大量寶貴資料和數據，這有很大的意義。我們的研究并不要求所有的都要進行嚴格的統計學的抽樣調查和分析，但是進行社會語言學研究對定量的分析一定要重視，要用數據說話，這是最有說服力的。現在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學者，最好還能懂得高等數學、統計學，特別是會設計適合社會語言學調查統計需要的程序，這樣會大大提高我們的研究和工作效率。

　　還有一條，就是對重要的外國名著進行深入研究。在這方面我是很不夠的，你們一定要熟讀本學科的重要論著，而且一定要讀透。這一點上，呂叔湘先生和丁聲樹先生對我的影響最大，他們是我接觸最多的兩位先生。讀書分幾類，一類是為了瀏覽讀的，主要是為了擴充知識，熟悉資料，這類的書比較多，讀的量要大。另一類是重要的專書，這類的書要熟讀，要讀懂。所謂讀懂就是要能悟出書中的奧妙來。呂先生、丁先生讀過的書總是在書頁空白處批注得密密麻麻的，標注哪些是重要的、有用的，哪些是用處不大的，哪些應該借鑒，標注自己對書中觀點、材料的看法。在“文革”的時候，有人批斗呂先生說他崇洋媚外，重視外國的結構主義等西方的理論，要他批判這些理論。他回答說： “我研究還沒有研究好，怎么批判它?先得研究它，弄懂它，知道它有什么錯誤，怎么錯誤。”呂先生的話很有道理，大家都非常欽佩他在那個特殊的時候敢于講真話。

　　再補充一點，做研究要嚴謹。大家知道丁聲樹先生學貫古今中外，但是他做文章時，卻不像現在有些人所說的那樣“高產”。他常對我說：“讀書要研究書中的價值所在，知道自己在這方面該做什么;讀一本書要能對該書之說補充一點有用的，這也是好的，但不能空談。”在這方面丁先生對我的影響很大。有人批評丁先生不寫東西，他并不回應這些批評與指責。一次有機會跟他談起此事，他才解開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我問他：“您是大學問家，為什么不大寫東西?”他嘆口氣對我說了一句話：“章太啊，你不懂啊，寫文章，難哪!”后來慢慢地在實際研究工作中我才體會到他這句話的深意，寫文章確實不容易，寫好文章更難，先生的一句話讓我受益終生。丁先生寫東西在動筆行文之前，總是要做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把文章內容有關的問題都弄清楚才動筆。有時為了寫一篇三四千字的小文章，他背后的資料要有幾萬字。呂叔湘先生治學也非常嚴謹，他在語言所常說，年輕人到所里工作，應該先到《中國語文》雜志工作一段時間。那是非常實際的工作，很能鍛煉人。在編輯工作中會發現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發現問題就得去解決問題，這對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幫助。我在《中國語文》雜志任副主編時，每期出刊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的。每一期文章在認真編輯后都要送給時任主編的呂先生審閱，有時不免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呂先生看得很細，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發現問題立即嚴厲批評、指出。我們現在的年輕學者應當繼承這些優良的治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