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到地方：東莞家具產業的綠色化升級路徑

　　摘要：地方產業鏈嵌入全球價值鏈帶動綠色化升級的研究已開始成為經濟地理學關注的研究話題。在梳理國內外產業綠色化升級研究基礎上，構建發展中國家產業綠色化升級理論分析框架，以東莞市家具產業為案例，通過實地調研和半結構訪談法，分析東莞家具企業嵌入全球生產網絡的發展歷程，理清在全球化動力、國家和地方動力等兩大驅動力的作用下，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的路徑和動力機制。結果顯示：全球動力、國家和地方動力影響下的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路徑有差異，全球動力推動的綠色化升級被鎖定在有限范圍內，并對本地出口企業造成“可持續采購擠壓”，而國內綠色家具利基市場的形成和產業綠色化發展的制度環境對本地綠色化升級起關鍵作用。結論對理解中國制造業由外向型向內循環發展過程中產業綠色化升級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綠色化升級;全球價值鏈;本地生產網絡;產業綠色化;家具產業;東莞

　　沈靜; 王毅斌; 曹媛媛 地理研究 2021-12-08

　　1 引言

　　隨著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如何協調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已成為世界性難題。在這種背景下經濟的“綠色增長”越來越受到各國重視，經濟綠色增長理論強調，地方產業若想實現長時段內的可持續增長，它必須是“綠色”[1]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綠色供應鏈、生態工業園、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綠色產品認證等與產業綠色化相關的生產實踐層出不窮[2-4] ，同時西方企業通過全球價值鏈將其綠色化生產的要求傳遞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促進其企業走綠色化道路[5-7] 。近年來中國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和國內消費者對綠色產品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產業綠色化發展已成為大勢所趨，依靠產業綠色化升級推動本地產業綠色化發展也成為地方產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學界關于產業綠色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綠色化的理論構建、地方產業綠色化的實證研究和全球價值鏈下的綠色化升級研究等方面。對于產業綠色化理論研究而言，在探討產業綠色化概念的基礎上，依據綠色增長、生態現代化、可持續轉型等相關理論來構建產業綠色化的相關理論[1,8,9] 。對于地方產業綠色化的實證研究而言，以具體區域、城市、產業或者園區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內容包括通過構建指標體系和方法測度產業綠色化水平，探討產業綠色化發展的動力機制、資源型城市及污染性產業的綠色化轉型路徑等[10-17] ，其中，產業綠色化發展路徑關注經濟、技術和制度等手段實現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建設生態工業園和零碳社區以及發展新型綠色產業等[15-17] 。對于產業綠色化升級研究而言，重點關注各種經濟主體 (特別是發達國家領先企業) 如何通過全球價值鏈帶動產業綠色化，以及地方產業嵌入全球生產網絡實現耦合、解耦、再耦合等升級方式在一定程度實現綠色化的過程[5-7,18-22] 。綜上所述，以上3個研究方向各自沿著不同范式發展，理論構建關注綠色的社會技術系統重構，地方實踐重在地方產業綠色化測度和綠色化發展經驗總結，全球價值鏈視角重視領先企業通過全球價值鏈實現綠色化技術和標準的傳遞等，但較少研究將全球價值鏈和地方實踐兩個視角結合起來，研究發展中國家地方產業綠色化升級的路徑和動力機制。在經濟全球化下，產業綠色化升級實質上是全球和地方交互作用的地方實踐過程，理清這一過程的動力機制和作用路徑，不僅能為地方提供產業綠色化發展的理論支持和經驗總結，更有助于產業綠色化發展政策的制定。

　　本研究以東莞家具產業為例，從全球-地方視角研究其綠色化升級過程、動力和路徑。案例選擇緣由：一是家具產業作為傳統制造業，生產過程對環境影響較大，且家具成品的綠色化水平影響人體健康，消費者對家具產業的綠色化發展關注度較高;二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東莞從家具代理加工制造基地發展成為亞洲最大的家具集散中心和家具會展交易中心，2018年擁有規模以上家具企業377家(在全省占比為26%)，家具制造業出口總額達到46.5億美元 (在全省占比為24%、在全國占比為8.7%)，2012年被廣東省經信委認定為全省首個“廣東家具國際采購中心”。因此，本研究通過文獻梳理構建發展中國家產業綠色化升級的理論分析框架，實證分析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回答如下研究問題，即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的過程、動力機制和路徑是什么?創新性研究發展中國家產業在嵌入全球價值鏈過程中，全球和地方兩種力量如何交互作用共同推動地方產業綠色化升級，并分析兩種力量的作用方式和效果。以期為發展中國家傳統產業綠色化發展提供相關案例和經驗，也為理解中國制造業由外向型向內循環發展過程中產業綠色化升級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2 產業綠色化升級的理論基礎 2.1 產業綠色化升級的理論分析框架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產業綠色化也不再是某個國家和地方的生產實踐，而是通過全球價值鏈將不同國家聯系起來，共同促進產業綠色化發展，因此全球價值鏈的綠色化升級的概念也應運而生[5] 。全球價值鏈的產業綠色化升級，又稱環境升級 (environmental upgrading)，是指經濟主體通過改變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組織方式以提升全球價值鏈的環境表現、減少環境危害[6,21] 。綠色化升級強調發達國家市場和企業通過全球價值鏈將綠色化的技術和標準傳遞給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和企業，實現從原材料采購、設計、生產、銷售、運輸、廢物處置和回收利用等全產業鏈的綠色化[18,22] 。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的過程可分為過程升級、產品升級和功能 (組織) 升級。過程升級是指生產過程中使用環保新技術，產品升級是指采用環境友好的生產線以生產環保產品，過程和產品升級都被認為是技術性的環境升級;功能 (組織) 升級是全面提升管理和組織方式以實現全方位的綠色化[5,6,18,22,23] ，但這些升級的研究更多地是指企業層面的產業升級，很少有從產業鏈綠色化升級的角度進行研究。

　　發展中國家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綠色化升級的動力主要來自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圖 1)?，F有研究重點關注全球動力，如全球領先企業、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和國家政府、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在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的角色定位和行為方式。全球領先企業被認為在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中具有關鍵作用，它通過知識和技術的溢出、產品設計、綠色化標準和規范的采購要求等引導下游供應商提升環境表現[22] ，并通過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綠色化治理模式、權力關系和價值分配等影響綠色化升級的效果[24,25] 。De March等指出全球領先企業與供應商的權力關系不同，在購買者驅動的全球價值鏈綠色化中存在標準驅動的治理方式和合作驅動的治理方式[20] ;Khan 等也指出全球領先企業在價值鏈綠色化升級中有深度參與和淺度參與方式，深度參與是直接提供標準和技術支持，淺度參與是借助第三方認證提供標準認證，前者比后者對價值鏈綠色化升級更有效[26] 。但無論是深度參與還是淺度參與，發展中國家企業仍需承擔產業綠色化升級帶來的成本上升，有學者認為這是發達國家市場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可持續采購擠壓”[19,26] 。此外，其他主體如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在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中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以國際航運業綠色化升級為例，除了船運公司，港口當局和各種形式的合作組織在航運企業的節能減排中發揮重要作用[27,28] 。

　　發展中國家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產業綠色化升級的地方力量，主要包括本地企業、政府和相關組織等。相關研究多關注各主體在地方產業綠色化轉型中的作用方式，如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綠色采購、綠色管理制度等，政府通過環境管制、環境稅、經濟和制度鼓勵機制等，相關組織機構如標準制定機構、行業協會和消費者協會通過標準制定和認證、綠色消費引導和監督等方式促進本地產業綠色化轉型[4,15-17] 。但對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中地方力量的作用機制研究相對較少，現有研究關注發展中國家供應商的戰略耦合能力和本地各主體建構的綠色產品利基市場對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效果的影響[29] 。如有研究將供應商在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動力歸為被動型和主動型，前者是受領先企業和消費者壓力下的被動行為，后者是基于公司的環境戰略目標、提升競爭優勢、企業社會責任感和員工環境意識等主動行為[19,27] 。但是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行為，綠色化升級增加了生產成本，需要供應商通過戰略耦合能力消化這些成本，從而影響全球價值鏈綠色化升級的效果[6,19,26] 。又如Klooster等通過墨西哥瓦哈卡家具生產網絡的研究，也發現全球生產網絡外部化環境成本，其對本地家具產業綠色化發展的作用有限，必須通過本地企業、社群、政府和環境非政府機構等共同創造一個環境認證的木制家具利基市場，才能有效地實現本地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29] 。

　　發展中國家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產業綠色化升級過程，初始動力是受發達國家市場和領先企業的壓力，他們將相關綠色標準和技術傳遞給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企業和本地產業鏈綠色化升級的程度和持續能力，更有待于本地企業的耦合能力、利基市場的發育狀況以及國家和地方相關綠色化發展的制度環境等影響。此外，全球動力和地方動力不是孤立存在的，發達國家的綠色化制度、標準、技術等對發展中國家政府和企業具有示范作用，而發展中國家要想深度參與全球化且提升本地產業綠色化水平也應向發達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學習相關制度和技術等。在中國“國際國內雙循環”環境下，一方面企業應全面參與全球生產網絡中;另一方面隨著國內市場壯大、綠色消費意識增強和國家生態文明戰略建設，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提升了綠色化水平后，在國內市場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反之國內產業綠色化水平提升也使中國制造更具競爭力，國內企業能夠追趕全球領先企業，從而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全面升級。

　　2.2 家具產業的綠色化及其升級路徑

　　家具業是低端技術制造業之一，其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生產階段是分散的，可細分為原料供應、設計、生產加工、銷售等領域。家具產業是由買家驅動的價值鏈，通常由零售商、品牌營銷商和品牌制造商等管理和執行產品設計、市場營銷、分銷與零售等高附加值活動，而低附加價值的生產制造廠大都位于發展中國家[2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家具產業積極嵌入全球價值鏈，從原材料采購到最終的分銷環節均對接全球，現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家具制造國，但總體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生產制造環節。

　　家具產業的綠色化包括使用綠色原材料、綠色和人性化可拆分的設計、環境友好的清潔生產模式、綠色包裝材料以及綠色運輸等[30] 。目前綠色家具已在歐美發達國家成為主流。歐美等國家頒布一系列的法規和制度來限制家具產品的污染物排放指標、生產工廠的空氣指數以及廢物處置過程等，為原材料、產品和生產過程的綠色化提供規范和保障。如板材家具中甲醛排放的E級、F星級和P系列等標準，歐盟ROHS和REACH等標準對皮革、金屬等釋放有害物質的限制，美國的VOC和GREENGUARD等標準對家具中有機揮發物標準要求等。一些國際組織和第三方認證機構也制定相關生態認證體系，如原木的FSC、PEFC、SFI等認證體系，CENELEC和CEN機構制定的歐洲生態標志認證等。此外，大型家具零售企業也制定相關環保標準，如宜家家居用品采購的IWAY標準對生產過程的環保要求、產品綠色化等要求。近年來，中國家具產業綠色化發展較快，國家也制定了一系列家具綠色化的國家標準，推動家具產業鏈綠色化發展。2002 年 1 月，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頒布的《室內裝飾裝修材料有害物質限量》中有4項強制性標準與家具產品有關。2015年新的《環境保護法》出臺后，家具制品的大氣排放、有害物質等各種新標準陸續出臺。2017年12月《綠色產品評價 家具》(GB/T35607-2017)標準的出臺，明確了綠色家具產品的各項評價指標，有利地推動綠色家具的發展。但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家具產業綠色化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

　　家具產業的綠色化升級是指在全球價值鏈影響下本地家具產業提升環境表現和減少環境危害的過程。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的路徑也可以分為企業層面的過程升級、產品升級和組織升級，以及產業鏈綠色化，每種路徑的綠色化實踐和表現如表1所示。其中，過程升級和產品升級重在技術層面的改進和創新，較容易實現，組織升級是系統性的組織和管理體系的重構，實現難度較大，產業鏈綠色化升級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最終實現家具產品從搖籃到墳墓的生產管理體系則需技術經濟范式的全面轉變。

　　3 研究區概況與研究方法 3.1 研究區概況

　　東莞的家具產業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步，已成為全國重要的家具生產和集散中心。東莞家具制造及其相關企業共約3000家，且大部分為外資 (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投資)企業，形成集原木供應、板材和零部件制造商、家具生產、設計和展銷等為一體的家具生產鏈。2018年東莞家具業營業收入為326.84億元，2000—2018年其家具出口在全省的占比在22%~27%之間，在全國的占比在10%上下(表2)。東莞家具企業主要分布于境內的厚街鎮、大嶺山鎮、沙田鎮等鎮，其中厚街鎮因舉辦一年兩次的國際名家具展，被譽為“中國家具展覽之都”，大嶺山鎮則是中國家具出口第一鎮。

　　3.1.1 20 世紀 80 年代—90 年代初：起步階段 東莞家具產業的發展起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由于鄰近中國港澳地區的優越地理條件，大量的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家具制造企業遷移至東莞，包括一些國際知名家具品牌的代加工廠，既為東莞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先進的家具生產技術、現代化的家具設計和營銷模式，又刺激本地人集資創立生產家具的家庭式作坊(圖2)。本地東莞家具產業集群包括了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品牌制造商、零部件供應商和少量的家庭式家具小作坊，家具生產已經嵌入的全球生產網絡中，木材、皮革、玻璃等家具原料均從關境外 (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 進口，家具的加工制造在東莞的完成，再由廣州、深圳等地的家具經銷商將家具成品供應給關境外地區(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的大型家具采購商。

　　3.1.2 20世紀90年代中期—21世紀初期：擴張階段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更多的外資家具企業在東莞設廠，并帶動了家具零配件企業和木材、涂料、五金、皮革、布藝等原材料加工企業的迅速發展(圖3)。東莞本地家具小作坊也通過接受境外企業(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企業) 的外包訂單而迅速發展壯大成家具加工廠，有的甚至成長為品牌生產商。1999年3月創辦的國際名家具(東莞)展覽會，至今已連續舉辦40多屆，成為全球知名的家具會展之一。東莞家具業已形成家具產品設計、加工制造、會展、批發與零售等相對完整的家具產業鏈，發展成為亞洲著名的家具產業集聚地和家具產品的會展交易中心。此階段，東莞家具產業更深地嵌入全球生產網絡中，原木等原料來自世界各地，板材、涂料、生產設備、家具組裝制造等由本地生產，家具銷往全球。

　　3.1.3 2008年以來：轉型階段 2008年金融危機后，由于家具出口減少和國內家具市場需求增加，東莞家具企業在增加內銷的過程中，產業鏈不斷向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高附加價值環節發展 (圖 4)，至 2018 年形成規模以上家具企業 377 家，在全省的占比為 25.93%。2018年東莞市政府建立“東莞市厚街家具協同創新中心”致力于為本地家具企業提供創新家具設計、新材料應用、生產技術創新和推廣等服務。家具產業鏈在生產工序上實現更多生產環節的分離和專業化，形成了原木代理銷售商、板材制造商和供應商、家具組裝加工廠、零部件制造商和供應商等眾多中間環節企業。此階段，東莞家具產業更全面地嵌入全球生產網絡中，世界各地原木產地、中國內地和東南亞的家具代理加工廠、全球家具采購商與本地家具生產制造企業緊密相連，從以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為主向家具營銷、研發設計為主的高附加值生產環節轉型。

　　3.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數據和相關資料均來源于統計年鑒、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的研究報告。本研究運用“半結構訪談法”向東莞家具制造和零配件生產企業、經銷商、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和行業協會等了解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發展情況。企業的訪談主要了解其綠色化發展過程、方式和動力機制，政府和行業協會等相關機構的訪談主要了解其對綠色化發展的相關支持措施和實施情況。研究者分別于2019年1—3月、11月和2021年1月間實地共走訪調研了50家企業，受訪企業涵蓋了家具制造商、家具經銷商、板材經銷商、皮革經銷商、機械經銷商等，銷售范圍包括國內銷售企業和出口企業(表3)。

　　4 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的升級路徑

　　東莞家具產業從全球動力推動下的產業升級模式逐漸向全球和地方共同作用下的產業升級模式發展，因此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也遵循這樣一條道路，可分為全球動力為主導的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路徑，以及國家和地方動力主導的綠色化升級路徑。

　　4.1 全球動力主導下的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路徑

　　東莞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中全球動力的行動者，主要是國外領先企業、發達國家政府和消費者、相關國際組織 (圖5)，其中國外領先企業主要有宜家、Ashley、Glen Arbor、Hooker、Bernhardt、Universal、Omsaloo、Ethan Allen 等歐美知名家具企業。它們直接通過對全球價值鏈的控制和主導提出綠色化標準和要求。發達國家政府通過設置本國進口產品的綠色標準(被稱為綠色貿易壁壘)，直接影響東莞家具出口制造商的綠色化行為;而發達國家消費者的綠色消費觀念和國際綠色環保組織的環保游說等通過給國外領先企業施加壓力而間接影響東莞家具出口企業。此外，一些標準認證的國際機構如國際標準組織ISO14001環境質量管理體系認證、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 認證、PEFC認證 (森林認證) 理事會等，提供第三方綠色認證標準，以證明企業的生產和產品符合相關環保標準，為企業成為國際領先企業供應商提供通行證。綜上，領先企業對東莞家具出口企業的綠色化升級影響最大。在東莞家具企業調研中，國外領先企業以淺度參與的方式，主要借助第三方綠色認證標準對本地家具制造提出綠色要求，也有少數領先企業如宜家等有自己的綠色化采購標準要求。同時，領先企業也會親自或者委托第三方公司通過巡廠來檢查和評估出口企業生產的綠色化標準落實情況，但領先企業都無提供綠色化技術和知識支持等更深度的參與方式，這與Khan等對巴基斯坦服裝企業調研的結果一致[26] 。調研中也發現領先企業和發達國家市場將環境成本外部化，東莞家具企業表示其綠色化升級增加的額外成本是由企業自己承擔。企業一方面通過優化生產管理流程、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以綠色化水平的提升獲得領先企業更多的訂單等方式更深入耦合到全球生產網絡中消化這些額外成本。這就是相關研究中提到發達國家市場對本地家具出口企業的“可持續采購擠壓”現象[19,26] 。

　　全球化動力在東莞家具產業的不同發展階段對其綠色化升級的路徑存在差異。在起飛和擴張階段，家具出口制造企業按照全球領先提供綠色產品標準生產、采購其指定的國外符合環保標準的原材料等方式以達到其綠色化要求，以過程升級為主。到了轉型階段，隨著東莞家具出口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為許多國際知名大品牌代工，受不同出口市場的綠色化標準限制和全球領先企業更高的綠色化要求，主要以過程升級和產品升級為主。企業綠色化過程升級包括家具生產使用綠色化材料、采用節能減排的設備、設立檢測部門等。在綠色原材料上，由于國際領先企業需要出口企業對下游供應商進行嚴格篩查，其使用的原木、板材、皮革、涂料等原材料需具有環保標準的第三方認證證書，以證明其產品排放的甲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 等滿足相關綠色化要求。在33家受訪家具制造企業中，各家具廠所使用的原材料都不同程度地具有環保標準(表4)。相比而言歐美標準比國內標準相對要高，達到歐美標準的企業比例相對較少，主要以出口歐美的企業為主。企業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生產設備，如自動化油漆生產線、數控機床、污水處理設備等節能減排設備，設立檢測部門對原材料和產品進行前置檢測和產品的后置檢測等，以保障生產過程和產品的綠色化質量。企業綠色化產品升級包括生產具有綠色認證的產品、取得ISO14001認證、建立綠色化管理制度等。由于生態產品認證要求是產品從設計、使用和處理全過程符合環境要求，訪談企業僅了解某些港臺資大企業申請過某些的類似生態標簽。ISO14001環境質量管理體系認證要求企業提供環境影響報告、環保設備投入情況和環境管理制度等情況，調研的大企業都具有該認證，且企業反映領先企業很重視企業是否具有該認證。此外，大多數企業也都建立一套生產、監測、質量管理和廢物處置方面的綠色化管理制度，但制度的完善程度和執行情況有差異。

　　全球動力作用下的東莞家具產業鏈綠色化升級，主要有上游供應商的綠色化水平提升、本地產業鏈深度嵌入全球綠色化供應鏈、本地檢測機構和認證機構的發展等。本地原木、板材、皮革、金屬、塑料、玻璃、膠粘劑、涂料以及包裝材料等供應企業，因產業鏈綠色標準傳遞而改進生產設備和技術創新，生產符合國際綠色標準的產品，并取得相關認證，提升其綠色化水平，并分擔了家具出口企業環境外部性成本。例如2013年3 月歐盟實施《木材及木制品規例和新環保設計指令》要求出口到歐盟市場的木制品必須獲得“FSC認證”，該規定剛出臺時人造板生產成本提高10%左右，隨后國內市場供應 “FSC認證”木材的利基市場很快形成，供應商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認證原木價格下降，綠色壁壘帶來的額外環境成本部分被產業鏈消化，額外成本由10%降為1.5%左右。本地產業鏈深度嵌入全球綠色化供應鏈主要表現在，部分領先企業指定家具出口企業采購國外綠色認證的品牌原材料，以及部分國外環保材料因價格比國產低且環保標準高而被本地家具企業廣泛使用，調研了解到近幾年很多本地的涂料工廠倒閉就因為國外的家具涂料環保技術好且成本低。此外，本地相關專業機構，包括檢測機構和國際第三方認證機構在本地授權機構等，為出口家具企業提供產品環保檢測服務、出具被認證的檢測報告和國際標準認證證書，如FSC、ISO14001、歐盟CE認證等。

　　然而，在全球動力主導的綠色化升級中未發現綠色化功能升級，但發現出口企業的綠色化升級對本地家具企業的綠色化發展具有溢出效應。相關實證研究表明，由于發達國家領先企業對技術、市場、股權等方面的控制，發展中國家沿全球價值鏈的功能升級被鎖定在有限范圍內[31] ，本研究從綠色化升級的角度也發現同樣的現象。出口企業通過綠色化技術傳播和示范效應、技術人才溢出效應等帶動了本地企業使用綠色認證原材料、使用環保設備、取得相關環境認證、建立監測機構和管理制度等，間接幫助本地企業實現綠色化過程和產品升級。例如調研中有本地企業向出口企業學習采用國外認證的原材料，引進自動噴漆設備，也了解到某企業建立檢測實驗室的核心技術人員是從之前的外資家具企業中挖來的。

　　4.2 國家和地方動力主導下的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路徑

　　國家和地方動力的行動者，主要包括國家和省政府、地方政府、消費者、第三方組織和其他主體 (圖6)。國家和省政府主要負責制定綠色產業和環保相關的政策和標準，新《環境保護法》出臺以后，污染治理和污染物質的排放控制標準和執法力度越來越嚴格，國家相關政策鼓勵和推動清潔生產、節能環保、低碳、節水、綠色產業和綠色產品等的發展，并致力于推進綠色產品認證體系，如十環認證、綠色之星和綠色產品認證等。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執行國家相關標準和政策、制定地方鼓勵產業綠色化的相關措施等。近年來東莞市和各鎮街地方政府加強了環保執法，尤其對于生產過程中的苯、甲醛等有機物質，開料工序中的粉塵污染和廢水等監控和整治，2018—2021年東莞市環保部門處理家具企業的環保違法行為有265起，2015年至今核發25家家具企業的清潔生產審核①。并且，東莞市政府也積極推動綠色供應鏈的建設，2015年成為全國第一個綠色供應鏈管理試點城市，建立綠色供應鏈管理評價體系——東莞指數，現已有21家家具企業通過測試，推動建立家具產業綠色聯盟、綠色技術共享、獎勵企業綠色采購等措施探索東莞綠色供應鏈的發展。國內消費者通過在家具購買中的消費綠色偏好、自覺抵制環保劣跡的企業等行為推動和監督企業綠色化生產。第三方組織機構如家具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綠色認證機構等也對產業綠色化方面有促進作用，以消費者協會為例，定期對家具產品進行環保抽檢，并公布不合格企業和品牌名單，有效地監督企業提升綠色化水平以及引導社會輿論對綠色消費的認同。此外，其他主體包括企業周邊居民、企業員工、國內其他地區家具及配套企業等也發揮作用，如家具企業周邊居民對家具生產的環保投訴、企業員工因工作環境健康問題的離職、國內其他家具企業綠色化的示范作用和市場競爭等。在這些行動者的作用下，在國內中高端市場形成了綠色家具的利基市場，滿足特定消費者對綠色家具的需求，生產綠色家具的企業通過品牌聲譽和綠色認證會獲得較高利潤，進而刺激家具企業和產業開展綠色化升級的積極性。

　　2008年東莞家具產業進入轉型階段以后，東莞家具企業發展重心轉向國內市場。在上述各行動者的驅動下，東莞本地家具企業越來越重視家具生產過程的綠色化和產品綠色化，形成了過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但也出現少數企業綠色化降級。過程升級主要有通過引進節能減排的新設備和新技術、使用環保認證原材料、建立檢測部門等。以調研中A企業為例，A企業是一家由兩家相鄰的低端家具加工廠合并成而成，由于地方政府環保要求的提高，兩家工廠均無力單獨承擔更換低能耗生產設備的成本，因此通過合資更換設備，得以存活下來。產品升級包括產品線的全面綠色化，以及設計、產品認證、運輸、回收和管理制度等綠色化，并取得ISO14001、CQC認證、中國綠色環保產品等相關認證。以調研中B企業為例，引入綠色建筑建設生態廠房，僅屋頂的太陽能光伏板通過發電并入電網、光伏板隔熱等方式，一年為企業節約 20%左右的電費開支;同時，企業也在生產中引入智能化和數字化的設備來減少污染物質、粉塵、噪音等，并通過廢料余料全面再利用等措施提升企業綠色化水平。功能升級包括樹立其綠色環保的品牌聲譽、參與國家綠色家具標準的制定、綠色環保新技術和原材料開發等。在內銷過程中，很多東莞本地品牌企業認識到綠色健康是家具產業發展趨勢，并通過各種綠色化措施和標準認證努力維護其綠色聲譽。比如，一些出口轉內銷的品牌企業表示其利用出口歐美的綠色化生產經驗，在國內銷售具有歐洲環保標準、甚至比歐洲環保標準更為嚴格的家具產品，并獲得了產品綠色化的品牌溢價。此外，一些品牌家具企業建立自己的產品技術研發中心，聘請世界頂級的設計師進行家具綠色化設計，開發相關綠色技術和再生材料等，甚至有企業參與國家綠色家具標準的制定。比如，調研的C企業，作為大型品牌，從原材料供應、產品設計、生產、廢物處理和處置、產品檢測和回收等建立全過程綠色化管理流程和體系，也是國家標準《綠色產品評價 家具》(GB/T35607- 2017) 的主要起草單位，參與綠色家具標準的制定。調研中也發現企業綠色化降級的行為，主要指一些出口歐美企業原來擁有較高的綠色標準，但在內銷中瞄準國內的下沉市場，即三線、四線城市和農村鄉鎮的消費群體。由于其對產品的價格較為敏感，因此企業轉而生產更為廉價的家具，通過降低環保標準以減低成本，但達到國家基本環保標準。

　　家具企業綠色化升級也帶動家具產業鏈綠色化升級。具體路徑有淘汰環保不合格企業、提升家具原材料和零配件生產企業綠色化水平，以及綠色技術在企業之間的傳播和擴散，發展綠色化服務專業機構和環保設備生產企業等，基本形成本地家具產業的綠色產業鏈。在地方政府的環保嚴格執法下，一些環保不合格企業 (多為小企業) 關閉或者搬遷到其他地方，如2014—2015年東莞針對家具行業的污染整治行動中僅厚街鎮關閉搬遷家具企業85家②。同時，本地家具的各種原材料和零配件供應商也不斷綠色升級，以本地某環保材料公司為例，通過技術創新將農作物秸稈作為主要原料生產“零甲醛板材”。綠色環保技術、工藝和材料的創新，也加劇綠色技術在企業之間的傳播和擴散，如數控機床、油性漆改水性漆等技術的廣泛使用。家具企業的綠色化升級也帶動了本地家具環保設備生產，并向智能化、自動化和數字化發展以提升綠色化水平，還有環保監測、專業污染物的處理公司、檢測機構、家具創新中心、設計研究院、標準認證代理機構、線上和線下各交易平臺等相關機構為家具綠色化發展提供各種專業服務。例如，東莞家具協同創新中心將健康家具作為發展重點，開展創新設計、新材料研發、智能生產裝備研發等，又如線上和線下的銷售平臺也參與家具綠色化監督和引導工作中等。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構建了發展中國家產業綠色化升級理論分析框架，以東莞市家具產業為案例，通過實地調研和半結構訪談法，理清東莞家具企業在全球化動力、國家和地方動力等兩大驅動力的作用下，家具產業綠色化升級的路徑和動力機制。結論如下：

　　(1) 在發展中國家綠色化升級過程中，全球動力、國家和地方動力共同推動地方產業綠色化升級。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企業先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來實現綠色化的過程升級和產品升級，并積累產業綠色化的相關知識和培育本地綠色供應鏈的發展;然后隨著國內綠色化利基市場的形成和制度環境的完善，實現過程、產品和功能的綠色化升級，以及完善本地綠色產業鏈，也提升本地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耦合能力，從而發展成為全球領先企業。但東莞家具企業實證調研中，某些本地企業已發展成為國內領先企業，但離領先企業還任重道遠。

　　(2) 發展中國家產業在嵌入全球價值鏈過程中，產業綠色化升級過程被鎖定在有限范圍內的，并需承擔發達國家外部化的綠色化成本。東莞家具產業的案例發現，由于東莞家具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仍然處于中低端的位置，難以進入價值較高的品牌和銷售等環節，無法在全球價值鏈中通過綠色化的功能升級享有綠色化升級帶來的品牌溢價，也就無更多的資金反哺企業進一步綠色化升級。并且本地出口企業還要承擔領先企業和發達國家市場外部化的綠色化成本，存在其他研究所說的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采購擠壓”[19,26] ，因此需要本地企業增強其在全球價值鏈的耦合能力，以及完善本地產業鏈的配套能力，以分擔額外的環境成本。

　　(3) 國內綠色產品利基市場的形成和制度環境在產業綠色化升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東莞案例調研中發現，由于國內綠色家具的市場需求擴大，形成綠色家具和相關綠色原材料的利基市場，企業依靠綠色產品優勢形成品牌溢價，享受綠色化帶來的紅利。同時，國家和地方政府支持產業綠色發展的制度環境不斷完善，本地企業將嵌入全球價值鏈獲得綠色化技術、標準要求和管理經驗等轉換到國內市場中，并且不斷進行綠色化技術創新和擴散，實現產業綠色化的全面升級。但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企業都能進入到國內綠色家具的利基市場中，調研中也發現某些出口轉內銷的企業，只能以下沉市場為目標，出現企業綠色化降級的現象。

　　東莞的案例從綠色化角度分析產業升級，為當前國內經濟大循環背景下，出口企業如何把參與全球生產網絡中獲得的比較優勢與國內市場的需求結合起來，生產高質量產品，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同時增強企業競爭力，也使企業有更強的耦合能力參與全球價值鏈。本研究也發現，在全球動力作用下的綠色化升級中，需要企業增強耦合能力以應對發達國家外部化的綠色化成本，在國家和地方力量下的綠色化升級中需要推動完善國內綠色產品的利基市場和相應的政策環境。因此，未來的發展應從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耦合能力、健全綠色產品的利基市場、完善國家產業綠色發展的政策環境等三方面提供政策啟示。從提升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耦合能力方面，提升企業綠色化技術水平、知識積累和管理水平，保障綠色化產業鏈的良性發展，引導綠色供應鏈聯盟的建設，鼓勵共性工廠和生態循環產業園的建設，通過自身綠色化能力水平的提升成為全球領先企業戰略合作伙伴等。從健全綠色產品的利基市場方面，重點在建立規范統一的綠色產品標準、認證、標識體系，推動綠色產品認證國際互認，引導綠色消費，加強對綠色產品的市場監督等。從完善國家產業綠色發展的政策環境方面，不僅在環保制度建設上，而且要引導產業綠色發展。比如，產業綠色發展的經濟激勵機制、稅收和金融支持政策、建立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完善保護綠色消費的法律法規體系、推動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完善產品回收和循環利用體系等。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是作為質性研究，雖然運用企業訪談和實地調研方法了解家具企業綠色化的行為方式和動力機制，但難以全面回答東莞家具產業和企業的綠色化水平等問題。未來的研究可以考慮運用大數據分析，突破定量分析中衡量行業綠色化指標和相關數據難以獲取的難題，全面衡量產業綠色化，為產業綠色化發展提供相關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