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變化新趨勢下經濟轉型新動力探析

　　摘要:2017 年人口數據帶來一個重要事實,二胎放開帶來的新生人口增長效應是有限的,我國正步入“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人口新階段。 恰逢經濟轉型迫在眉睫,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為主導的產業升級任務將不可避免地與人口新趨勢融合起來,由此帶來新的動力因素和經濟增長契機。關鍵詞:新生人口;低出生率;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業;經濟轉型新動力;內需

　　中圖分類號:F2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 - 9146(2019)02 - 0026 - 06

　　《南方人口》是由中山大學主管、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主辦、南方人口編輯部出版發行的人口學學術刊物，主編是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李若建教授。《南方人口》自1986年從內部刊物《廣東人口》易名并公開出版，至今共出版了97期。

　　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的主動性,經濟轉型是一個經濟體為了擺脫發展陷阱和困難而通過各種手段對經濟結構、經濟政策進行調整的“ 主動行為” 。 我國已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主動轉型,從計劃轉向了市場;現在又面臨第二次轉型的契機與挑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要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升級。 很顯然,這次轉型與勞動力因素,也就是人口問題息息相關。 恰逢中國人口狀態發生了內生性、根本性的變化,并產生了新的趨勢。 同時我們追求的不再是單純經濟增長,而是向更

　　高經濟形態邁進,由此可推斷,人口因素將是未來中國經濟轉型最活躍、最具主觀能動性的動力因素之一。

　　一、人口新變化和趨勢解讀

　　總體看來,中國新生人口第一次出現了明顯下降。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 年出生人口 1 723 萬,相比 2016 年的 1 786 萬,下降 63 萬。 這一現象能夠引起舉國上下輿論關注,主要原因在于———全面放開二胎的 2016 年比 2015 年多出生 191 萬人,成為新千年來中國大陸出生人口最高的年份,這喜人

　　的數據大大提高了各方面預測人口增長的口徑;當時,就連最悲觀的人口坍塌論代表梁建章也十分樂觀,“ 生育高峰可能出現在 2017 年,當年新生兒數量可能在 1 800 萬到 2 000 萬之間。 這可能是本世紀以來乃至未來百年之內新生兒最多的一年。” [1] 2017 年新生兒不升反降的反轉現實,引起了人們的深度關注和廣泛焦慮。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趨勢問題,而人們對于新趨勢的共識也正來源于這一次預測落空所帶來的背后原因深挖。 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司司長李希如分析:2017 年出生人口比上年有所減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數量下降較多;2017 年一孩出生人數僅為 724 萬人,比 2016 年減少 249 萬人[2] 。 由此可見,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胎減少,而二胎的增長又公認是不穩定、甚至曇花一現的,它與適齡婦女的人口蓄積、財產積累等因素密切相關。

　　例如城鎮化過程中最積聚人口的一線城市,原本是中青年婦女和中國家庭資產最豐盛的區塊,在歷經數十年的人口正增長以后,上海、北京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 2017 年全年經濟數據顯示:常住人口 2 170. 7 萬人,比上年減少 2. 2 萬人,下降 0. 1% ,為 2000 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另外,常住人口出生率也從 2016 年的 9. 32‰下降到 2017 年的 9. 06‰,增長率為 - 0. 26‰。 《 上海

　　市 2015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則顯示,早在 2015 年就已出現戶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

　　“ 負” 的現象,其中當年出生 10. 38 萬人,死亡 11. 5 萬人,增長率為 - 0. 78‰。

　　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人們終于達成共識:下降的趨勢正在形成,并且很可能是不可扭轉的。 以較為激烈的雪崩論、坍塌論為例,盡管正反雙方還處于辯駁期,但從雙方共同擁護和采信的權威論據來看,差別僅在于人口減少的程度。 比如,支持的一方采用的往往是聯合國《 世界人口展望》2017 年修訂版中的最低生育率(1. 3) 方案測算結果,即中國人口或跌至 6. 13 億;而反對雪崩論的一方支持和采納的是該

　　文本九套方案中的“ 中方案”,其生育率指標是 1. 6 至 1. 8,這更符合現下中國 1. 5 到 1. 6 生育率的真實水平。 即使按“ 中方案” 走,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也將下降到 10. 2 億水平[3] ,但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國[4] 。

　　二、人口下降趨勢主因分析

　　不論是激進方案,還是保守方案,雙方的估算都已印證了以往的系列研究。 回顧這些冷靜階段的研究成果,對于消減當下的輿論沖激性不無裨益。 這些已經擁有社會公信力的成熟觀點還可以用來沖破當下正、反觀點膠著的爭執狀態,并從更宏觀的時間維度上來還原事情的本來面目,探析中國人口下降趨勢的深度原因。

　　從歷史上看,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世界人口結構經歷過三個階段:農業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期( 也叫二元社會) 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工業社會完成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這三個階段更替中,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是人類生產力進步,而生產力進步對當下世界人口的最大影響又表現為福利水平提高和社會化養老模式的到來。

　　中國已經基本走過第一、二階段,眼下最重要的趨勢性問題在于中國有沒有真正到達第三階段。二、三階段都擁有“ 低死亡率” 的特征,所以“ 低出生率” 才是區別兩階段的根本標志點。 由此而來的重點是:2017 年中國人口所呈現的新生人口負增長、低出生率,這個轉折點是真是偽? 如果這個轉折點是由高房價單一引起的,也就是與生產力水平提高無關,那么這個轉折點就是偽的、不可持續的;如果這個轉折點是由生產力進步引起的,那么它就是真實的、可持續的。

　　已往研究結論和國家權威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在 2010 - 2011 年度過“ 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開始減退;2012 年我國 15 ~ 59 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首次出現下降,之后連年縮減,至今已是第六個年頭;2015 年全國 1% 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總和生育率僅為 1. 05,這個數據低于世界銀行公布的 2014 年

　　199 個國家和地區平均生育率水平;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國已經老齡化和低死亡率,平均壽命達 74. 83 歲;2016 年《 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顯示,全市戶籍人口平均期望壽命 83. 18 歲,其中男性 80. 83 歲,女性 85. 61 歲,這樣的低死亡率已相當世界發達國家水平。

　　從以上數據看,中國在 2017 年確實已經走到了“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第三階段。 這與生產力進步、快節奏生活方式全面鋪開、城市化進程相關,也與醫療、養老福利保障大面積提升相關。 事實上,人口持續的低死亡率、平均壽命的穩定增長,這兩項也是醫療、養老改善的鐵證。 相比之下,高房價只是一個階段性因素,而不是根本性因素。 換言之,中國大眾輿論預感“ 中國人口下降趨勢不可扭轉” 的大方向,很可能是正確的,或者說是中國步入工業社會所必經的一個階段。 但原因分析的房價焦點卻可能是失焦的、單一的、情緒化的。 如果眼下發生的只是由高房價單一引起的低出生率現象,那么未來就不會形成穩定的人口趨勢可供經濟轉型大目標來參考、研究和行動。

　　相反,如果中國人口下降趨勢未來走向不可逆轉,那么它勢必與養老、醫療福利保障相關,與國人生活方式改變相關,與生產力進步相關。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少生觀念、少生模式從出現,到流行,到鞏固,最終是要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 “ 少生孩子多賺錢” 這種口頭流行觀念,終于在 2017 年落實到了明顯的“ 行為事實” 上來,這本質上反映的是中國人養老模式、醫療模式,還有城市化、快節奏生活方式的累進和質變。

　　從反向事例上看,如果中國沒有真正走到“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第三階段,那么中國人從根本上就依靠不了社會化養老模式和醫療福利保障,那么人們即使再辛苦、再貧窮,也會傾向于多生孩子來用

　　作養老、醫療保障,畢竟剛剛過去的幾代人都是這樣應對的,人們完全可以選擇退回去。 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農業戶籍人口的“ 一孩化” 現象正在普遍發生。 早在 2006 年,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2006 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 顯示,全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 1. 73 個。 而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 1. 78 個和 1. 60 個,兩者已經非常接近。其后,更權威、更全面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農村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僅有 1. 44,與城鎮人口相比,僅僅高出 0. 46。 這種現象與我們城鎮化進程是相關的,這里提到的農業戶口育齡婦女,按照常住人口算,其實大部分已實現在城鎮居留和工作;到了 2018 年,這些人口中的大部分更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轉變成為新城鎮人口;而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教化作用,它既促使了人們的自我覺醒,改變了醫療、養老等生活方式,還客觀地增加了養孩子成本和期望值,最終導致生育率下降。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宋健、劉爽,中國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等通過實地調研也發現,甘肅、山西、河北、江蘇、湖北一些允許生二胎的農村地區,人們常常放棄生二胎,這樣的現象已不在少數,城鄉的生育觀和生育行為隨著經濟發展已經呈現趨同現象,“ 在獨生子女較多的地區,‘ 只生一個’ 往往已經形成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文化。” [5] 對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形象解釋道:過去農村較高的生育率尚可補償城市的極低生育率,但很多農村年輕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臨著更大的生活壓力,且脫離了之前的親友氛圍,生育觀念在向城市靠攏[6] 。

　　現實與過往兩部分研究均已表明,第三階段的“ 低出生率” 現象在 2017 年已經成形,并很可能成為一種趨勢持續下去。 二胎改變不了這種趨勢,同樣,高房價也不是這種趨勢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主因在于中國人走向了積累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的新生活模式。 “‘ 養兒防老’ 是以前多生的經濟動因之一,但隨著養老社會化的普及和社會觀念的改變,這個動力已基本消失。 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極少指望今后靠孩子來養老。” [6] 如果中國政府和社會能持續加強這兩大保障系統,那么少子化、低出生率現象就會持續下去,徹底進入第三階段人口狀態。 開弓沒有回頭箭,環顧現代工業國家普遍人口狀況,低出生率一旦成形就絕少反彈,這需要我們正視和重視。 在這一過程中“ 人口斷崖式下跌”“ 未富先老” 等具體風險,才是需要我們在實現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在不斷向前發展中去化解的。

　　三、人口變化新趨勢蘊含經濟轉型新動力

　　人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內含“ 以人為本” 的目標和前提,人口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至關重要因素。 到了第二次轉型時期,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對于中國人口因素的倚重更是到達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本輪轉型已注定與人口變化及其趨勢息息相關。 隨之,人口變化產生的新動力因素將會直接影響到經濟轉型的動力源泉。

　　經濟轉型動力一般分為兩類,內生性的發展需求和外生性的競爭需求。 我們關注人口變化新趨勢對經濟轉型產生的動力因素,其實就是在關注內生性動力,它主要包括需求、供給兩個方向,而人口因素則牽制著需求和供給兩個方向的經濟發展全要素。 過往的發展史告訴我們,人口紅利是中國第一次經濟轉型中的強大動力因素,它從需求端、供給端雙雙刺激了經濟增長,蔡舫、陸旸、王豐、安德魯·梅森等國內外學者通過不同模型的研究都給出過相似的觀點和結論,并廣為大眾所接受。 以下分別從需求端、供給端兩個方向來挖掘、觀察本輪人口變化新趨勢對于經濟轉型產生的動力因素。

　　過往我們在這方面的思維十分受限,比如國內有一種學術傳統,十分支持莫迪利安尼( Modigliani 1954) 等人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說。 該學說將人的一生分為少年、中年、老年三個階段,而人在中年時期被認為是儲蓄率最高的,到了老年時期則被認為沒有什么錢可用來消費和投資了。

　　事實真如此嗎? 這一適用于西方的學說其實在中國卻是頗有爭議性和差異性的,比如中國城市老年人口穩定而持續十四年之久(2005 ~ 2018) 的退休工資連漲現象,這造成城市老人退休工資與中低層工作者的實際收入并不相差多少,部分單位退休金還可媲美中上層工作者的收入;另外,城市老年人口天然擁有的房地產資產又經歷了近二十年的連續增值現象;中國老人還普遍擁有長年儲蓄積累的習慣等;可以這么說,超一億基數的城市老年人口是具有相當投資和消費潛力的龐大人群。 未來,中國還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口( 比如 2018 年面臨搶人、送戶口現象的 820 萬大學畢業生) 正在擁有城市戶籍的養老、醫療、子女義務教育免學費書費等高水平的福利保障;還有近四億基數的中等收入群體(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 2018 公布數據) 正在步入老齡化;我們完全有可能打破西方經濟學的生命周期假說定論,從老年人口的需求端,開發出經濟轉型的新動力,從而力促中國經濟轉型。

　　老年人口需求端引發的第三產業結構調整中,旅游業的成績已經很突出。 根據中投顧問產業研究中心《2016 - 2020 年中國老年旅游市場深度調研及開發戰略研究報告》 評估及預測,2015 年老年出境游同比增長 217% ,增速遠高于國內游( 當年國內老年游增速也高達 95% ) 。 可支配收入高,健康狀況良好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這使得老年旅游成為目前旅游客群細分市場中最具潛力的藍海市場。

　　政府在應對老齡人口產業新需求方面,也已做出及時的配合步驟。 2015 年 8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 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 ,其中第十四條明確指出要“ 積極發展老年旅游”,老年旅游市場的巨大體量和發展前景已從政策層面得到肯定。 法規配套方面,國家旅游局 2016 年 9 月 1 日實施的《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務規范》已經細致到落實各年齡段老年人口旅游出行的安全協定、直系親屬簽字、隨團配備醫生等細節規范。 在中國特色老齡人口需求端引發的旅游產業轉型升級上,可以說市場已經走在理論前頭,并且做得有聲有色,規模上、質量上都已具有轉型成功的良好勢頭。

　　總體看來,“ 產業結構的重心從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或者說以制造業為代表的舊時經濟逐漸轉向以服務業為代表的新經濟” [7] ,其勢頭已十分明顯。 第三產業中,除了醫療、養老這兩大基本需求外,正在被中國實業界拓展的經濟需求還有很多,比如老年人的網購、健身、游戲、影視、娛樂、旅游、保險、種植、環保、參與新農村建設等等,甚至還有老年人口的“ 創業需求” 可待開發。 更深層面講,這些正向需求得到滿足和釋放后,那些以騙老人錢財為目的層出不窮的投資、騙保、偽劣保健品、養生服務等負面需求,才可能漸漸退出資源資金被錯配的混亂市場,從而為第三產業全面升級構建基礎。

　　2017 人口新變化不是一件值得恐慌的事,中國人口走過頂峰后掉頭向下,這具有相當的必然性。資源瓶頸,環境污染,二胎效應下降,我們要接受現實、順勢而為,把經濟轉型升級的大目標與人口動力新因素清晰地結合起來。 一旦“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的第三階段人口格局正式奠定,中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群體將撐起一、二產業中“ 互聯網 + ” 、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等為代表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任務;而中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群體則可以做大做強第三產業中的諸多服務行業,滿足老齡人口日益龐大的內生性需求。 在人口結構倒金字塔的現實面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以人為本” 的大前提面前,所有勞動力資源都將是十分寶貴的。 從人力資源方面我們可以預測,轉型升級后的中國市場經濟將是一個更加尊重勞動、勞動者的經濟形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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