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搬遷時代易地扶貧搬遷如何實現長效減貧?

　　摘 要：當前，我國易地扶貧搬遷即將全面進入工作目標為“穩得住”“可致富”“能發展”的后搬遷時代，工作目標的達致依賴長效減貧機制的建構。從社區營造視角并結合易地扶貧搬遷地方實踐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認為通過社區營造推動移民安置社區從過渡型逐漸轉變為發展共同體，是實現搬遷戶長效減貧的可行路徑。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區營造聚焦在三個層面：社區主體層面，營造社區多元主體并促進其積極參與社區發展與貧困治理，從而激發社區內部的組織化減貧動力;社會空間層面，營造制度空間、公共空間、生計空間等多維空間，在社區秩序、社會交往和保護性生計的營造中促進移民的社區融入與生計安全;社會關聯層面，營造緊密利益關聯并借助具體社會關系的“傳幫帶”，促進移民提升自我發展能力。通過“社區主體-社會空間-社會關聯”三位一體的社區營造，移民安置社區的發展導向不僅是一種強化社區移民之間社會和心理聯結的生活共同體，更是一種融入共同性的經濟發展與能力建設的發展共同體。

　　關鍵詞：后搬遷時代;過渡型社區;社區營造;社區發展共同體

　　《福建農林大學學報》是綜合性學術理論刊物，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理論為指導，貫徹科學發展觀，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主要反映該校的兩個文明建設，刊發學術文章，反映科研成果，指導教學實踐，交流科教學術信息，促進科教學術的繁榮發展。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邊疆地區項目(17XJC840003);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人文社會科學項目(2018RWSK16);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科研啟動費項目(Z109021641)

　　作者簡介：王蒙(1988-)，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貧困治理。

　　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頒布，標志著我國扶貧開發邁入脫貧攻堅階段。其中，易地扶貧搬遷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頭號工程。據統計，全國約1 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需要在“十三五”期間完成搬遷，搬遷規模占貧困總人口的近1/5。當前，“搬得出”任務將要完成，即將全面邁入工作目標為“穩得住”“能致富”“可發展”的后搬遷時代。易地扶貧搬遷是一項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包括搬遷階段的計劃、動員、安置地點建設、實施搬遷，還包括安置階段的環境適應、社區建設與經濟發展、社會融合和治理轉型[1]。貧困人口在搬遷階段的“搬得出”，能緩解貧困空間對貧困人口脫貧發展的結構性束縛，卻只是貧困治理的第一步。換言之，安置階段的“穩得住”“能致富”“可發展”才是長效減貧的關鍵。由此，探討易地扶貧搬遷如何在后搬遷時代實現長效減貧，對打贏脫貧攻堅戰以及2020年之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具有重要意義。

　　縱觀我國易地扶貧搬遷30余年的實踐經驗，可以發現長效減貧的實現并非易事。例如，在最早實施易地扶貧搬遷的“三西”地區，貧困仍是一些移民村正在攻克的難題[2]。由此，絕大多數學者聚焦于剖析易地扶貧搬遷為何難以實現長效減貧，形成3種基本分析路徑：(1)政治權變分析路徑，認為壓力型體制中的基層政府有自身的主體性與利益訴求，催生出政策執行的變通性并在許多情況下阻礙長效減貧的實現[3-4]。(2)生計分析路徑，認為易地扶貧搬遷在總體上改善了移民的生計狀況，但是部分移民因生計空間受到嚴重擠壓陷入貧困[5-6]。(3)社會網絡分析路徑，認為安置階段移民社會網絡斷裂是影響移民社區融入、可持續生計的關鍵因素[7-8]。針對上述阻滯因素，學者們提出改善扶貧瞄準機制[9]、實施差異化搬遷政策[10]、優化基層治理能力[11]、增加安置階段的政策扶持[12]、改善移民生計空間[6]、強化產業支撐[13]、建構移民社會網絡[14]等政策建議。不過，政策建議的針對性與有效性需經過進一步探討與檢驗[15]。

　　綜上，既有研究強調易地扶貧搬遷的空間遷移與再造整體性地改善了移民群體的生計狀況，同時存在諸多阻礙減貧目標達致的因素。然而既有研究對長效減貧機制的建構缺乏深入分析，過度強調發展干預造成“制度”與“生活”的對抗，忽視兩者在地方實踐中融合的可能性。此外，已有研究對移民安置社區的“過渡型社區”屬性關注不夠，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社區生成的行政主導性、社區原子化、定居不穩定性、社區共同體意識缺失及治理結構不完善等屬性所導致的社區治理復雜性，較少關注社區組織化所能發揮的減貧作用。基于此，本文引入社區營造視角，聚焦于高原藏區國家扶貧工作重點A縣的易地扶貧搬遷地方實踐，通過剖析“過渡型”移民安置社區營造，以闡釋后搬遷時代易地扶貧搬遷如何實現長效減貧。

　　二、“過渡型”移民安置社區營造：一種分析路徑

　　作為一種社區發展理念與實踐，社區營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英美，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先后廣泛實踐于日韓和我國臺灣地區，旨在解決城市化進程相伴生的“鄉村過疏化”問題。廣義范疇，社區營造是指針對不同社區的歷史傳統、區位環境、發展階段和現實特征，通過營造社區居民共同關切的公共性議題，發起持續性的集體行動，推動居民的積極參與和群體性互動，建立居民彼此之間以及居民與社區環境之間的協調互動關系，以提高居民及社區共同體的生活福祉[16]。在理念上，日韓和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強調在外部力量有限干預的情況下，通過社區社會資本“自下而上”的培育以及社區發展能力的提升，營造新的社區共同體、新的“人”新的“文化”，最終實現社區的自組織、自治理和自發展[17]。不過，日韓和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以國家與社會分離基礎上的社會運動為核心，難以契合我國大陸地區社會治理的制度環境和治理情境，需要在批判、反思外來社區營造理念的基礎上探索本土性的社區營造路徑。

　　在我國貧困治理中，社區營造理念與農村精準扶貧具有一定的價值契合性，體現為強調通過培育社區社會資本增強社區發展能力，進而促進貧困社區的內源性發展[18]。特別是對易地扶貧搬遷而言，移民安置社區的發展能力建設是推動易地扶貧搬遷實現長效減貧的重要路徑。這是由于，易地扶貧搬遷的長效減貧在根本上依賴貧困移民個體能力的提升，但是直接作用于貧困移民個體能力提升的發展干預方式成本高昂且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在扶貧過程中，鑒于大量非到戶性質的國家扶貧資源在農村社區這一平臺與貧困人口對接，可以借助社區的治理能力和發展能力將扶貧資源轉化為減貧效果[19]。此外，貧困移民個體能力提升是一種建構在貧困移民適應、融入新社區環境并保證生計安全基礎之上的自我發展能力提升，這種復合性的能力建設需要嵌入移民安置社區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