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又稱生態女權主義，是當代西方環境運動與女性運動結合而形成的社會變革需求的文化思潮。1974年法國女學者奧波妮在《女人或死亡》一書中首次提出生態女權主義的概念，號召婦女領導一場生態運動，重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女性主義的主要觀點是批判男權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贊頌女性貼近自然的美好本質，進而呼吁兩性之間的相互平等及人類征服大自然的錯誤思想的改變。納桑尼爾•霍桑是美國文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小說家之一，隨著生態女性主義在中國研究的發展，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一新興的理論成為研究霍桑作品的一個新方向，在這一新的視野下的霍桑研究發現霍桑的女性主義研究可以與其自然社會環境研究相結合來進行。

一、霍桑的時代背景和人生演繹

作家的人生演繹和時代背景與其作品中的主題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霍桑的祖先是薩拉姆鎮上的名門望族，然而歷史為他提供的他的父輩們的形象是很不光彩的和父權的：壓抑、苛刻、殘暴、專制和厭惡女人，例如，約翰•霍桑將許多被控為女巫的婦女判處死刑；威廉•霍桑是殖民地最可怕的法官。受其祖先的影響，霍桑的許多作品的社會背景都是以父權制和壓迫婦女為特點的。霍桑4歲喪父，之后跟母親和兩個姐妹相依為命，霍桑直接體驗了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無權、無能的處境帶來的生活困苦。

19世紀中期，婦女運動在美國達到鼎盛時期，1845年，瑪格麗特•富勒出版《十九世紀的女性》一書中提出的男女平等的觀點，在美國社會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在她們的影響下，霍桑逐漸意識到女性在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當時的美國正處于多事之秋，婦女運動在19世紀到達鼎盛時期，而在國外，革命的浪潮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這種長期與女性的密切關系和當時女權運動在社會上的反響結合起來，使霍桑很自然地關注婦女在社會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這種關注很容易在其作品中流露出來。霍桑童年在緬因州快樂而自由的生活，使得他對大自然有著深切的熱愛。長大后，霍桑與愛默生、梭羅等超驗主義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受其影響，霍桑加入布魯克農莊———美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超驗主義烏托邦共同體之一，超驗主義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在他的作品中，霍桑一方面反映自然人和社會人的沖突，另一方面提倡建立一個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平等和諧的社會。霍桑的生活背景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促使其在作品中對自然和女性持同情的態度，追溯壓迫女性和自然的根源———父權制社會，倡導探尋建立一個烏托邦，即一個人人平等的和諧社會。

二、霍桑作品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受其人生經歷和時代背景的影響，霍桑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蘊涵著超前的生態女性主義意識，本文將以《紅字》《拉帕其尼的女兒》《胎記》三篇小說為例來闡釋作者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一）女性與自然的交融

《紅字》《拉帕其尼的女兒》《胎記》三篇小說都體現了自然與女性的緊密結合與水乳交融。霍桑的成名作《紅字》中第一章———獄門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蘭跨出的監獄門檻上就生長了一叢野玫瑰，并且在六月的天氣里綴滿了寶石般晶瑩的花朵。因為不公正的男權主義的壓迫海斯特受到痛苦的折磨，然而當她投入森林的懷抱，丟棄壓在她胸前的徽記，她那蘊蓄的活力一下子就迸發了出來，大自然也立刻做出了回應：“———突然之間，好像天顏頓開，陽光普照，一股強光射入陰暗的森林，使每一片綠葉都喜氣洋洋，使所有的落地黃葉都煥發金光，使千年古木的灰色樹干也閃閃發光。”①海斯特的女兒小珠兒這一激情的產物，也是自然的具體體現，珠兒天生與社會環境格格不入，只有回到森林中，她才會像一個大自然美麗快樂的小精靈:她想入非非地同水潭中自己的倒影逗著玩，招手讓它出來。她用白樺樹皮做了很多小船，裝上螺殼送往大海。她還采集各種海草編成圍巾、披風和頭飾，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小美人魚的樣子。當小珠兒在森林中玩耍時，她并未驚嚇到森林中的小動物，一只鷓鴣鳥，一只鴿子，還有一只小松鼠和一只狐貍，甚至一頭狼：都注視著她，而且毫無懼意。也許這些慈母般的森林所養育的這些野生動物都從這個“人類的孩子身上完全認出了近似的野性”。②《拉帕其尼的女兒》中醫生拉帕其尼將女兒貝亞特麗切從人類中放逐，在小說中自始至終都與她父親花園里的毒花毒草為伴。喬瓦尼初次看到貝亞特麗切時不禁對她與花園的交融感到毛骨悚然：“因為這位陌生美人給他這么一種印象，似乎她也是一朵花，是這些花木的人類姐妹。”③當貝亞特麗切與噴池上開滿寶石一般花朵的華麗植物對話時，“她極熱情地伸出手臂，拉著樹枝，親親熱熱地擁抱，以致她的臉孔為樹枝覆蓋住了，她發亮的卷發和花朵全然纏繞在一塊了。”④在這部小說中，對自然和女性美麗的刻畫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命運與大自然的遭遇是相互映照的。

（二）父權制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壓迫

在《紅字》《拉帕其尼的女兒》《胎記》這三部小說中，霍桑通過男人對女人壓迫的描寫，贊揚女性人物的同時也批判了男性人物。《紅字》的社會背景是17世紀受清教統治的波士頓，清教徒們在這里建立了嚴酷的法律和宗教法規來愚弄、麻醉、壓迫婦女。在這樣的父權制的男權社會中，男人是社會的中心，而女人則受到排斥和壓迫。連羅杰•奇林沃思自己都承認：“是我首先傷害了你，把你那含苞欲放的青春跟我這老朽結成了錯誤的、不合自然規律的關系，從而葬送了你的青春。”⑤在他目睹海斯特在刑臺上受罰時，他沒有絲毫的憐憫，只是出于自己蒙受的羞辱而要報復，從而把她推上更痛苦的邊緣。牧師丁梅斯代爾和海斯特一同犯下通奸罪，本來應該受到懲罰，然而由于他的虛偽，為了保全自己的名節與前途，他退縮了，讓她一個人獨自承受嚴厲的懲罰，而且他還裝模作樣地與那些丑惡統治者一同審問海斯特。由于犯有通奸罪，當權者對海斯特實施當時最為嚴厲的刑罰———站在絞刑臺上示眾幾個小時，而且終生在胸前佩戴紅“A”字。在《胎記》《拉帕其尼的女兒》中，女性被父權制文化嚴重物化，阿爾默和拉帕其尼將妻、女視為自己擁有絕對所有權和支配權的財產、實驗品。阿爾默在美容實驗前利用天竺葵驗證藥效，妻子在他眼中與一株植物毫無區別。拉帕其尼迫使女兒以毒花毒草為伴，并終身替他執行常人無法完成的任務，也充分表明他從未將女兒當人看待。兩位男性都極力掩蓋自己的罪行，不斷對其掩飾和美化：阿爾默聲稱他決心根除妻子臉上胎記的目的是為了讓妻子的身體與靈魂變得一樣完美無缺，并故意夸贊她是最高尚的、最親愛的、最溫柔的妻子。拉帕其尼為掩蓋自己的罪行，則將改造過的女兒稱為我驕傲和勝利的女兒，并企圖表明，他改造女兒的真正目的是想讓她勝人一籌，是出于替女兒著想的好意。最終兩位女性的幸福和生命都被自己的男性親人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