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深深打上了經濟全球化的烙印。經濟全球化推動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1］經濟全球化通過國際專業分工帶動了我國就業結構的演變，［2］經濟全球化促進了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化。［3］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對外貿易結構的升級和優化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4］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風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成熟的國家，我國能夠成功地規避幾次大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沖擊，并促進經濟結構的升級，說明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有其自己獨特的發展經驗。這不僅有利于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理論支持，而且對同樣處于經濟全球化下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

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GDP由1978年的3645.22億元快速增至2010年的401202.0億元。人均GDP也由1978年的381.23元增加到2010年的29992元，平均年增長率為15.12%(見圖1)。根據GDP變化及其他指標可以把我國經濟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1978～1987年)

這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帶動這一階段經濟發展的主要是農業。由于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拉動了農村乃至全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但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仍處于調整、蓄勢時期，而對外貿易總量也極為有限。

(二)第二階段(1988～1995年)

這一階段GDP比初始階段發展速度更快。農業雖然繼續發展，但受耕地面積等因素的影響，農業發展開始放緩。同時，第二產業有了明顯發展。第三產業雖然也開始發展，但相對第二產業，發展相對較慢。在該階段，對外貿易開始有一定程度的加快，但步伐并不大。此外，從1978年開始，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需求上升，消費價格指數上升較快，我國經濟進入通貨膨脹時期。治理通貨膨脹成為該階段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三)第三階段(1996～2002年)

相對于上一階段，該階段經濟發展速度有所回落。這是由于國家集中于治理通貨膨脹，從而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的結果。但由于財政政策“容易過頭”的缺陷，治理通貨膨脹的財政政策導致中國經濟走向了其反面———通貨緊縮。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趨勢日趨顯著。因此，中央明確提出要把擴大內需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一項長期戰略方針，改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宏觀政策取向的這一重大調整，對保持經濟較快增長發揮了關鍵作用。

(四)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

根據GDP的構成及其他相關統計，這一階段的工業與建筑業產值迅速膨脹，固定資產投資迅速增加，對外貿易快速發展。該階段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是帶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產生了較大的沖擊。為刺激經濟，中央實施了4萬億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了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在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價格指數不斷上升，我國進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期。從我國經濟發展歷程看，可得出以下結論:其一，產業結構變動對我國經濟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其二，我國的對外貿易總量不斷增加，而且結構不斷優化。其三，在我國經濟總體上的平穩快速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而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就業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優化，甚至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無一不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因此，剖析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結構演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產業結構升級

從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看，第一產業比重總體上處于下降趨勢，第二產業相對穩定，而第三產業總體上升(見圖2)。我國的產業結構呈現不斷升級的態勢，但產業結構仍不發達:第二產業所占比重仍然偏大，第三產業偏低。根據相關研究，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發展存在一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張曉明就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人均GDP增加2.485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人均GDP增加2.872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人均GDP增加3.0050個百分點。其中，第三產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最大，第二產業和第一產業相繼次之。

［5］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條件:(1)對外貿易可以解決我國產品結構性短缺和結構性過剩問題。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傳統生產能力會過剩，而發展對外貿易可以為過剩生產能力提供新的機會，從而完成產業結構轉換。另一方面，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一些短缺的產品可以通過進口的途徑來獲取。(2)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吸引的FDI為產業結構升級創造了契機。FDI不僅彌補了我國的資金缺口，而且拓展了新的產業發展空間，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動力。(3)經濟全球化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技術支持。(4)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企業可以走出國門，承接服務外包業務，進一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我國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應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潮流，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

三、經濟全球化與我國就業結構變動

根據統計資料顯示，1978年從事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所占的比重為70.5%，遠遠高于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的比重。此后，從事第一產業勞動力的比重總體上呈下降態勢，到2010年下降到36.7%。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則呈波動式上升的特征，但始終低于第一產業的比重(見圖3)，第一產業就業比重線向右下方延伸，而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線則向右上延伸，但前者位置始終位于后兩者之上。在1993年之前，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始終大于第三產業的比重，而從1994年開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則一直大于從事第二產業的比重。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基本上是同步演進的。因此，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就業結構也會得以優化，而就業結構的優化反過來也會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葛雨飛通過對1978～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結構的實證研究發現，就業結構的變化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程度較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