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經歷了長期的戰亂，以時間順序計，其中有唐與各民族之間的戰爭、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安史亂后反擊吐蕃人侵的戰爭、巴蜀兩湖地區的軍閥混戰等，這些戰爭只有前一種發生在邊塞，后三種則屬內地戰亂。據初步統計，在杜甫的１４００多首詩歌中，集中描寫邊塞和戰亂的詩歌３００余首，直接描寫邊塞征戰的詩歌超過４０余首［１］。在這些詩歌之中，既有唐王朝為維護邊境及商路安全而進行的反侵略戰爭，也有唐王朝平定叛亂的戰爭以及唐王朝及地方軍閥為拓疆封侯而進行的侵略戰爭、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而進行的自相殘殺，及鎮壓農民起義的戰爭。羅宗強《唐詩小史》中寫道，杜甫的詩歌“反映了那個動亂的時代，特別是寫了這場大戰亂給底層人民帶來的血淚災難。他的詩可以說就是安史之亂中唐社會的畫卷”。本文通過對杜甫詩歌中描寫戰爭或者以戰爭為背景的詩歌的語言形式的細讀，探討這一類詩歌總體的語言形式所包含的復雜的情感特征。

杜甫的詩歌，人稱“詩史”。唐人孟?ぁ侗臼率?bull;高逸》中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２］。“安史之亂”是歷史的說法，實際上，就是一場國內戰爭。杜甫的詩歌之所以有“詩史”之名，也正是因為他的詩歌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紛繁的戰亂或者戰爭的史實。他描寫了百姓在戰爭中承受的苦難，以深廣生動、血肉飽滿的形象，展現了戰火中整個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歷史事件，在他的詩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７５６）唐軍陳陶大敗，繼又敗于青坂，杜甫寫作了《悲陳陶》、《悲青坂》；收復兩京，杜甫寫了《收京三首》、《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九節度兵圍鄴城，杜甫寫了《洗兵馬》；后來九節度兵敗鄴城，為補充兵員而沿途征兵，杜甫寫有“三吏”、“三別”等等，而這些詩歌，與戰爭有著深刻的關聯。正是連綿不斷的戰爭為杜甫創造了詩歌創作的廣闊的歷史背景，提供了素材，正是在此基礎上，詩人在自己的憂國憂民的感情中凝練出別具一格的詩歌作品。

“視角”或“敘述視角”（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ｉｎｔ　ｏｆＶｉｅｗ，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Ｓｅｅｉｎｇ　Ｅｙｅ，Ｆｏｃｕｓ　ｏｆ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也叫敘事視角，是指敘事時觀察事物的角度。其最初來源于西方現代小說理論，在敘事學誕生以后，其研究不再僅僅局限于小說范疇，而是拓展到其它領域。在敘事學中，不同的視角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總體來看，申丹在其《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一書中將其概括為外視角和內視角的九種類型［３］。杜甫的戰爭詩歌既有外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外），也有內視角（觀察者處于故事之內），外視角中，如《石壕吏》屬于旁觀式視角。杜甫的戰爭詩歌多數以內視角為主，即觀察者處于作品之中，作者杜甫在作品中承擔了某一角色，有自己的身份與話語和情感。這一敘述視角基本上是以敘述者杜甫本人的所看、所感為出發點，其優點在于既可以敘事，又可以發表議論，比較自如地表達思想感情、反映人物心理。因而其敘事視角可能會不斷地變換，即使是在單篇詩歌之中。

旁觀式視角：白描旁觀式視角指的是敘事者相當于攝像機的鏡頭那樣，如實記錄下事件的經過，這一視角具有較強的逼真性和客觀性。眾所周知，杜甫是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而在文學流派當中，寫實可以說是現實主義區別于其他流派的主要特點之一。但是，杜甫涉及戰爭題材詩歌中的寫實，不是象現實主義或者新寫實主義小說那樣如實地刻畫戰爭的殘酷場面，也不是為了刻畫某個典型人物性格，恰恰相反，他的寫實，更多的是白描，抓住具體特征，進行簡單的勾畫和敘述，不講求精雕細刻，而求總體概括，或者用簡短的筆墨交代事實（這些事實本身就含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如著名的“入門聞號眺，幼子餓已卒”句等等），是為了整個詩歌的情感和思想服務，讓思想通過語言形式展現出來。即“寓主觀于客觀，也就是將自己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４］這一特點尤其集中體現在他的“新樂府”敘事詩當中，其中“三吏”、“三別”這兩組著名詩歌當是記事描寫的名篇。

“三吏”、“三別”這兩組著名詩歌是根據作者在唐軍相州敗后，從洛陽返華州的所見所聞而寫成的即事名篇的“新樂府”敘事詩。表現了詩人極其復雜的感情：既同情人民的苦難，又希望人民參加平叛戰爭，且表現了其時人民顧全大局的犧牲精神，還深刻地揭露并指斥了統治階級的罪惡。這些特征，都是以敘事寫實的筆墨點畫了出來，而作者則往往以似不帶感情的觀看者身份的敘事視角出發進行客觀敘述，筆墨不多，但作者那份赤子之情卻于不經意間流露在言表之中。如在《石壕吏》這首五言古詩中，杜甫從一個客觀的旁觀者的敘述視角出發，描寫了一個悲慘的故事。全詩篇幅不長，一共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內容卻十分豐富。它以“耳聞”為線索，按時間的順序，由暮至夜，再到夜久，最后到天明，一步步深入；從投宿寫起，到天明告別結束；從官吏夜間捉人，到老婦隨往；從老翁逾墻逃走，到事后潛歸；從詩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別，整個故事有開始、發展、高潮、結局，情節完整，并頗為緊張。詩的首尾是敘事，中間用對話，活動著的人物有五六個之多。詩人并沒有發表片言只語，而是借老婦人之口，訴說了她一家的不幸遭遇。整首詩歌，處處呼應，環環相扣，層次十分清楚。但是，在這首詩歌里，杜甫以寫實的筆調敘述了安史之亂時期一家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字里行間沒有半句議論或者抒情，而作者的情感早已經蘊藏在其中，讓戰爭給勞動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的災難之情在其寫實的語句中滲透出來。

另外，這一視角利用白描的手法還體現在詩人杜甫對于戰爭場面、背景等的描寫方面。如“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作者以敘述者之眼再現了戰爭的現實圖景。再如《后出塞》第二首中“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句，以簡練的筆墨呈現意象，勾勒出一幅兵士們行軍和宿營時的壯烈的環境，間接地襯托了它們的勇敢和堅強。即使是篇幅很短的記事絕句，也是以及其簡練的筆墨描摹事態。如《三絕句》即是如此。清人浦起龍說：“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但杜甫的詩歌并不是一味客觀的敘事［５］，用詩歌去寫歷史，而是站在敘述者的角度，以寫實的筆墨在深刻反映和描畫現實的同時，通過自己獨特的風格表達出作者的情感和愛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