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經》（TheHolyBible，簡稱TheBible）不僅是基督教的經典，也是一部文化大書和文學巨著。《圣經》文本最早于唐貞觀9年（公元635年）由景教傳教士帶入中土，“翻經書殿，問道宮闈”，可見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的記載。《圣經》最初翻譯成漢語時，當時的譯者按照我國把重要著作稱為“經”的傳統，取其“神圣典范”、“天經地義”之意，譯為《圣經》（樂峰、文庸，1995：345）。實際上，“圣經”漢語書名曾有“真經”、“圣經”和“古新圣經”、“圣書”和“新/舊遺詔書”、“舊新約全書”或“新舊約全書”的歷史沿革。如今“圣經”一詞也成了華人世界對這部基督教的經典的專稱。本文擬對漢語“圣經”書名的由來和演變做出綜述性的探究，以厘清漢語《圣經》版本的歷史脈絡。

1、唐代的漢語“圣經”書名

《中國翻譯詞典》收錄的“中國翻譯大事記”（林煌天，1997：1134—1146），列舉了從唐代至1919年間的漢語《圣經》翻譯九大事件和主要版本。這份記錄雖然涵蓋了《圣經》漢譯史上的重要事件，但是還存在以下不足：（1）對唐代的《圣經》譯本表述模糊；（2）遺漏了兩個《圣經》重要版本“巴設譯本”和《古新圣經》；（3）官話和合本的出版時間有誤，確切時間是1919年4月22日；（4）未收錄1919年之后《圣經》漢譯的重要事件和《圣經》版本，特別是中國翻譯家的《圣經》單卷或片斷翻譯。（任東升，2007:114）有的學者（文庸，1992：31）根據唐代《圣經》漢語文本的卷數和音譯名判斷，景教士的翻譯藍本是古敘利亞語《圣經》。翻譯出來的《圣經》書卷有《天寶藏經》（即《舊約詩篇》）、《多惠王經》（即《大衛王詩篇》）、《阿斯瞿利容經》（即《福音書》）、《渾元經》（即《舊約創世記》）、《牟世法王經》（即《舊約出埃及記》）、《啟真經》（即《啟示錄》）等三十部（趙維本，1993：9—10；鄒振環，1996：38）。可惜的是，迄今還沒有發現景教《圣經》的正式譯本，或可能早已失傳。所謂“《圣經》漢譯片斷《序聽迷詩所經》譯成”之說，不夠嚴謹。景教士初來中土，他們不懂漢語，協助他們翻譯或撰述以《圣經》為主要內容的景教經典時，也像佛經當初傳入中國一樣，只能是西人口述、華人抄錄、?寫。中國學者認為該書乃“補綴新舊兩約圣書之文”（朱謙之，1993：118）。

2、明末清初的漢語“圣經”書名

17世紀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時，面對的是一個擁有強盛文學于經典傳統的社會，他們被迫融入這種環境。耶穌會士以“經”來對應基督教的圣典，借助于“經”這個字來表明西方也有經典之作的傳統，同時把基督教的著述與這個儒家和佛教的“經”擺在同一個水平。耶穌會士在“經”字前加入了“圣”字，以表示他們的“經”具有神圣的啟示，《圣經》乃“神啟”的文本。1635年，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取材于《新約》福音書關于耶穌生平故事的著作《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刊行，該書標題有一注釋：“即萬日略圣經大旨”。“圣經”一詞最早公開的出現應該如是。1636—1642年間，陽馬諾（ManuelDias，jr.，1574—1659）的14卷巨著《圣經直解》印行，應是“圣經”一詞首次出現于書名，但該書不屬于《圣經》的中文翻譯。羅馬教廷駐清庭的公使賀清泰（P.L.Depoirot，1753—1814）于1750—1800年間根據哲羅姆的《通俗拉丁文譯本》（Vulgate，382—405），用官話翻譯了除大部分先知書和《雅歌》之外的《舊約》和《新約》內容34卷，取名《古新圣經》，但是沒有刊行。不過，這是“圣經”二字首次正式用于《圣經》譯本書名。《古新圣經》雖然沒有刊行、流傳，然而解答這部書的白話《古新圣經問答》在1862年刻印出版，遂使《古新圣經》的名望傳播開來。

3、19世紀的漢語“圣經”書名演變

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于1807年進入中國，便著手用漢語翻譯《圣經》。1823年，馬禮遜和米憐完成整部《圣經》的翻譯時，取名《神天圣書》，共21卷為線裝書。后來，麥都思、郭實臘等修訂馬禮遜譯本和重譯《圣經》，用過新/舊“遺詔圣書”和“遺詔書”。1843年，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12人在香港召集有關圣經翻譯的專門會議，他們決定用簡明的“圣經”二字來代表基督教經典的書名。傳教士認為，“圣經”二字也可以指儒家的所有經典，等于在基督教傳統與儒家傳統之間設置了獨特的平行。1853年至1868年翻譯出版的“高德譯本”，取名《圣經新舊遺詔全書》。這里我們查考一下“太平天國”推出的所謂“圣經”。有學者認為，19世紀中葉中國基督教會通用的主要《圣經》為郭實臘譯本（謝雪如，1984）。郭實臘（K.F.A.Gutzlaff，1903—1851；又譯“郭士立”）曾與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第一位來華的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馬禮遜之子小馬禮遜（J.R.Morrison）組成的四人翻譯小組，重譯過《圣經》，其中《舊約》差不多出自郭實臘一人之手，取名《舊遺詔書》。郭實臘后來對四人小組譯本中的《新約》部分做過反復修訂，取名《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陳惠榮，1986：16）。郭實臘修訂的《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曾流傳于太平天國軍隊中，太平天國政權的文告中引用的《圣經》經文大多摘自其中（梁工，1996：706）。洪秀全于1853年“欽定”推出了幾部以郭實臘的譯本為根據、經過刪節的《圣經》版本。據說洪秀全手下有500人從事圣經的漢譯和改編工作。太平天國使用的《圣經》，除了一部取自《新約》的《欽定前遺詔圣書》，其他均為經過刪節的版本，名稱多樣。如《舊遺詔圣書》封面醒目的漢字“舊遺詔圣書”兩邊為一對飛舞的雙龍，上方為一對鳳凰，封面頂部“太平天國三年癸好初刻”字樣。遲至1920年，周作人仍然把漢語《圣經》稱作“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