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底層敘事”成為當代文壇極具影響力的文學現象，由于他關注現實，與當下生活的緊密聯系，受到作家、讀者乃至評論家的歡迎。特別是2004年以來，隨著曹征路的《那兒》、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的面世，關于底層的創作與研討更是讓“底層文學”的概念大放光芒。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家競相涌現，有羅偉章、陳應松、尤鳳偉、劉慶邦、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賈平凹、遲子建等也將筆觸伸向底層。由于底層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1］(P47)所以他們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而被他者言說。因此在作家的代言、媒體的宣揚與底層讀者期待視野中出現了不同的底層形象。

一、底層文學中的“底層”人物敘事

底層文學中的底層人物大都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作家似乎帶有“苦難焦慮癥式”的心態認為凡是底層就必然生活貧困、缺少歡樂、還經常遭遇難以預料的不幸。在作品中運用大量的篇幅來刻意書寫底層人物的悲慘命運。為了讓命運坎坷多舛的人物最終走上毀滅道路，不惜采用疊加式的方法敘述苦難，將種種意想不到的不幸與災難降臨到作品主人公身上，甚至采用極端化的充滿血腥味的場面來渲染苦難的強度。［2］(P28)荊永鳴的《北京的候鳥》中，到北京謀生的“來泰”，充滿希望的以為在首都很快就能過上好日子，可是他拉三輪車卻被保安無辜毆打。《我們的路》中春妹的被騙、賀兵的死、工錢被扣、工人為了工錢向老板下跪。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紅梅身上的各種極端不幸卻令人深思。父親為了在火災中搶救工廠的財產而被燒傷致死，婆婆又癱瘓在床，自己成了下崗工人，為了生計好不容易愛上的那個人又偏偏是個無賴……所有倒霉的事都輪到了她，所有這些好像都是為了將她逼到絕境，使她在無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

《那兒》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崗后也賣過早餐試圖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兒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錢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可以說作者總是唯恐底層人物苦難不足，將大量的不幸予以堆積來凸顯人物的悲慘命運。在一些底層文學作品中為了加強苦難的震撼力，作家采用夸張而又荒誕的手法來描寫一些充滿血腥恐怖氣息的場面。《馬嘶嶺血案》一位窮困的農民和“我”僅僅為了二十元錢殺掉了勘察隊所有的人，最后殺紅眼的九財叔連我也不放過。其中九財叔連殺七人的場面，作者運用大量的篇幅將其敘述的驚心動魄、鮮血四濺，充滿暴力色彩。九財叔與勘察隊之間的矛盾是被夸大了的城鄉沖突的體現，是人與人之間因隔閡而不能溝通的結果。《太平狗》中程大種與他的太平狗來到城市時，狗被驅逐、人被排斥。他為了證明狗沒有狂犬病，將自己的手指伸進狗嘴里，緊擠狗的牙齒讓它咬破自己的手。當狗嘴里流出人血時，他高興的告訴周圍人狗時健康的，沒有狂犬病。他以自我的折磨換的別人對他和狗的暫時寬容。城鄉處于二元對立之中，農民在面對城市時自我內心總有一種自卑感，他們為了生存、有時甚至不惜采用自我折磨的方式來換得城里人認可。

底層人物一直試圖改變自己的生活，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城市是他們想象中的樂土。他們千方百計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尋找命運轉變的奇跡。盡管他們都曾經努力過，可作品中的他們總是迫于生活的壓力在苦難中一步步走向了墮落。作者在描寫底層女性時將她們首先放在一個很貧困的環境中，而且為了生活、或是為了自己的某位患病親人在極度需要錢的情況下走上了出賣肉體的道路。這種墮落成為她們沒有辦法的選擇，以此來換得人們(讀者)對這種行為的同情與理解。邵麗的《明慧的圣誕》中明惠看到從城里回來的桃子賺了錢受到村民的羨慕，來到城市便直奔洗浴中心做了最能賺錢的按摩女。王手《鄉下姑娘李美鳳》中的李美鳳身體被老板占用的過程中心理沒有任何的不愿和悔恨，她似乎因能找到這樣的“靠山”、能拿身體賺錢而感到欣慰。《家園何處》中何香停進城后先是在張繼的引誘下失身，接著又被轉給別人玩弄，最后她也自覺地走上了賣身的路。杜秀蘭剛剛做了家庭保姆照顧一位癱瘓在床的老太太時感到工作不錯，很快卻成了寶良、貝良兄弟的情婦，繼而被介紹給他們的朋友去做(《女傭》)。還有像尤風偉《泥鰍》中的陶鳳、寇蘭，這些如花的生命都走上歧途。“當代小說似乎離開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層的艱難與困境”，“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層艱難的苦果，倒像是一顆讓人難以咂摸的怪味豆”。［3］(P35)作品中的底層女子在窮困與無奈中只有墮落到靠出賣肉體來謀生，這成為她們唯一的出路。她們大都是柔弱善良的，在生活重壓下被迫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她們的轉變過程應該充滿矛盾與沖突，可作品沒有寫出她們的內心煎熬，沒有心理的不安與自責。似乎金錢的獲得就可彌補她們的損失，錢成為她們放棄人格和尊嚴的理由。作品中過多的性話語與性描寫的存在使底層文學在如何正確地塑造女性形象成為一個亟需重新審視的問題。

底層敘事中的女性農民工進城之后由于種種原因淪為按摩女、二奶的現象在底層文學中屢見不鮮。而男性農民工墮落的抒寫則大多由窮苦走向憤怒，因憤怒而導致一種失去理性的報復。尤風偉的《泥鰍》中，蔡毅江本是一個來城市在一家搬運公司打工的善良本分的農民，在一次為別人搬家的過程中在卡車上出了意外，傷了他的命根子，老板跑了，沒人對這次事故負責，他去看病卻受到醫生的侮辱。身體受傷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得不到補償，身體功能的失衡也使他的性格扭曲逐漸發展為心理變態。由虐待妻子到對社會的以暴抗惡，最后成為當地黑勢力團伙的頭目為別人充當“保護傘”而走上了不歸路。王祥夫的《一絲不掛》中的“阿拉伯兄弟”在被老板欺騙后憤怒之中搶劫了老板，并剝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才讓他回家去。在底層文學作品中作者為處于苦難中的底層沒有安排合理的解決問題的出路，而是著力刻畫了這些弱勢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和諧行為。將底層置于絕對的二元對立處境中使他們的抗爭走向極端，最后滑向墮落的深淵而自我毀滅。底層生活中不可否認總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這一幕幕苦難使他們的生活永遠處于絕境，沒有希望。作家這種追求快意的放縱式苦難書寫，將苦難的細節夸大，必然是對底層人民生活的扭曲。面對作品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底層究竟是怎樣的?甚至我們會懷疑作家這種迷戀苦難的背后有無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