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暗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離實合

欲清晰準確客觀地梳理出歷代文學前后繼承的線索，梳理者視角的選擇和轉換決定著其能否最大程度地接近文學發生、發展、演進的歷史原貌。我們古人對文學史的認識、發掘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因為在19世紀之前，中國文學史只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里蘊藏的一個點。筆者認為，文學史撰述初期的文學史敘事模式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中國文學史的敘事模式的表層為學習、模仿日本，而深層則仍然延續著來自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整體、宏闊的文化視野(如政治、哲學和歷史等方面)。日本的文學史和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又深受西方體系化、理論化的影響，敘述者以一個全知全能者自居，自信能將紛繁復雜的不一定存在必然聯系的文學事件、現象一一連接，從而演繹出一部類似八股文“起承轉合”式的有固定模式的文學史發生、發展、演進的框架體系。

其次，中國文學史早期敘事模式發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現在，學者們普遍認為，懷疑批判精神絕不是至五四時期方才出現，在魏晉時期、明代末年同樣表現突出。不管怎樣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懷疑批判精神是與傳統一脈相承的，絕不是也源自西方。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背景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欲掙脫傳統之束縛，進入一個新的敘事模式中，但因為其精神與中國古代文論接續得如此緊密，欲離實合，或似離實合。

再次，重經術、重考證的中國傳統學術牽制著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的慎重前行。有學者指出:“從試圖寫出中國文學史的最早那一批人開始，人們就確認了在傳統的目錄、史傳、詩詞文話、選本與新的文學史之間，一定存在著聯系，文學史正是這些本土學術的洋親戚”、“所以，依傍傳統的文學批評來寫文學史，得的正是近水樓臺的便宜。”［2］

總之，上個世紀初學人開始撰著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敘事模式表面上具備體系化、理論化而與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的敘事模式大相徑庭，加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了中國文學史在提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懷疑批判精神實質后欠缺細致的爬梳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工作，所以，得出了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離異的結論。其實，早期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因其仍然植根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土壤之中，不可能一朝一夕得以改變，而且，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仍然在根本的懷疑、批判等人文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息息相通，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在內在精神上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依然是暗合的。而且，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仍然彰顯著中國傳統文學理論“點、悟式”批評的痕跡，較少抽象的、邏輯推演的西方語言敘述模式。對這種文學批評語言方式，美籍華裔學者葉維廉先生反復申說其并無高下優劣，甚至還稱揚了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反映了批評者具備一種難得的“明澈的識見”(不以一個主觀的我的姿態出現，分割、截斷本然的本分的一些文學現象和文學理論)，他說:“批評家的先決條件也是要有‘洞徹之悟’的，對作品中的藝術性(一首詩的機心)有了明澈的識見，也就不在乎他用的是‘點、悟’的方式，還是用邏輯化的辯證的程序，而都可以做到‘言簡而意繁’的有效地批評。”［3］可見，發揮運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本色”、“當行”十分鮮明地體現在上個世紀的早期中國文學史著作中，盡管有的文學史著作存在敘述語言棄文近白、敘述模式的體系化、突出民間文藝的位置等特點，但是其根本的敘事模式仍然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理論的批評精神契合，故而可謂之似離實合，“離”為離異，“合”為暗合。張法教授在“全國第一屆文藝學高峰論壇”的大會發言中曾提出我們編撰“文學概論”和“文學史”應該以中國傳統之“文”的概念為核心范疇，而不應該僅限于西方的“文學”概念，這種看法是極有啟發意義的。［4］

二、迎合———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似合實離

上世紀40至60年代，中國文學史敘事模式由于政治的波動而出現了一個轉折，總的來看是政治色彩濃厚，結合時代特征對古代文學作家及其作品進行詮釋。有學者說“于是，每經過一段時期，尤其每經過一段政治上的波動，適應文化理論與社會實踐的新的要求，必會涌現出一批新的中國文學史教材”。［5］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大致成書于抗戰時期(上卷成于1939年，下卷成于1943年)。此書以“陶淵明及其作品”為題，開始即用很大的篇幅介紹陶的生平、家庭、經歷、理想和人生選擇，不惜在其詩中尋繹出相應的詩句以資佐證，甚至大段引述《歸去來兮辭》的序以說明其歸隱田園的心路歷程。其次，以陶淵明34歲辭去彭澤縣令為界將其詩歌創作分為兩期:前期“在社會服役，為饑寒奔走，對于當代政治社會，雖已感著厭惡，但他的人生主旨，還沒有達到決定的階段”;后期“作品最多，藝術的價值也更高”，［6］且選擇前后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給予論證。總之，前期突出其內心的苦悶及對東晉黑暗社會的批判，后期則對歸隱的樂趣和淳樸的農村田園生活、風光進行贊美。再次，對陶淵明的詩歌的藝術特色作簡單地交代，“他的文學語言，是質樸自然，清簡平淡，而其特色是以工力造平淡，于精煉處見自然，所以高人一等”。［7］相比思想內容而言，藝術特色的論述是十分簡略的。最后，結合后人對陶的評介指出其在文學史上的影響，即:“可見一個不同思想不同生活境遇的人，會在陶淵明的作品里接受不同的影響”。［8］

可見，生平、遭遇等(詳)→作品的思想內容(詳)→作品的藝術特色(略)→文學史影響(略)是劉大杰先生撰寫《中國文學發展史》時比較固定的一個敘事模式。我們再看60年代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陶淵明”一章的敘事模式。其實，只要看標題即可，共分三小節:一是“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二是“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三是“陶淵明的影響”。［9］此種文學史敘事模式深受撰寫者所處時代、西方語言策略的影響，實與我國傳統的文學批評精神貌合神離。陶淵明為什么歸隱這個問題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劉大杰先生認為崇尚自然自由的個性、東晉政治的“紊亂”、“黑暗”和“虛偽的禮法”是促使其歸隱的三個主要原因。［10］前一個個性方面的原因如果還說得過去的話，后兩個屬于外在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然而劉先生的敘述卻較為倚重政治、文化方面的原因，這就有可能將一個人的成長、選擇與其生活的外在環境一一對應，分析得到的是一個普遍性十足的空殼陶淵明，離鮮活、豐富的個性化的陶淵明相去甚遠。游國恩等先生主編之《中國文學史》說:“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絕望之后，采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11］主要結合其與上層統治階級的“決裂”分析其詩“對腐朽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度”，［12］和“遠離了污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卻更接近了下層文人和農民”。［13］尤其突出強調其田園詩對勞動生活的反映，而且不惜如此夸贊:“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頌”。［14］但我們只要細讀陶的一些詩篇，就會發現其詩篇中對勞動的描寫歌頌多是寫意性和極富啟示性的，它另有所指，至少不是那種樸實的勞動詩篇。面對文學這一極富靈性的藝術門類，將西方的因果式敘事思維嫁接過來，看似天衣無縫，實則離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點悟式”文學批評的傳統模式已經相去甚遠。硬要在外在社會政治環境、士人文化風尚等方面與作者的個人選擇方面拉上關聯的做法，顯然是要顯示作者的文學成就特點與諸多外在因素的必然性，但此種必然性有多少合理性呢?陶的歸隱有無偶發原因呢?只有轉換此種一元化的邏輯敘事模式，中國文學史上諸多如陶淵明一樣的文學家才能以立體、豐富、生動、鮮活的面貌呈現在后代讀者的面前。另外，游國恩等先生的著作中相對突出作家作品的人民性(勞動、平易是其外在顯現)，顯然與撰寫者所受的時代思潮有關。對陶淵明這方面的評論有可能成為欲加之辭，太多的主觀性是撰寫者不能自覺防止時代思潮侵入其敘事模式造成的。可以說，40至60年代的文學史敘事模式充滿著濃烈的功利色彩。“1950年代以后，由于‘社會現實主義’成為惟一合理、正確的文學理論，它便以更加強制性的力量，規范了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閱讀。”［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