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梁璐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證券與期貨學院

1碳排放與國際貿易

對碳排放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量化貿易的壞境效應；第二是碳泄漏分析，碳泄漏分析是指部分經濟大國不參與強制性參與減排行動會導致減排國家的市場競爭力降低和導致缺乏碳排放約束政策國家的碳排放量的增加；第三基于貿易調整的碳排放是否能消除碳泄漏和減少全球碳排放量的問題。現有研究已經確定的表明碳排放對于國際貿易的影響。在國際貿易中，主要發達國家都是碳排放的進口國，而具有豐富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則是碳排放的凈出口國。WychoffandRoop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六個最大OECD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的13%來自進口。從理論上講，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分為三個要素：結構、規模和技術效應。國際貿易的多層效應對環境既會帶來好的影響也會帶來壞的影響。比如加拿大與日本的雙邊貿易等減少兩國的碳排放，日本出口制成品能夠非常有效率地降低碳排放，而加拿大出口能源、資源密集型產品，如紙制品和煤炭。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每個國家將專門生產在各自國家相對別國生產成本相對低的產品。由于這些經濟上的原因，國際貿易在減少碳排放上必然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氣候和能源政策就非常重要。從公共政策的角度看，碳關稅可能能夠抑制碳排放。歐盟的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征收碳關稅以滿足《京都協定書》的承諾。

2碳關稅的本質及對中國貿易的影響

碳關稅的目的是要解決“碳泄漏”問題，其作為基于激勵機制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工具，已經獲得經濟學家廣泛的研究,同時也引起了中國決策者和學者的重視。目前，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僅次于美國。而國外有研究表明：全球新增碳排放量，中國就占40%。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資源能源，決定了中國能源部門和整體經濟“高碳”的特征。同時，中國也是全球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而對于中國碳排放拐點的預測則表明至少到2020年中國碳排放量才會呈下降趨勢。從國際責任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看，都需要將中國政府出臺合理政策將碳排放水平降低到合理水平。正是由于中國經濟和出口部門的“高碳”特征，碳關稅必然會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不可避免的影響。而目前，關于碳排放的會計原則是由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發起的，這一會計原則對一個國家的碳排放只計算本國國內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然而這一基于生產角度的會計原則能否有效減輕國內對化石燃料的需求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然而，從理論上說，基于消費角度的量化原則比從生產角度的量化原則更有吸引力和合理性。PetersandHertwich(2008)舉例說明：基于IPCC原則，自1990年開始英國的碳排放下降了15%，而基于消費角度的會計原則則顯示在同一時期，英國碳排放上升了19%。這兩位作者指出從公平的角度而言，基于消費的碳排放會計原則比基于生產的碳排放會計原則具有更多吸引力的性質，這種方法最大的優點是能夠避免碳泄漏(CarbonLeakage)，鼓勵環境保護的比較優勢，解決競爭問題，加快技術擴散。基于消費的碳排放會計原則計算的一個區域內消費的產品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管這個產品是在何處生產。因此，這種方法，需要考慮國際貿易的因素。這種方法特別受到諸如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歡迎，正在經歷由于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出口和能源消費的劇烈增長。當前的全球氣候框架對以碳排放密集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

3應對對策

首先，中國政府應該加強“碳外交”。中國應該在這一問題上不應該簡單地反對，而是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碳排放交易系統和碳排放會計原則的制定上應該主動積極地爭取話語權，以期能夠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氣候環境框架。謝來輝，陳迎(2010)就建議揭示國際貿易中的生態不平等交換問題，發達國家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碳排放的減少，其本質上是“轉移排放”。在多變氣候談判應堅決的捍衛《京都議定書》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而統計數據也表明，目前80%的碳排放總量是西方國家在過去50年工業發展排放的。國際上目前并沒有一個統一碳排放參考標準，然而在碳排放標準和碳排放交易系統的設計上，任何一個國家能忽視中國這樣一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因此中國應該充分發揮經濟大國的調節作用。利用清潔發展機制(CDM)爭取到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目前中國是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國家，占60%的份額。這些CDM項目換來的設備和技術在中國風電和建筑節能等方面的低碳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其次，從國內層面看，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以推動我國綠色貿易的發展。在這一點上，中國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針對中國與日本雙邊貿易的研究表明，兩個國家的貿易能夠有效減少碳排放總量，而實證分析也表明由于國際貿易的影響，與日本消費有關的碳排放通過雙邊貿易被轉移到中國。兩個國家的碳排放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而中國出口工業的碳密集程度遠高于日本的出口工業。基于中日兩國的比較優勢理論合理的解釋了1990年以來日本碳排放與雙邊貿易負相關且呈下降的原因，那么這一政策含義就是中國的出口工業應該學習日本的生產技術來降低出口工業的碳排放。最后，從政策角度看，中國可以在國內先開征碳稅。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系統的條件并不成熟，因此許多學者建議啟動國內碳稅的征收，所得稅收補貼企業用以開發低碳技術。當然，碳稅的設計上還有許多稅前問題需要解決，比如碳稅將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是否會帶來收入差距，或削弱中國的市場競爭力，而且其必須能平衡能源部門和中國經濟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