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光和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倫理學、紅學等領域都有著重大的貢獻,在學術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胡適于1917年1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而成為文學革命的發起者,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領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胡適對中西方思想的沖突和影響問題一直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自覺的意識,胡適1960年7月10在西雅圖中美學術會議上這樣說:“我想我們要推論中國傳統的將來,應當先給這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一百五十年的對照之后的狀況開一份清單。我們應當先大致估量一下:中國傳統在與西方有了這樣的接觸之后,有多少成分確是被破壞或被丟棄了?西方文化又有多少成分確是被中國接受了?最后,中國傳統還有多少保存下來?中國傳統有多少成分可算禁得住這個對照還能存在?”[1]胡適對中西方文化影響關系的分析也同樣適合我們對他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分析。

作為近現代中國史上接受西方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對臺下聽眾的追問自然可以看作他自己對這一問題的反思。胡適自己是承認西方文化對他的影響的,比如他對實用主義哲學、歷史進化論的接受以及對包括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史在內的歐洲近現代文學史的借鑒,但具體到如何受到以及受到哪些具體的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思潮影響的問題,胡適卻一直語焉不詳,或回避,或否認,這給后來的相關研究增加了不少難度。比如胡適在與徐志摩的一封通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實秋說:‘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又說我‘對于詩的基本觀念大概是頗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的’。對于后一句話我自然不能否認……但我當時的希望卻不止于‘中文寫的外國詩’,我當時希望———我至今還繼續希望的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這是我理想中的‘新詩’的意義,———不僅是‘中文寫的外國詩’,也不僅是‘中文來創造外國詩的格律來裝進外國詩的詩意’的詩。”[2]胡適并沒有否認他的文學思想(包括白話詩)與外國文化的關系,缺憾的是他沒有對這種影響關系進行詳細和深入的說明。他在美國的留學日記(1916年)中,又說:“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著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為Utilitarian,其為Yol-stoyan又何損其為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為Utilitarian,抑或Yolstoyan也。”[3]胡適強調的是,只要他說的有道理,那么他的思想與西方的什么人什么思潮相似,又有何妨?胡適認為,這種相似反而恰恰印證了“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的道理。

一、胡適文學思想與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從1917年《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日起,就一直是文學論爭的話題。實際上,當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在寫作《文學改良芻議》的時候,是有一個與梅光迪、任叔永反復進行辯論的過程,其中某些話題就已經涉及到對中西文學觀念差異的探討,其時,梅光迪就曾勸誡胡適勿為西方膚淺“新思潮”所“動搖”。梅光迪認為白話詩的寫作沒有前景,注定要失敗,并最早提出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特別是白話詩的主張)受到美國等西方文學潮流的影響。梅光迪認為胡適是在剽竊西方不入流的“新潮流”到國內販賣,他說:“所謂白話詩者,純拾自由詩Verslibre及美國近年來形象主義Imagism之余唾。”[4]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有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跟,勿為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3]而后,在與學衡派等論戰以及后續的學術研究中,胡適文學思想與西方“資源”之關系的問題,更是一個常被提及的論題。胡先?曾對《嘗試集》從形式到內容都進行了全面否定,認為胡適“模仿西歐頹廢派”,“復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余唾”,所以才“有如是之失敗”,還認為胡適“新詩之精神”“不過枯燥無味之教訓主義”、“膚淺之象征主義”、“纖巧之浪漫主義”和“肉體之印象主義”[5]等。

胡適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之后,陳獨秀及時給予了積極回應,并在2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贊同并擁護胡適的文學改良主張。推崇胡適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之急先鋒”,確定了胡適作為文學革命發起者的地位。陳獨秀當時已經敏銳地覺察到胡適文學改良思想所受到的西方浸潤,同時也及時推出了自己的同樣受到西方影響的文學主張“三大主義”作為呼應,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6]。胡適也認可1922年康白情在《評胡適的詩》一文中對他的白話詩創作進行的評價[7],其中主要談到胡適白話詩的兩個特點:一是“說理”傾向,二是帶有美國風(美國的影響)。最早將胡適的新詩與美國意象派詩聯系起來的是劉延陵。他在1922年2月15日《詩》月刊第1卷第2號上發表的《美國的新詩運動》一文中說:“新詩(TheNewPoetry)是世界的運動,并非中國所特有。”他還詳盡地列舉了意象派的六條主張,并在第四條(“求表現出一個幻象,不作抽象的話”)之后的括號里說:“詳見胡適之先生論新詩。”[8]這里的“論新詩”指的是1919年10月發表的《談新詩》。1922年8月17日,聞一多在其一封寄往清華文學社的英文信中寫道:“YoumaybeinterestedtoknowthatourliteraryinsurgentDr•HuShi’s(八不主義)isnotquiteofhisowninventioneither•Ishallcopyseveralofcre-dooftheImagists,aschoolof“new”poetsofwhomthegreatestlivingwomanpoet,MissAmyLowellistheleader(胡適博士的‘八不主義’并不完全是他的發明,他可能是復制了以偉大的女詩人艾米•羅威爾為旗手的意象派‘新’詩人的信條。)”[9]梁實秋在1926年說:“在美國英國有一部分詩家聯合起來,號為‘影像主義者’,羅威爾女士,佛萊琪兒等屬之。這一派唯一的特點,即在不用陳腐文字,不表現陳腐思想。我想這一派十年前在美國聲勢最盛的時候,我們中國留美的學生一定不免要受其影響。試細按影像主義者的宣言,列有六條戒條,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幾乎條條都與我們中國倡導白話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話文運動是由外國影響而起。”[10]朱自清在其《新文學研究綱要》中指出,胡適的理論主張受到“美國意象派(朱自清譯為影像派)的影響”[11]。又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指出:胡適是第一個嘗試新詩的人,是新詩的“開山鼻祖”,《談新詩》是早期白話自由體詩創作的金科玉律。之后的周作人也發現胡適文學思想里有西方的成分,“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里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12]。但他更強調的是胡適文學思想的本土資源,認為《文學改良芻議》就是明代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現代版。同時期,關于胡適的戲劇創作和戲劇理論也得到了關注。1935年洪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導言》中對胡適改良中國戲劇的理論主張作出了相當積極的評價。洪深肯定了胡適對西洋戲劇的提倡,尤其肯定了胡適對易卜生提倡“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問題劇的引進。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胡適思想進行了大批判,因為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批判的論題主要集中在實驗主義哲學和進化論等西方思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