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拓 李楨 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昆明醫學院法醫學院

器官移植（organtransplantation）是指用醫學手段摘除一個個體的器官并將它移植于同一個體(自體移植)、同種另一個體(同種異體移植)或不同種另一個體(異種移植)的相同部位或不同部位。器官移植分為同種移植、異種移植、自體移植、異體移植、原位移植和異位移植[1-2]。通過人體器官移植，可以使人類生命個體重新恢復正常的生理機能，帶來重生的新機。器官移植作為人類歷史文明與社會進步的產物，已越來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近幾十年來，人類器官移植技術有了迅速的發展，有學者將其喻為二十一世紀醫學之巔。在為患者帶來福音的同時，器官移植一直面臨著倫理問題帶來的巨大挑戰。從諸多研究文獻來看，近年來學者們對于我國器官移植存在的醫學倫理學問題都有所研究。李倫認為同種器官移植及異種器官移植會產生一系列倫理學問題[3]，周華等從活體和尸體器官移植的倫理學方面也闡述了相關問題[4]，而丁樹芹、雷寒、徐靜村等也從器官移植與捐獻作了相應的剖析并給出了對策[5]。如此看來，我國的器官移植面臨的倫理學問題主要在器官來源、尸體器官移植、活體捐獻、胎兒器官移植、異種器官移植以及器官分配的倫理原則等方面。本文主要探討活體器官移植面臨的倫理學問題。

1活體器官移植面臨的醫學倫理學問題

1.1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來自我國衛生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100萬人需要進行腎臟移植，有30萬人需要進行肝臟移植，其中僅有大約1%的患者能夠得到器官移植的機會[6]。器官移植供體緊缺是阻礙我國器官移植發展的關鍵因素，而導致我國供體來源不足的因素卻與我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密切相關。我國有著五千年的燦爛文明，這也使得我國國民的心理、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與西方國家有著本質的區別。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禮記》中說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因此使得大多數國人希望入葬前應“保得全尸”，認為“生要完膚，死要厚葬，全尸去見列祖列宗”。傳統的思想自然也束縛著人們對器官捐獻的看法，讓人們無法接受“死無全尸”的事實，認為器官移植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美國人肯漢寧說過，“為什么一個人間接為了鄰居，尚且可以犧牲生命，現在為了同樣的目的，直接犧牲的還不是生命，難道就不行了嗎”。據不完全統計，從2003年1月至2009年5月，中國內地僅有130位公民死后捐獻了器官[5]。筆者認為，器官移植實際上是十分符合倫理道德標準的，因為捐獻器官的本身可以救助另一個人的生命，佛家認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就是這個道理。

1.2人體器官商品化操作器官買賣不能合法化的國際慣例在諸多國家以及地區的立法中均有所體現。韓國器官移植法[7]第6條第1款規定，“任何人不得給付、收受或者約定給付、收受金錢、財產性利益以及其他反對給付而實施下列各項規定的行為”。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3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買賣人體器官，不得從事與買賣人體器官有關的活動”。器官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其身份的特殊性決定了與日常商品的差異，即使買賣雙方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自愿的，但是并不能成為支持器官商品化合理的理由，也是法律所禁止的。由于供體器官來源的嚴重不足，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數量頗多，雙方比例差異懸殊，患者及患者家屬不惜重金購買器官，使得器官成為買賣交易的“商品”，給了器官買賣中介和出售商有利可乘之機，從而開辟出了器官買賣市場。器官買賣這一現象不僅違反法律規定，還嚴重違反社會倫理道德標準。首先，人體器官與我們日常生活中交易的商品是不能劃等號的，器官買賣實際上侵犯了一個人的人格權。其次，器官的不可再生性以及稀有屬性必然導致器官買賣費用的居高不下，這就導致生命在“買賣雙方”經濟基礎不一致的情況下的極不平等，違反了生命平等的倫理道德。另外，器官的商業化操作可能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犯罪分子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惜鋌而走險制造虛假手續、虛假證件等，這些行為也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因此有學者指出，供體器官的商品化問題是嚴重違背人道主義的不道德行為[8-9]。為了制止器官商品化，我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還規定，“活體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體器官捐獻人的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或者有證據證明與活體器官捐獻人存在因幫扶等形式親情關系的人員”。有學者認為，這一政策的制定雖然有效地制止了器官商品化傾向，但也極大地限制了活體供體器官的來源[10]。

1.3活體捐獻的知情同意任何一項有關器官捐獻與移植的決定只有在捐獻者、醫生、法醫和被治療者共同合作的情況下才能完成，相互信任和互惠互利原則往往把他們的關系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知情同意原則的真正目的，在于任何一個器官捐獻的行為應由志愿捐獻者自己決定，而器官移植工作的開展與否則由醫生和被治療者決定。知情同意不但使器官捐獻者對于要捐獻器官的行為加以思考并權衡利弊，而且可使被治療者在同意和拒絕之間做出一個明智的選擇。器官捐獻的意愿必須出自于器官捐獻者自己本身。知情同意包含了認知、意愿、決定、動機與理解等多方面的內涵[11]，它保護了器官捐獻者和被治療者的自愿權利，使二者雙方充分了解器官捐獻的意義及目的，避免了因為死后器官的摘取而導致的家屬與醫生、家屬與法醫之間的意見分歧和矛盾產生。因此，任何非自身意志做出的器官捐獻都是違反社會倫理道德的。針對器官移植的發展趨勢，國外很多國家相繼出臺了成文法律規定。目前，世界上通過器官移植相關法律的國家有美國、德國、奧地利、韓國等國家，但各個國家的立法情況不盡相同。其中，最典型的器官移植法是“自愿捐獻法”和“法定捐獻法”。而我國在此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1.4重受體輕供體現象在活體器官移植中，醫生往往更加重視器官接受者的身體康復狀況與預后情況，對于器官捐獻者，卻沒有給予同等重視，這嚴重違反了器官移植倫理觀念。一方面，器官捐獻者是本著一種舍己為人的精神做出此舉動，其精神與行為本身就應當得到肯定與弘揚。鑒于器官的不可再生性將導致活體器官捐獻者受到不可避免的身體創傷，如若再得不到同等的關懷與重視，精神創傷也會隨之而來，這將會給活體器官捐獻的發展增加一個絆腳石。另一方面，器官移植的原則是在不損害供體身體健康的原則下挽救受體的生命健康，如若供體因不合理摘取或不得當護理而喪失生命或者損害身體健康，造成“一命換一命”的現象，就會嚴重違反器官移植的根本性原則，造成生命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