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正平 單位：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歷來的研究都注意到梁啟超等人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和對進化論的接受，因此進化論的歷史觀對文學的影響，就成為論者經常注意的問題。但晚清公羊學歷史觀對現代文學的影響，則向來少為人注意。從晚清小說創作看，“史傳”對于中國小說的影響，大體表現為陳平原所總結的“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實錄的春秋筆法，以及紀傳體的敘事技巧”這三方面。后來有人進一步認為：中國小說在題材、思想觀念、藝術技巧和尚實的審美特征諸方面，都與史傳有無法分割的血緣關系，也有人從敘事文學的深層結構探討歷史與文學的關系。上述研究在具體問題上均有獨到見解，但論者大多未能把問題置于特定歷史語境中來討論，結果對有些問題（比如中西小說的結構優劣）的探討，陷入了一種藝術價值上的相對主義。簡單說，歷史敘事在各種技術層面上如何影響文學，已經有比較深入的研究，略如上述。本文重點討論公羊學歷史觀對現代小說的深層影響。

一晚清公羊學的世界觀與歷史觀

晚清公羊學的基本歷史觀念，建立在對中國所處情勢的基本認識之上。對世界局勢的判斷，是公羊學歷史觀的根據。康有為認為，晚清時世界已經到了“列國并立”的時代，中國君臨萬邦的世界想象不復有現實的基礎。他從傳統立場出發，把世界的列國時代和歷史上的春秋列國時代相比附，由此推出具有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變革主張，其核心，是依靠新圣人康有為和英明君主光緒帝，對內以俄國日本為榜樣，實行法家式的強力變法，對外則推行儒家的王道，感化西方蠻夷。由此來看公羊學的歷史觀，可能會得到比較清晰的認識。傳統公羊學的歷史觀，從最初《公羊傳》提出“三世異辭”——“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到董仲舒把《春秋》所記載的魯國十二公分別劃入“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再到何休把三世發展成了“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這樣一個系統性的歷史哲學。這個歷史哲學的具體含義是：孔子對三個歷史階段使用了不同“書法”：傳聞世時代久遠，恩薄義淺，書法從略；所聞世相對近一些，書法較傳聞世略詳；所見世為孔子所經歷，故記載最詳細，而且由于距離近，有諸多忌諱，故用辭謹慎而隱晦。同時，這樣的不同記載，又寄托了孔子對三個時代不同的政治態度和理想。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三世系統，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歷史演化模式。

需要指出，漢代公羊學的三世說仍然是一種歷史循環論，“太平世”往往是“當今皇上”想欲達到的，或是其子孫想欲達到的有限目標，而非終極目標。歷史循環的結果最終還是由治到亂，或者相反，“太平世”之后還會出現“據亂世”，“據亂世”之后人們的理想當然是向往太平。從孔子到司馬遷、何休，他們對自己所侍奉的當代君主的贊美，并不等于對古代圣王的貶低乃至否定。后代的進步更多可能是經濟文化乃至政教上的進步，從根本道德上不可能超越古代圣王。《禮運》“大道既隱”的感嘆，正是兩千年厚古薄今傳統的經典表達。司馬遷固然在《太史公自序》和《貨殖列傳》中贊揚漢代的“海內一統”，政治經濟超越前代，但他會真的認為“今上”漢武帝和他前后的皇帝們可以媲美三代圣王？顯然不是。從公羊學歷史發展模式本身看，也體現出循環論的特點。按照董仲舒的解釋，所謂存三統的實質含義是，新王朝順天應人承繼大統，應該對前王之后給予相當的分封禮遇，每個時代應該同時有三個王朝的統緒承傳，所謂“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新王出現，原來三王中最早的一位王則退而被尊為五帝，原先五帝之中最早的一位帝退而被尊為九皇，原先九皇之中最早的一位皇退而成為六十四民之一。

皮錫瑞對此解釋得最為清晰。由此可以看出，王朝更替方式應該是和平的、共享的、漸進的，而不是絕對對立的、你死我活的。孔子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也正是這個意思。那么，新王的出現（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就是合乎規律的階段性的歷史現象，三統（黑統、白統、赤統）輪流相繼，“形成歷史演變的循環”。康有為提出大同學說時，正遭遇進化論影響，晚清公羊學似乎具有了進化論直線歷史觀的特征，何休的三世說似乎被絕對化了。人們在文字言說層面，傾向于證明傳統的公羊學與進化論具有一致性，并因此而將前者提高到一種具有終極意義的歷史哲學高度。梁啟超將帝王相繼的三統循環美化為“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為天下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他說：“《春秋》之立法也……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據亂，漸進而為升平，又漸進而為太平，今勝于古，后勝于今。此西人……所倡進化之說也。支那向來舊說，皆謂文明世界，在于古時，其象為已過。《春秋》三世之說，謂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為未來。謂文明已過，則保守之心生；謂文明為未來，則進步之心生。”

但他的落腳點最終還是：“明三世之義則必以革新國政為主義。”康有為也說：“蓋推進化之理為之，孔子生當據亂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歐美大變，蓋進至升平之世矣。異日，大地遠近大小如一，國土既盡，種類不分，風化齊同，則如一而太平矣。”這顯然過于簡單、樂觀。大同理想太遙遠，對于現實世界并不具有多大指導意義。所以康有為又趕緊強調，“有亂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世之升平、據亂”，“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為九世，九世可推為八十一世，無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進化尚多，其分等也繁，豈止百世哉！”如此一來，他幾乎用一種復雜的時代分等數字游戲，把最初的大同理想解構了——既然每一世中可以細分為據亂、升平、太平三種狀態，那個遙遠的最終的太平盛世還有什么意義呢？康有為自己解釋說，“圣人之治，如大醫然，但因病而發藥耳，病無窮而方亦無窮，大同小康，不過神人之一二方哉！竊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舊方，不揣愚妄，竊用發明，公諸天下，庶幾中國有瘳，而大地群生俱起乎？”如此看來，大同之說，也不過是一種階段性的政治理論，據亂、升平、太平三世實質上還是一種循環而已。